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推行尊孔读经是希望借助儒家思想加强民众对国家的责任感,同时巩固他的个人权威,改善社会治理的无序状态。儒家思想是群体本位的价值观,在这个体系里个体不能独立存在,家族、国家是超越个体的绝对价值,个体必须依附于这些价值之下,否则难以生存。这种价值观一方面有助于构建和谐的社会关系,形成民族向心力;另一方面,它也是统治者维护集权专制的思想武器。相对西方民权思想,儒家思想重义轻利,强调尽义务,道义优先,轻视个人权利,在政治上推崇德治和集权;而西方民权思想功利倾向更明显,重视个人权利,主张法治和民主。所以袁世凯希望用尊孔读经来化解西方民权思想给当时中国社会带来的消极后果。

应该说袁世凯注意到了儒家思想对于传统社会强大的整合作用。结合当时的政治、经济、社会因素,以及他的处境,袁世凯提出尊孔读经是务实的。“在一定程度上找到了中国问题的症结,不失为合乎中国国情的一种选择。”^[35]

袁世凯试图将礼和仁义与守法和法治类比,建立两者的联系,然后借孔孟的仁义学说来规范国民的爱国心和日常行为。但由于袁氏的思想局限,没有深入探索,找出一条使得中国社会从德治逐渐走向法治的道路。

袁世凯利用“尊孔读经”重建中国人信仰体系,恢复社会秩序的主张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合乎中国国情,但最终还是难逃失败的命运,他本人权利欲膨胀,野心太大是主要原因。从1913年10月当选为正式大总统,到1914年5月其主导的约法公布,袁世凯建立了总统独裁体制。谙于权术的袁世凯,既醉心于率领百官祭孔所带来的帝制权威的幻象,又迷惑于推动尊孔读经过程中看到的社会对民国反感的一面。他忘记了帝制权威早已被辛亥革命打碎。内心深处的帝王意识使他在压力和诱惑之下忘记了效忠中华民国宪法的初心,利令智昏,复辟帝制,走上了穷途末路。

由此可见,袁世凯并不信仰民主共和,他相信的是专制集权。虽然表面上接受共和,但作为一个没有接受民主、法治思想的封建官僚,袁世凯无法适应民主体制对权力的约束。所以他感叹自己深受临时约法束缚,“对于内政外交及紧急事变,几无发展伸缩之余地”^[36]。袁世凯的目标是建立一个以自己为中心的强大的中央政府。

因为内心缺乏对民主共和坚定的信仰和理念,袁世凯混淆了道与术、目标与手段,对尊孔读经定位错误。建立一个民主、共和的中国是终极目标,尊孔读经只是一种将本国国情与目标相结合的策略,在实施过程中必须根据民主、共和、法治的原则对其进行扬弃和重新诠释,否则就是本末倒置。袁世凯没有参透这一点,反而利用尊孔读经在专制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这不能不说是他本人和中国的一个悲剧。

[专家点评]

选择袁世凯政府时期的“尊孔读经”运动作为探讨的主题,从选题上来说是有一定价值的。这既是历史上反复出现的问题,也是具有一定现实意义的问题,聚焦于此,当有助于正在学习历史的中学生更好理解百年前所发生的一幕,也有裨于结合历史问题思考当下思想文化领域的一些动向。难能可贵的是,该生对于此问题,努力阐述自己的理解,既梳理了袁世凯之所以提倡“尊孔读经”的动因,还具体检讨了“尊孔读经”引发的与治国理念的碰撞,最后还具体分析了“尊孔读经”背景下袁世凯的角色。内中所具体列出的一些面向,表明该生努力紧扣特定的历史时空,结合政治、经济、教育等环节去“理解”这段历史。

必须强调的是,就中学生的史学习作来说,“过程”比“结果”无疑更为重要。除了所提出的问题具有一定的价值,更重要的是通过这样的研究,获得史学的一些基本训练。本文所列出的参考文献颇不少,既包括相关的基本史料,还有不少既有的研究成果。如果作者能够仔细阅读这些基本文献,则所获得的收获自然远超过习作本身。实际上,如何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史料的阐述表达对历史的理解,是史学的基本要求,以此来衡量此文,自然还有一定距离。于中学生来说,自然不能提出更多的要求,原本这就是需要长期的积累才能达到的。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章　清

