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十一年,曾文正公以研精器数、博涉多通荐于朝,奏特旨访求,从此表襮于时。”此后数年,徐寿在安庆内军械所潜心设计蒸汽轮船,并于同治六年在安庆成功建造出我国首艘国产轮船“黄鹄”。“徐君父子已有此能,则于制造与格致之学,可谓精明而无其右者矣。然其心犹未足,以为见闻尚浅……以后徐君决意久居上学,以便与西士考证西学,故请曾文正公派于江南新设制造局内。”^[12]在证明了自己的机械制造之理后,时年五十岁的徐寿,他的科研激情仍在涌动着。

同治六年,徐寿调至上海江南制造局,转向研究西学。一年后,徐寿在江南制造局建设翻译馆,翻译馆设在局里的西北角,共有24间工作房,每人一间,既相对独立,又方便交流。此后,他又委托傅兰雅向英国订购50余本科技类书籍和一套化学仪器。然而此时西方口译者只有傅兰雅一人,为扩充翻译规模,又聘请外国译员玛高温、金楷理、伟烈亚力等。由徐寿主持整体工作,分设“翻译格致化学制造各书提调一人,口译二人,笔述三人,校对图画四人”^[13]。在口译、笔述人员的合作之下,各项翻译工作迅速展开。

翻译馆内翻译西方科学史籍,仍然沿用明末以来的口译笔述的传统方法。对此,傅兰雅在《江南制造总局翻译西书》中有具体描述：“至于馆内译书之法,必将所欲译者,西人先熟览胸中而书理已明,则于华士同译,乃以西书之义,逐句读成华语,华士以笔述之。”^[14]这种翻译方法需要一位会说汉语的外国人将书籍的内容口述,中国译者再用文言文记录下来。有时,外国译员找不到合适的词来表达的时候,只能借助手势、表情。傅兰雅也描述了翻译过程中遇到的重重困难：“若有难言处,则与华士斟酌何法可明;若华士有不明处,则讲明之。”确实,即便已经层层筛选,译书之人皆为出类拔萃之人才,但西士对于文言、华士对于西文都不甚了了。可以想见,徐寿作为翻译馆的统筹与主持者,他的工作是何等艰难而富有挑战。

1871年至1907年间,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共译书23类,160部,1075卷。徐寿与傅兰雅始终是翻译馆的核心和骨干,根据表1、表2,两人分别是出版译著最多的口译人与笔述人。仅凭这一点,便能读出两人对于翻译事业呕心沥血的付出与矢志不渝的热爱。1875年前后,翻译馆中几个重要的笔述人先后调离。1880年时,又回到了仅傅兰雅一人作为口译人的局面。后因经费不足、洋务运动重心转移、主要创始人徐寿辞世等多方面原因,翻译馆遭到冷落,逐渐走向衰败。20世纪初,翻译馆开始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

图1：江南制造局翻译馆译书经费

表1　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主要国外口译人员^[15](www.daowen.com)

表2　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主要中国笔述人员^[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