广富林居民世代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通过遗址考古与文献记载,目前可以确切考证的是周代、宋代,以及元末至今的历史。

广富林遗址的出土文物中,周代青铜器工艺精湛,可见当时的生产水平之高。出土的周代卜甲、玉琮、青铜农具、兵器等遗物和祭祀坑等,表明广富林在周代已经形成城镇聚落,极有可能是当时上海地区古文化的中心之一。

图3：宋朝龙首构件(来源：《文汇报》2012年6月8日)

周以后,由于史料缺乏,广富林一带文化发展脉络不甚明了。但是到南宋时期,中国经济重心南移,大量劳动力与先进农业及手工业技术随之而来,广富林文化呈现繁荣之势。最典型的例证是出土的宋朝龙首建筑构件(见图3),全长60厘米,雕工精美。从其体量推断,它曾用在大型建筑之上。可见当时的广富林地区具有一定的建筑规模,但详细情况仍有待进一步考证。(www.daowen.com)

元末虽然战乱四起,但松江在张士诚“保境安民”政策下较少受到战乱的纷扰,大量文人聚集于此,推动了松江经济文化的发展。正是在这一时期,“广富林”以“皇甫林”的名字出现在杨维桢《干山志》中,这是现存史料文献中最早的关于广富林的文字记载。明正德七年,广富林作为华亭县的六市之一出现在《松江府志》中,陆润玉所作《谿桥晓市》记载那里“石梁双跨谿,虹影倒涵水。斜月未墮烟,烟中市声起”。而后广富林市升格为华亭县十六镇之一,这标志着广富林的市镇化。

明清时期是松江最为繁荣的时期。那时的松江是全国棉纺业中心,“松江布”驰名天下,有“衣被天下”之美誉。云间书派、云间画派和云间诗派的形成,展现了松江厚重的文化实力。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交相辉映,科举世家、文人名士相继涌现,广富林崇文重教的文化特质也逐渐成形,高士亮节正气浩然,塑成了强烈的乡土情怀和家国意识,在明末抗击清军进犯之时,展示出惊人的文化韧度与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