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6年6月3日李鸿章代表清政府与俄国签订的《中俄密约》往往被人视为其一生中最重大的外交失误,然而沙俄这样的北方威胁又怎会被清廷视为盟友而争取呢?

据梁启超著《李鸿章传》中记载：“乙未(1895年——笔者注)三月,李鸿章将使日本,先有商于各国公使商议。俄使喀希尼曰：‘吾俄能以大力拒日本,保全中国疆土……’李乃与喀希尼私相约束……”^[12]又总理衙门的公文电报称“俄国必极力劝成两国和议”^[13]。与之呼应的是《马关条约》签订后不到一个月,就发生了俄法德三国干涉还辽事件。然而意图或吞并或瓜分中国的列强哪里会有这样的“好心”——俄使喀希尼的话其实还有下半句：“……惟中国必须以军防上及铁路交通上之利便以为报酬。”甚至清朝政府在取回本属于自己的辽东半岛的时候还要向日本支付三千万两白银的“赎辽费”。因而俄国的野心不仅在于赢得清朝政府的好感,还在于遏制日本从甲午之后的中国谋取更多暴利,可谓一举两得;清朝政府此时刚经历甲午战争、《马关条约》之痛,期望在国际社会上获得更多同情和支持,并急切渴求与他国建立军事同盟来应付眼前的威胁。于是“联俄制日”这样的新外交方略得到不少清朝官员认可,如张之洞电报上奏说：“若以贿倭者转而贿俄,所失不及其半,即可转败为胜……如肯助我攻倭,胁倭尽废全约,即酌量划分新疆之地以酬之,许以推广商务……”^[14]表明了愿意牺牲部分国家主权换取军事同盟的意图。

1896年3月4日(农历一月二十一日),李鸿章以七十四岁高龄离京踏上访问欧美的旅程,此行他还有个秘密任务——与沙俄结盟。而之前李鸿章由于签订《马关条约》等种种原因被迫投闲隐居,正处于人生最低点,是俄方点名要求李鸿章前往圣彼得堡参加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加冕典礼才让他重返外交舞台。自此李鸿章开始了其外交生涯中另一次“以夷制夷”的尝试。同年4月27日(农历三月十五日),李鸿章抵达俄国敖德萨港,三月二十一日俄方即开始洽谈与《中俄密约》有关的内容：“俄户部微德来谈东三省接路。”^[15](俄方欲借道中国修筑西伯利亚大铁路)此后李鸿章不断用加密电报与北京直接联系,同时也保持着中俄双方的接触。四月初一日的电报中首次透露了《中俄密约》的拟稿,与后来的定稿相差不大。^[16]经过反复磋商,6月3日(农历四月二十二日)两国代表在《中俄密约》上“画押盖印”^[17],中俄军事同盟建立。(www.daowen.com)

虽然《中俄密约》在形式上是平等条约,李鸿章在取得清政府全权授权后自愿与沙俄政府缔结此条约,但从结果来看中俄双方履行了不对等的义务。尤其是《中俄密约》中的第四条“今俄国为将来转运俄兵御敌并接济军火、粮食,以期妥速起见,中国国家允于中国黑龙江、吉林地方接造铁路,以达海参崴。惟此项接造铁路之事,不得借端侵占中国土地,亦不得有碍大清国大皇帝应有权利,其事可由中国国家交华俄银行承办经理。至合同条款,由中国驻俄使臣与银行就近商订。”和第五条“俄国于第一款御敌时,可用第四款所开之铁路运兵、运粮、运军械。平常无事,俄国亦可在此铁路运过境之兵、粮,除因转运暂停外,不得借他故停留”^[18]。这两条不仅将铁路修筑权交于俄方,更是给了沙俄在调兵过境之外出兵占领中国东北的机会。以后俄国借“军事同盟”之名,与清政府相继签订《合办东省铁路公司合同》《旅大租地条约》《新疆省合办金矿合同》……通过大大小小的不平等条约夺取了中国东北地区的管辖权。而条约中所承诺的军事方面互助,俄方则完全没有执行,反而在1900年派遣侵略军参加八国联军,又以保护中东铁路为借口派出十七万多人入侵我国东北地区,控制了东三省全境。这样的惨痛结果无疑宣告了李鸿章操办的联俄外交的失败。

至此,李鸿章一生中两次重大的以夷制夷外交均以失败告终。清政府非但不能通过寻求国际盟友自救,还因为列强的“帮助”加深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既然如此,“以夷制夷”外交思想是完全失败的吗?它的影响又怎样发人深思?本文最后一节将对此进行详细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