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年鸦片战争后,随着《黄埔条约》《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的签订,外国传教士可以在中国建立教堂和布教,由此,钢琴开始进入中国部分城市社会民众的视角,钢琴从皇帝的玩物逐渐变成了宗教传播的工具。各地传教士把钢琴作为传唱基督教音乐的乐器带入中国的教堂和教会学校。以上海为例,创办于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的女子教会学校一般都开设了音乐课,甚至钢琴课。

19世纪60至90年代上海开设钢琴课的女子教会学校

1881年美国传教士林知乐开办了上海中西书院,进入书院的学生每年都要学习琴韵,里面包括钢琴课。1898年成立的经正女学、1902年成立的务本女塾都设有钢琴课,且聘请日本人担任教师。1903年2月日本归来的沈心工在上海南洋公学附属小学创设乐歌课,开新式音乐教育风气之先。

上海中西书院课程安排表^[3]

女生学习钢琴已越来越成为当时中上阶层象征进步文明的举动。一些学钢琴的女生的照片也在一些画报中出现。1929年1月4日《沪江年刊》刊登了一幅标题为“女生钢琴班”的照片,1930年4月9日《良友》刊登了以钢琴为背景的女学生生活照片。

但这些面向中上阶层的上海教会学校对钢琴文化的推广和普及并没有带来多大的促进作用。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维新变法、百日维新之后,钢琴和钢琴课的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才被提上议事日程。一些曾留学西方的爱国人士把钢琴作为一门音乐课引入中国。1902年清政府颁布《钦定小学堂章程》和《钦定蒙学堂章程》,1904年颁布《钦定学堂章程》,不仅从官方途径认可并支持新式学堂的建立,而且还鼓励新学堂开设乐歌课,从此,钢琴从单纯的宗教传播的辅助工具变成了接受西方文化、启迪国民进行美育教育的学习工具。20世纪20、30年代,围绕钢琴学习的教材和教辅书籍开始问世,从目前能检索到的23本书籍来看,虽然数量不算多,但能反映那个年代钢琴教学已逐渐纳入学校的课程体系中。

20世纪上叶钢琴书籍出版物资料检索结果表(www.daowen.com)

——摘自上海图书馆近代文献馆藏资料

在以上书籍中,王义编译的《进行曲》1908年第一版,到1925年12月已出至第6版,到1929年10月已出至第8版;白蕊的《进行曲选》1928年9月第一版,到了1930年8月已出至第二版;奥好义的《洋琴教则本》在1921年已出至第19版了。这些说明当时以钢琴为乐器伴奏的进行曲在学校大受欢迎。以王义编译的《进行曲》为例,其中收录了36首曲目,有《华盛顿进行曲》《俄国进行曲》《德国进行曲》《国防军进行曲》《土耳其进行曲》《爪哇进行曲》和《马赛也,法国国乐》等,从曲目的名称中可以看到这些进行曲背后选曲人选择曲目的主观因素,其中的原因不乏与进行曲的特点及时代背景密切相关。丰子恺曾说,“进行曲在一切注重内容的乐曲中,曲情曲趣最为丰富,所以自古以来,常为一般民众音乐常用的乐曲形式。古代盛行用于祭礼,希腊悲剧中常有进行曲,中世纪盛用于歌剧中。至近世尤为盛行,一切乐器,皆多有进行曲,诸大作家的杰作中,皆有进行曲。”^[4]“这种形式的乐曲,其趣味不是专门的,而是通俗的;其情感不是静的,而是动的,可以鼓励人,使人振足,使人兴奋,使人团结,音乐中‘亲和力’最强的,莫如进行曲了。故这种乐曲,可说是最前进的,生气蓬勃的乐曲。在我们这个时代,正需要这种乐曲。”^[5]钢琴作为进行曲的器乐载体,发挥着其他乐器无法替代的“前进”“生气”“团结”“鼓励”的作用,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转型时期,钢琴的革命之用体现得淋漓尽致。甚至有的杂志以钢琴为例,说：“夫音乐既可改良未开化之人种。则其于文明国人,裨益愈大。可播而知矣。”^[6]

在《钢琴教本一》的出版说明中,作为本书的作者,上海美术学校音乐主任刘质平教授写到：“师范讲习科弹琴教学时间,每周只有一小时,但是每级人数,大约有三四十人,不够个别练习,所以教学弹琴,每生隔周轮流一次。”^[7]从中可以看出,虽然学校的钢琴数量有限,不能满足学生练习的要求,但还是能够反映美术学校的学生也兼修钢琴课,进行音乐的通识教育。在本书的目录里,作者还罗列了每学期钢琴课的学习内容：

上海美术学校钢琴课课时和内容安排表^[8]

从上述的课时安排和学习内容来看,该校学生要学习钢琴2年半,已接近专业钢琴人才的培养周期了。一个以培育绘画人才为主要目标的学校,如此重视音乐艺术的培养,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学习钢琴作为美育熏陶的必要路径,这成为当时学校教育的一个共识。

此外,在《钢琴教本一》中,还提到了这本书在各省各大书局分售^[9],这也说明了这种师范讲习教材在其他省份里也有一定市场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