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40、5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与扩张纷至沓来。第二次鸦片战争过后,面对中国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一股革新的思潮在清政府的廷臣疆吏中涌动。19世纪60年代,洋务运动就此拉开帷幕。60年代中叶至70年代,是洋务运动围绕军事技术摸索西学的“求强”时期,将“练兵制器”作为革新的重点,增强军事实力基础以抵御国外的进逼。于是,以曾国藩、李鸿章开设的安庆内军械所、江南制造总局为代表的军工制造企业在全国范围内兴起。《格致汇编》中记载：“凡与格致^[3]有涉者,如数学、律吕、几何、重学、化学、矿产、医学,靡不穷源竟委焉。尝言格致之理,必藉制器以显,而制器之学,原以格致为楷。”格致是研究世界万物变化规律的学科,具有很高的逻辑性、引导性和实用性。因此,欲富国自强,必练兵制器;欲练兵制器,必先明格致之理。

当时让西学得以进入中国的唯一媒介,便是中文。在一份奏折中,曾国藩极言翻译的重要时代意义：“盖翻译一事,系制造之根本。洋人制器,出于算学,其中奥妙,皆有图说可寻。特以彼此文义扞格不通,故虽日习其器,究不明夫用器与制器之所以然。”^[4]只有将西方研究成果先翻译成中文,才有可能让更多的中国人学习到系统的科学技术知识、方法和精神,并在洋务运动过程中加以利用,达到“求强”的目标。

然而,洋务派的代表,以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左宗棠四人为例,他们皆科举考试出身,既不明格致,又不懂洋文,对于西方科学体系了解甚少。洋务运动的兴办,需要更多懂得西学的中国人才。李鸿章在《江苏巡抚李鸿章致总理衙门原函》中,详实地分析了中西方“制器”之间存在的差异,说明了传统科举制已不足以为朝廷提供全方位的人才资源,更是强调了科技人才在洋务运动中的关键地位：中国文武制度,远高于西人之上,但“独火器万不能及”。这是中国制器上的缺陷所致啊!儒者明理,匠人习事,功效不能相并。……鸿章以为,中国欲自强,就要找寻到“制器之器”,应专设一科取士。^[5](www.daowen.com)

晚清力图“求强”,希望能凭借洋务运动扭转自己的困境。而在兴办洋务的过程中,引进西方技术人才显得尤为重要。所以在这段格致之学“借制器以显”的时期,翻译以及科技人才的地位得到了重视,这也成为徐寿等近代科学家登上历史舞台的良好契机和铺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