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反对者看来,尊孔读经的背后是专制集权,它所塑造的政治伦理与民主共和理念格格不入,是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巨大阻力。同时袁世凯推行尊孔读经的过程也充分体现了他独裁专制的本色。

蔡元培在废经之初就提出“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合,尊孔与自由思想相违”^[21]。因此他主张禁止读经,培养具有独立人格的公民。在陈独秀看来袁世凯提倡尊孔读经是恢复帝制的危险前奏,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孔教与帝制,有不可离散之因缘”^[22]。“信奉孔子是假,维护统治是真。”^[23]《申报》则认为简单的食古不化、形式主义的祭天祀孔并不能有效地改善民众的道德水平,“有谓祭天祀孔可以化人俗,我则不信,试问民国以前之人俗何如?”^[24]蓝公武1915年发表文章概括了反对派观点,从国家组织、经济、法治、教育、人格观念五个方面对比儒家思想和现代化发展要求,指出儒教“无一不与近世国家之文化相反……足以为今日进步之阻者”^[25]。而改革的出路不在道德教化,在科学和革新。

袁世凯发布尊孔读经政令时的独断专行也遭到质疑。罗永绍、郑人康等22名议员提出“关于祀孔典礼之命令,以为违背约法之信仰自由”的质问^[26]。陈燮枢、胡翔青等议员也提交《为祀孔典礼之命令,不交国会议决由》质问书,批评政府发布的政令没有按法律规定的程序经过议会讨论。同时指出,孔子学说和儒家经典虽然有道德教化作用,但许多理念与民主国家政体背道而驰,必须重新诠释,才能彰显共和精神。^[27](www.daowen.com)

反对者虽然承认儒家思想并非一无是处,但由于它和集权专制政治的同构和互补,倡导“尊孔读经”往往不自觉地暗示着回归集权专制。他们担心尊孔读经被变成专制者独裁的工具用来帝制复辟,扼杀新生的共和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