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89年,法国科学家拉瓦锡(Lavoisier,A.L.,1743—1794)出版《化学概论》,以钟罩实验的事实为依据,全面批判了英国化学家罗伯特·波义耳(Robert Boyle,1627—1691)提出的燃素学说,开创了定量化学时期,使化学研究开始沿着正确的轨道发展。1803年,英国化学家道尔顿(John Dalton,1766—1844)提出近代原子论;1811年,意大利科学家阿伏加德罗(Amedeo Avogadro,1776—1856)提出分子学说,对于宏观物质变化的探究渐渐迈入微观世界,也促进了后续门捷列夫元素周期律的发现。截止到1869年,西方学者已发现共计63种新元素^[6],同年门捷列夫编制并发表了第一张元素周期表。总之,19世纪中后期,西方化学已突破瓶颈,正日新月异、突飞猛进地发展。

西学东渐之前,化学在中国的传播一直属于口耳相传的“经验化学”,源于生产生活,并无理论支持。17世纪中叶,西方化学知识开始传入中国,墨西哥传教士石铎琭(Petrus Pinuela)引进了西方医药学《本草补》。^[7]然而,明末清初进入中国的只是零星的化学常识,没有系统性。加上清末闭关锁国的政策,更是封闭了与西方世界沟通的窗口,滞后了科技的进步。这与洋务运动中制定的“求强”目标所需要的化工理论、实践基础还有较大差距,与西方化学发展进程之间更是判若鸿沟。(www.daowen.com)

科技跟不上发展的需求,中西方仅在化学这一领域就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双方的认知以及方法论都有着截然不同的思维方式,两者之间的缺口急需一批有识之士来填补。这也是使化学研究在当时得到知识分子关注的一大客观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