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随着上海的兴盛,苏州丧失了作为江南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的优势地位,可是苏州刺绣,因为建立在苏州经济和文化等因素的基础上,不但没衰弱,反而随着海外市场的拓宽,而愈加兴旺发达。^[16]但是在当时的大背景下,顾绣等其他绣艺相继没落,刺绣的传统地位受到挑战。刺绣行业的竞争必定需要改革和创新才能维持它的传统地位,而沈寿正是扮演了这样一个引领发展的角色。

随着沈寿的经历以及阅历的丰富,她对当时“中国刺绣板滞,难得画神,更加设色少”的现状愈加不满,继而力求在自己作品中改变这种墨守成规的状况。^[17]1904年赴日考察之行让她看到,“日本刺绣的优势在于绘画刺绣相得益彰的辅助和运用,于是绣作的美观程度就由于对色彩的敏感度的提高而进一步提高;更重要的是,绣品中以西洋画为标本的作品对技艺的要求更高、更精细,一般以数年时间运用千余种色线绣的美术绣而创作完成”^[18],于是结合西洋、中国、日本各自的优势与不足,沈寿决定各取其长,以中国刺绣技法,尤其是染色、染线的技艺为基础,以西洋画作为绣稿,希望以此为新的突破口,期望使中国刺绣蓬勃发展,直至赶超日本,这也为沈寿之后创作仿真绣埋下了伏笔。

赴日归来的沈寿,已经完全不是与她母亲、姐姐类似的单纯的苏州绣娘了。她被任命为清宫绣工科总教习,她从一个绣娘这个为生计所困的职业中逐渐抽身出来,成为苏州绣娘中有地位、有能力、有固定收入的一个典范。

1906年1月,沈寿夫妇返苏州待命。因当时清廷忙于应付沙俄侵占喀什噶尔和孙中山在东京成立同盟会等事,无暇顾及设置绣工科之事。在缺少政府的关心和支持的背景下,沈寿夫妇决定化被动为主动,先在本地移植日本做法,创办两位一体的“福寿夫妻绣品公司”和“同立绣工学校”。可是,创办公司和绣校并不容易,幸好在筹措经费时,得富商刘柏生资助三四千金才得草草创业^[19],于市中心马医科巷觅得花园住宅一幢总共二十八间房间,也就是后来的绣园。“同立”绣校每期招生四五十人,学校收费很低,边教边绣,半工半读,所绣作业便成为“福寿夫妻绣品公司”的商品。把教育事业和经济实体合二为一,是沈寿日后办学所遵循的重要原则。^[20]

然而,理想往往很美好,现实却总是残酷的,绣校和公司很快由于资金原因,便以失败告终。以最直接联系,资金来源即绣工科时积累的薪金为例,1906年4月初,余觉、沈寿从苏州带去绣校原班人马八人,去绣工科担任总理、总教习。薪俸由部按年度拨付：第一年总共二百两,余觉沈寿各五十两,其余为八人均分。第二年增加到三百两,余觉、沈寿各七十五两,其余仍为八人均分。第三年又增加到五百两,夫妇各一百二十两,那年已添聘科员,但各人所得仍有增长。^[21]薪金虽不少,但是由于受传统观念的影响,沈寿的薪金绝大部分都交与余觉保管,而余觉花钱大手大脚,加上家里还有几位小妾,所以两人积累的资产依旧很少。(www.daowen.com)

可见在那个传统观念盛行的年代,即使薪金富足如沈寿,晚清绣娘依旧不得不依附于男性的经济力量,无法独自开办学校。以沈寿为典型的绣娘,面对的困境不仅仅是西方商品倾销造成的刺绣行业不景气,更是面对着女性地位低下的传统观念,这也是晚清刺绣业的困窘。

1909年,清廷下谕批准由陈琪、端方等开明官僚组织的、以官商联办形式举办的南洋劝业会,其主要目的是“通过会展奖劝农工””振兴实业”^[22]。会场内共设34个展区,包括各省展馆、专业馆、实业馆,另外还有暨南馆展览华侨展品,参考一馆、参考二馆展示外国展品等。^[23]参展品既包括瓷器、玉雕、刺绣等可以着重展现民族特色的传统产品;同时也包括南洋侨商产品和外国参考馆展品,如纺织、皮箱、玻璃等,则为一时之新奇。说明当时也是把刺绣作为一项拿得出手的门面手艺的。展区一方面是传统文化的代表;另一方面来自西方的新奇之物也折射出当时带来的冲击。

在这次南洋劝业会上,不仅仅使沈寿得以一饱中外不同文化差异而展现的各自的美,也不仅仅是由于她著名的作品《意大利皇后爱丽娜像》获一等奖,也不仅仅是她生命中的一位知音——张謇,就在这里与她相识;南洋劝业会是对于中西优秀文化的一次集合展示,有人说：“观展一日,胜读书十年。”作为南洋劝业会主要负责人之一的张謇在这里体现出来的实业救国的目标也通过博览会深深地打动了沈寿,甚至让她的心中也从此有了一个信念：要博采众长,因为光凭自己本国的优秀技艺并不足以推广至世界,要适当依托于西方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