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政府财政困窘,教育投入不足。民国初年,中央财政极度紧张,教育经费严重不足。从1913年到1916年,中央教育经费实际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始终徘徊在1%左右^[8],政府投资的新式学堂大大低于适龄学生的需求,且学费昂贵。相比之下,以儒家经典为主要教学内容的私塾数量众多,学费便宜,能补充新式学堂的不足。

1907年,全国新式学堂共有33 605所,相比预算数28万所,仅占12%;入学儿童仅占适龄儿童的3.19%。如果考虑到实际每校30名,与预算的100名学生相比上述比例会再打折扣。1912年,全国儿童平均入学率仅为1%^[9]。

在初等教育领域,私塾的数量远超于政府投资的新式学堂。据江苏1909年年底统计：“苏属地区,共有新式小学校800余所,学生37 000余人,而私塾则达7 000余所,几九倍之,估计每所学生十人,学生亦倍之。”^[10]直到1916年江苏省报教育部称“已经改良”的私塾略计10 108所,塾生有157 076人,还有未改良的私塾存在。^[11](www.daowen.com)

相比私塾“每季纳脩数角”的花费,新式学堂费用昂贵,下层百姓无法承担。“初等学堂学费至少须五角,多且一元或二元”,且“耗费多,历时久”^[12]。以上海为例,“中学堂每学期学费十五元,膳宿费二十五元,课业用品费五元,共银四十五元;高等小学堂学费十二元,膳宿费二十三元,课业用品费四元,共银三十九元;高等小学堂学费三元,课业用品费一元,共银四元”^[13]。而当时,“一般子弟之父兄,终岁所入,不满二百金者,十居八九”^[14]。这些费用是贫贱之家无法承担的。

因此,在政府主推的新式学堂供应不足的情况下,大量私塾的存在可以补充新式教育资源的不足。另一方面,相比私塾,新式教育成本高,将一些原来能接受教育的人排斥在外。国人历来认为教育与家庭、个人的前途关系密切,故十分重视教育,剥夺下层人民的受教育权利容易导致社会动荡。此外,如不能利用私塾,大量塾师的就业也是个问题。由于私塾主要讲授儒家经典,因此尊孔读经可以增强私塾的教学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