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苏绣,进入全盛时期。朝廷设苏州织造衙门,督造与差派锦、缎、刺绣等物品,以满足皇室生活和官绅商贾的要求,苏绣艺术由此走向繁荣。至清代末期,绣庄数量迅速发展^[6],已有绣庄150多家,绣工四万余人。^[7]可以说,在12岁之前的沈寿,是在一个十分浓郁的传统刺绣文化气氛中成长起来的,此时在她身上更为凸显的是作为一个刺绣从业者对苏绣基本针法的灵活运用,她的刺绣由于被家庭条件和年龄所局限以闺阁绣和贴补家用为主要功能。

12岁时,沈寿(当时仍名为沈云芝)走出海红坊,孤身前往城西的木渎古镇,投奔由她外婆所开的专业刺绣机构——宋三元绣庄,在执教严苛、性格开放的外婆的引导下及日复一日锲而不舍的磨炼下,她的绣品逐渐开始“举重若轻,风韵独饶”“能巧俱备,空际传神”至“化板为活,信手生风”。更重要的是,云芝受外婆影响,坚定了“刺绣天下”的包容融合艺术理念和追逐风潮的艺术心态^[8],从这段学艺开始,沈寿已经不局限于苏州的刺绣特点了,开始向江南直至各地游学,以提高自己对于刺绣技能的灵活运用和融合。

1839年,沈云芝与余觉结婚。余觉虽以经商为业,却也精通书画。^[9]余觉在《余觉沈寿夫妇痛史》中提到,“余则以笔代针,吾妻则以针代笔,十年如一日,绣益精,名益噪”^[10]。可见余觉个人的书画造诣,以及由于家庭教育形成的对绣品优秀画作的广泛采纳、绣稿风格的多次变换也使沈寿得以不断尝试新的刺绣针艺,最终也为沈寿夫妇的绣品形成自己独特的优势打下扎实的基础。更需要注意的是,洋务运动轰轰烈烈的开展已带动了民族资本企业的新生。该时代的绣娘、商人的社交圈早已与封建时期的社交圈大相径庭,对于从事商业、善于社交的余觉便更具有优势。其社交范围很广,下至民间工匠,上到王公大臣,特别是与文人雅士都有广泛的交游,使他能够迅速知道艺术界的思想潮流和大众的审美取向^[11],在之后事业的瓶颈期也因此得到了不少支持。

纵观沈寿的刺绣史其实也折射出了时代的变化,以《意大利皇后爱丽娜像》的绣稿完成过程为例。该绣稿来源是由汉人吴公索寄回国内,再由余觉把照片放大,摹画到缎面上,施色成油画风格才最终完成。^[12]由此可推得,首先,汉人官僚在晚清政治格局中开始逐渐占据上风,比如出使意大利的吴公索即余觉好友;其次,出使意大利也反映出1840年之后英国炮火打开了大清国门,至此中国与西方的交流愈加频繁;最后,油画等原本在明末西学东渐时已经引入,可惜辐射面有限;但伴随着西方话语逐渐在中国占据上风,所以以油画为风格的绣稿也一时之间成为上层社会的流行品,这也折射出了转型期的中西文化交流。同样,1915年获得国际声誉的耶稣像也是余觉精心分析西方世界信仰基督,最后尝试作为刺绣选题切入点而得到广泛关注,继而取得极大的成功。^[13]即可说明,民国初年,原有的中国传统的精神权威开始遭人诟病,在参加世界展览时人们会下意识地去迎合西方人的审美和价值观,所以会采用西方的精神信仰,并且试图融入中国工艺。一方面试图保留中国特色,另一方面为了能扩大自身的文化影响力也不得不依附于西方特色。(www.daowen.com)

沈寿在社会地位上的提升也变相带动了苏州绣娘的地位,也使得刺绣行业得到了官府的支持。慈禧太后见沈寿夫妇送的寿屏格外精致,尤其是对人物的刻画也极为出彩,便询问一旁的载振绣品来源,载振不仅一一作答,同时趁机进言,建议在京师开办绣工所,专门教授皇家子弟绣艺,得到了慈禧的赞同。^[14]讨了太后欢心的载振高兴之余,特授余觉商部四等商勋,同时还给了余觉夫妇600两银子作为川资,派他们到东洋日本考察绣务。^[15]

从官员的进言、慈禧的认同中可以看出沈寿的职业获得并不是一时偶然性的产物,其中确有政府的支持。晚清变局初期刺绣的发展不再闭门造车,刺绣的学界交流开始向东洋进一步发展。洋务运动不再是简单的官方活动,还有手工艺的交流。从此,沈寿的眼界有了进一步的拓宽,她所关心的不仅仅是对于个人的刺绣,而且是希望由自己开始对刺绣这一传统行业做出进一步的改革,使中华民族的传统技能——刺绣,由此开始走向世界。刺绣也不再仅仅作为贴补家用的劳动工具,这一技艺在艺术领域中的价值也开始有了进一步的提高,绣品开始向艺术品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