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后的中国,百废待兴。然而,当时的中国社会无序、变乱迭起,面临严重的治理危机。据不完全统计,从1912年到1914年,全国兵变30余起,涉及15个省市,民变20余起,也涉及15个省市。^[4]

此时需要建立政府的政治权威,维系乡村社会的管治体系,从而稳定社会秩序。在传统中国,“国家事实上存在着两种社会力量,一种是‘官制’秩序或国家力量……而另一种是乡土秩序或民间力量”^[5]。国家力量依靠官僚体系和国家暴力机器保持运转,乡村社会依靠伦理道德、传统风俗习惯维持其延续。

从官制秩序看,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洋派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是当时影响中央政府控制权的两派最大的政治力量,他们之间形成互相牵制的格局,导致统一的国家权威未能建立。

革命党推袁世凯为总统,同时通过《临时约法》限制袁世凯的权力。但民国成立后头两届内阁,即唐绍仪和陆徵祥内阁分别只持续了三个多月和两个月。原因就是权力冲突影响了政府效率,夹在革命党和袁世凯两股势力之间的内阁,无法独立行使行政权,不得不辞职了之。(www.daowen.com)

在政府层面,中央失去对地方的控制。辛亥革命后,各省政府利用联邦制的口号乘机纷纷“独立”,他们拥有绝对的军事、财政、行政与人事权力。为了维护自己的既得权益,“它们无意放弃其自然增长了的特权,包括指挥省的军队、截留税收、挑选地方的和省的官吏”^[6]各省都督反对政府提出的军民分治政策,主张维持现状。因此,袁世凯政府的首要任务就是加强中央政府的权力,他明确宣布：“我做总统一日,决不能一日不谋统一。”^[7]袁世凯企图利用尊孔读经重建社会价值权威,进而扩张他作为大总统的权力,为建立以他为中心的中央政府的政治权威奠定基础。

从乡土秩序看,乡绅阶层的权威被瓦解。乡绅是指在乡村社会有影响力、凝聚力的人物,他们不是官员,但身份地位高于一般民众。过去,他们在乡村宣导政府政令并以身作则,带头执行。政府依靠乡绅稳定当地社会,完成国家要求的征税纳捐等强制性任务,乡绅则利用官方增加自身权威和荣耀。这些人饱读儒家经典,并以此为修身立命的典范。西方民权思想以及教育理念对儒学的冲击,动摇了乡绅作为道德教化载体的地位,导致了乡村社会的政治失序。

袁世凯企图通过尊孔读经稳固乡绅地位,通过乡绅的桥梁作用增进农民对国家政权的合法性的认同感,巩固社会上下层的联系纽带,从而加强政府在农村的控制力和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