【注释】

[1]王隽泠,复旦大学附属中学2018届学生。本文指导教师刘先维、卫佳琪。本文获2016年博学杯历史人文素养展示活动论文三等奖。

[2]宋淑玉的《近代中国尊孔读经的历史考察》回顾了中国近代史上历次尊孔读经的历史轨迹。《民初尊孔读经问题辨析》主要分析尊孔读经与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关系。田海林的《辛亥革命前后儒家文化的命运——对清末民初“尊孔读经”问题的考察》借尊孔读经探讨了儒家文化在清末明初由盛到衰的命运转折。马勇的《辛亥后尊孔读经思潮平议：以严复为中心》以严复为对象,分析他对尊孔读经的认识,探讨在社会转型期传统儒学的定位问题。韩华的《民初废除尊孔读经及其社会反响》主要介绍社会各界对蔡元培废经的反响,展示传统文化在社会转型期的曲折命运。张勇的《浅析民国初年的尊孔读经》和刘家富的《倪嗣冲与民初的“尊孔读经”运动》通过主要参与者的思想行为分析,研究尊孔读经运动背后的动因。洪明的《读经论争的百年回眸》回顾近百年来四次关于读经的论争,探讨中西文化的融合。

[3]《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文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12页。

[4]韩信夫,姜克夫：《中华民国大事记》(第一卷,1912—1914年),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45页。

[5]张静：《基层政权——乡村制度诸问题》,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6][美]费正清编,杨品泉等译：《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37页。

[7]《时报》1913年2月16日。

[8]商丽浩：《政府与社会：近代公共教育经费配置研究》,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06页。

[9]金阿宁、王海胜：《近代中国私塾改良动因论析》,《北方论丛》2011年版第4期。

[10]王树槐：《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江苏省(1860—1916)》,“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5年,第260—261页。

[11]韩华：《民初废除尊孔读经及其社会反响》,《社会科学战线》2006年第4期。

[12]庄俞：《论小学教育》,载《教育杂志》第一卷1909年第2期。

[13]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二辑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461页。(www.daowen.com)

[14]《论宜多设徒弟学堂》,载《东方杂志》第2卷第11期。

[15]张静如等：《中国现代社会史》,湖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16]徐阳、司洪昌：《新式学堂的设立和乡村社会的抗拒》,《教育史研究》2006年第4期。

[17]王忍之等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下册,三联书店1960年版,第537页。

[18]刘鹍书：“高等小学之学生,考其程度,即为初等小学;中学校之学生,考其程度,俨然高等小学”,而大学招考之学生,“阅其文及科学造诣,竟有不及高等小学校优秀之儿童”。引自《学校招生问题之商榷》,《都市教育》1915年第2期。

[19]《普及教育议》,《东方杂志》第3卷第3期。

[20]庄俞：《论小学教育》,《教育杂志》第1卷1909年第2期。

[21]蔡元培：《对于新教育之意见》,《临时政府公报》第十三号(1912年2月11日)。

[22]陈独秀：《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71页。

[23]郑学稼：《陈独秀传》,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960页。

[24]《祭天祀孔》,《申报》1914年1月31日。

[25]蓝公武：《辟近日复古之谬》,《大中华》1915年1月。

[26]《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文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3—4页。

[27]《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文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5页。

[28]黄兴：《致袁世凯等电》,《黄兴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93页。

[29]王栻主编：《民可使由之》,《严复集》第二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

[30]洪明：《读经问题论争的百年回眸》,《教育学报》2012年第8期。

[31]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六,中华书局1989年第35页。

[32]左玉河：《民国初年的信仰危机与尊孔思潮》,《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

[33]张勋：《上大总统请尊崇孔教书》,《孔教会杂志》第1卷第1号。

[34]《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文化)。

[35]马勇：《辛亥后尊孔读经思潮平议：以严复为中心》,载《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

[36]费正清编,杨品泉等译：《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5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