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中日建交,则必须谈及中日双方此时的背景：自1868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在逐步走向资本主义社会的同时,也走向帝国主义,意图通过武力扩张达到称霸天下的目的。1869年,明治天皇发布《宸翰》(御笔信)称：“朕安抚尔等亿兆,终欲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置天下于富岳(富士山)之安。”显示出了当时日本的侵略野心,并更有所谓“大陆政策”,分六步称霸世界。然而这样的扩张行为势必与亚洲传统宗主国中国发生冲突,于是日方决定先行派出使者进行试探。

反观中方,此时清帝国在经历两次鸦片战争后已与欧洲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其中沙皇俄国因为与中国有着绵长的陆上接壤线,历史上多次入侵我国而成为强大且直接的北方威胁,更有《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瑷珲条约》《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等不平等条约为其侵略“保驾护航”。出于国家安全起见,清政府急需在国际社会上,尤其是在亚洲,寻找一个盟友,而此时中国东邻日本的崛起即便在欧美各国也都有目共睹,并其正欲与“老大哥”接触。而1870年天津教案后英法两国联手施压的行为进一步催促着清朝政府向外寻求盟友。总之当日使来访后,清廷内逐渐产生了“联日”的呼声,而李鸿章本人就是此种意见的支持者。

1870年(同治九年),日本外交官柳原前光率领代表团访问中国。“他们一行先到上海,然后转至天津,时在9月下旬。由李鸿章和署三口通商大臣成林与之会面。”^[2]然而一开始总理衙门并不愿意与日本签订条约,因为以往被迫签订种种不平等条约的惨痛经历让中国官员对于“条约”二字在心理上产生了反感和抵触的情绪。可日方代表会面时表现出的恭敬态度让李鸿章十分满意。在一封回复总理衙门的公函中他写道：“日本委员柳原前光等五人……于初八日午刻来见,礼貌词气极恭谨。”日使又以“英、法、美诸国强逼该国通商,伊国君民受其欺负,心怀不服而力难独抗”为由,鼓动中国与之结盟：“惟思该国与中国最为邻近,宜先通好以冀同心协力……”这段话情理兼具,当下即说动了李鸿章。在同函中他评论道：“日本距苏、浙仅三日程,精通中华文字,其兵甲较东岛各国差强,正可联为外援,勿使西人以为外府。”^[3]显然李鸿章自己也认识到了与日本联合的可行性,以及其在地缘政治方面对于中国的重要意义,并表达了对于“西方势力控制日本”的担忧。这让他在之后一段时间内保持了“亲日”的态度,并最终使得中日在1871年9月13日订立《中日修好条规》。其中第二条特意写明“两国既经通好,自必互相关切。若他国偶有不公及轻藐之事,一经知照,必须彼此相助……”^[4]这强烈地显示了修约双方(主要是中方)的主观诉求。

因此李鸿章“订立《中日修好条规》”这一行为的原始动机是好的,体现了他在“新型”外交(条约)时代“主动求变”的积极态度和“与日本建立平等条约关系的愿望”^[5]。而且李氏不仅充当了中日外交的桥梁,还在议约过程中据理力争,没有将日方企图的“一体均沾”片面最惠国待遇写入文本,对此应予以肯定。当然此次与日本建交实质上还有“联日治俄”这样“联某治某”的外交手腕,是李鸿章外交思想中“以夷制夷”思想的具体体现。那他这样亲近日本的影响如何呢?(www.daowen.com)

1874年,日本由于《中日修好条规》没有实现其预期目的,借口“琉球渔民在台湾被土著杀害”一事出兵台湾。对此虽然清廷有下谕旨“调拨久练洋枪队”,“均乘坐轮船赴台”^[6]等武力举措,但是李鸿章的着眼点仍在与日方谈判。经过反复交锋,他认识到日方的目的“实在占地、贴费二端”^[7]。同年10月31日,《北京专条》签订,以50万两白银、承认日本侵略行为是“保民义举”换取日本退兵。虽然“破财消灾”换来了短暂的“和平”,但清政府的软弱无能、主事人的避战求和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不仅大清在欧美列强心目中地位下降,而且日本也自此露出了其凶恶的本来面目,不断向中国侵略扩张。直至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李鸿章彻底放弃“联日”的梦想。

作为“联日”一系列外交活动的主事人,李鸿章对这一战略的失败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首先,在与日本通商缔约之初,李鸿章即犯下了主观臆断的错误。他认为：“庚申、辛酉之后,苏浙糜烂,西人胁迫,日本不于此时乘机内寇,又未乘危要求立约,亦可见其安心向化矣。”^[8]事实上庚申年(1860年)明治天皇刚被立为皇储,辛酉年(1861年)日本明治维新(1868年)还未开始,此时日本还与列强保持着不平等条约,又怎能顾及侵略他国?而到了19世纪70年代,日本侵略方针已定,李鸿章仍以旧例揣度人心。其次,在他眼中,虽然日本“近在肘腋,永为中土之患”,但只要“设法联络牵制之”即可“消弭后患,永远相安”^[9]。即使他认识到了日本“该国入寇与否,似不在立约与不立约”这一真知灼见,却又因为妄自尊大和侥幸心理,错误地认为只要派遣大使、领事等“平素窥其底蕴,与之联络”即可防止日本与西方列强勾结,以实现“联东方形势”^[10]。如此设想确实美好,可当日本气势汹汹地前来讨要割地赔款之时,他才说出“洋人论势不论理,彼以兵势相压,而我第欲以笔舌胜之,此必不得之数也”^[11]的漂亮话,但又有何用呢?这番迟来的悔悟真是可叹可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