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持者认为儒家思想是中国的“国性”,是维系中国社会的命脉,振兴以儒教为代表的传统文化是挽救当时社会人心涣散的良策,“以德治国”是巩固和建设中华民国行之有效的方法。当时的中国需要的不是自由主义,而是开明的权威政治,这是转型期规范社会秩序的必由之道。

黄兴是第一个提出用伦理道德为政治服务的革命党人。1912年5月针对当时社会上的不良倾向,他在给袁世凯、唐绍仪和蔡元培的电报中疾呼：“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为立国之要素,即为法治之精神……应通令全国各学校教师申明此意。”^[28]支持者中最坚定的是康有为,在《通令国民尊崇伦常文》发布后,康有为就授意其学生陈焕章等在上海成立孔教会,企图借助西方教会体制的方式来重构儒家,使之上升为国教。其成员认为儒家思想在历史上被专制帝王利用,是统治者断章取义,站在自己的角度诠释经典,罪不在孔子和儒家学说。而孔教会主张的是站在民主共和原则的基础上发挥儒家思想的积极作用,以此改善当前社会世风日下造成的无序状态。

1913年8月,孔教会初具规模,严复和梁启超等人便联名上书国会,建议将孔教定为国教。严复含蓄地表示,人们不能期望一般老百姓对道德、法律、民主有深刻认识后,再遵循这些规范,所以社会需要树立权威价值。^[29]他站在世界文明对比的高度肯定了儒家经典的作用,指出道德教化对中华文明和中国社会的重要性,并以共和并不改变道德评判标准对反对者的“宗旨与时不合”一点进行了批驳。^[30]梁启超则认为新式学堂“成为物的教育,失却人的教育”^[31]。过多的专项教育占用了学生的精力和时间,使得他们不再关注社会,不再注重自身的修养提高,失却了君子之风。此外,他认为孔教的“教”应该解释为教化,而不是宗教。儒家文化通过现代诠释后,完全能够在新政体下规范社会秩序。(www.daowen.com)

与此同时,“副总统黎元洪、山东都督靳云鹏、浙江都督朱瑞、河南都督张镇芳、安徽都督倪嗣冲等十余省的都督或民政长官先后通电要求将孔教定为国教之议写入宪法”^[32]。其中张勋早在1912年就向袁世凯呈文^[33],呼吁尊崇孔教。当时主政安徽的倪嗣冲向袁世凯递交了“倪嗣冲致大总统呈”,提出了自己对尊孔读经的实施建议。^[34]这些人都是主政一方的管理者。由于当时社会对民主、共和、法治的认识有限,加上这些人思想传统,所以袁世凯提出尊孔读经对他们来说是正中下怀。

拥护尊孔读经者中虽然也意识到对传统儒教经典进行改造的必要性,但是少有人致力于此,更谈不上形成系统的思想体系。他们空谈观念,行动上食古不化,鲜有与时俱进的举措,更没有把重点放在结合当时的社会实际,改造和诠释儒家经典,使其和民主共和的原则相适应上,这就注定了这场运动失败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