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待铁路的态度中不难看出清廷对于来自西方的先进事物的抵触,或许在他们眼里,这根本不是什么先进,而是不可理喻的颠覆行为。清廷好似还未从“天朝上国”、万国供奉的美梦中醒来,总觉得中国的理念是绝对正确的,中华大地上的东西都是最好的。刘锡鸿在日记中写道：“我中国历代圣君贤相,才智非逊于西洋,而卒无有刳天剖地,妄矜巧力,与造化争能,以图富强者,盖见理深而虑祸远,非如英人之徒知计利。”^[9]

于是,兴办洋务一事便变得极为困难与被动。当世界上其他国家都像踩着风火轮般飞速发展的时候,中国却如龟行般缓慢。本就落后一步,又不像日本及时迎头猛追,还赶上了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国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仿佛已成了定局。

对于李鸿章提出的要在华引入铁路一事,清廷中的保守派官员无疑高高举着反对的大旗。保守派代表人物内阁学士张家骧以“恐洋人深入内地,借端生事;恐民不乐从,徒滋纷扰;恐虚糜帑项,赔累无穷”^[10]为由,坚决反对在中国修建铁路。他们甚至列举出修筑铁路的“三大弊”“九不利”“五害”,归纳起来就是“资敌”“扰民”“争利”以及败坏社会风气与官民道德等,指责李鸿章、刘铭传等“直欲破坏列祖列宗之成法以乱天下”。这样激烈而又彻底的反对与指责,能够反映出当时在中国,还只有极少数人能跟得上工业革命后划时代的变化。鸦片战争轰开了中国的国门,却没有惊醒中国人的思想。小农经济所带来的极强的惯性,让中国民众不想要改变生存现状。若是能够偏安一隅、维持现状,就足够中国人生存,而不去谋求什么变法以图强了。就像鲁迅先生说的那样,若是黑暗封闭的房间里只有一个你清醒的人,你是会把大家都叫醒试着出逃,还是无望地又沉沉睡去?李鸿章无疑是选择了前者,做那个少数人,试图救中国出泥潭。

连着几个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被剥削严重的清廷国库空虚,洋务运动又已经花掉了不少的库存,对于兴修铁路所需的花费,清廷哪怕有心,却也无力了。李鸿章也明白这一点,早早就做好了要借外债的打算,“悉知各国铁路,无一非借债以成”^[11]。然而就中国现状而言,它既没有借外债的经验,又没有令人放心的信誉。富得流油的众列强倒是乐意借,可是中国根本不敢从列强手里拿钱,哪怕它双手捧到了门前,唯恐一不留神就被占了主权。所以李鸿章在处理借外债一事时如履薄冰,他怕“洋人之把持而铁路不能自主”,所以“不准洋人附股”^[12]。李鸿章还强调“一切招工购料,与经理铁路事宜,由我自主,借债之人毋得过问”^[13],牢牢地将铁路的控制权掌握在自己手里。在债务偿还方面,李鸿章三令五申“宜议明借款与各海关无涉”^[14],不让列强从中国海关关税中妄自占利。这样的小心周旋,折射出中国当时夹缝中求生存的危机四伏的现状。(www.daowen.com)

可列强想要占据中国路权的心思早在19世纪60年代就已不加遮掩,甚至在1864年英国工程师就“帮”中国做好了“中国铁路网”计划,便是李鸿章如此周全的提防也顶不住绝对实力的差距。1908年,张之洞为了粤汉铁路和川汉铁路的修建筹集资金时,与英、法、德三国共同签订合同借款。然合同草案签订不久后,美国政府直接向清政府施压,要求加入借款。张之洞生前与之不断周旋,未能让美国如愿。张之洞病故后,清政府顶不住美国政府的压力,最终同意美国加入合约。为日本控制的南满铁路、为俄国控制的中东铁路、为德国控制的胶济铁路、为法国控制的滇越铁路,“各国承办或中外合办之铁路所在,外人侵略的力量即随之加强”^[15]。纵然李鸿章及其他官员处处小心,可是实际国力的差距让列强的入侵几乎是无所顾忌,最多是找个好听的理由。中国的路权,还是没能握在中国人的手里。

自中国初修铁路始,到清亡以前,官修之铁路共计十三线,商办共四线。除官商办铁路之外,尚有中外合办及由外人承办之铁路。^[16]三十年左右的时间,中国铁路能够发展至此,李鸿章功不可没。然而局势所逼,铁路在晚清并未得到良好的重视与发展,这确实是不争的事实。不只是铁路,还有许多西方技术如电报等的引进都蒙受极大的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