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革故鼎新之际,中国多数人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还停留在儒家思想的模式里,在社会生活中沿袭儒家伦理习俗,并自觉、自发地维护孔子权威。如1912年的《申报》就认为人民缺乏对民主共和制度下权利义务的认识,所以“今日之共和,第有其表面已……风俗习惯尤未改革”^[15]。

在乡村社会,乡民尊崇讲授儒家经典的私塾,抗拒新式学堂。一个原因是新学堂的投资远甚于老式私塾,地方政府为了办理新式学堂,不得不从民间抽学捐税积累资金,加重了民众负担。另一个原因是民众还认为新式学堂败坏了社会风气,冲击了他们的信仰,所以在一些地方出现了民众反抗新式学堂的社会风潮。如1909年江苏丹阳发生乡民暴动,焚毁新式学堂。1910年江苏宜兴乡民也要焚毁新式学堂,值得深思的是当时有乡绅将新式学堂的牌匾换成书院后,学堂免遭毁损。^[16]

同时,一些新式学堂存在着师资力量严重不足、质量低劣的现象。“陆师学生派充师范,八股专家支持讲习”的情况屡见不鲜。^[17]培养的学生学业成绩不佳,品德也下降。^[18]部分学生“日言爱国而学堂之公物不惜毁坏,满口合群而同学之生徒时相攻击”^[19]。他们“入家庭则礼节简慢,遇工农者流尤讪诮而浅之”^[20]。由此,人们普遍认为新式教育重视知识教授而忽视品格培养,纷纷怀念起儒家经典对人的道德教化作用。(www.daowen.com)

民初政治和教育领域的剧变带来了人们对新秩序的怀疑和迷惘,民间对孔子和儒教的尊敬以及新式教育的负面因素使人们得出结论：完全照搬西方那一套不适合中国社会,儒家经典必须得到应有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