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严复一生,他留洋归国后就逐步从海军专业人员演变为教育者,教育家的色彩日见浓烈。1879年8月,严复回国后到福州船政学堂任教;1880年李鸿章调严复到北洋水师学堂任总教习,1889年严复任北洋水师学堂会办,次年升任总办;1906年,严复任安徽高等学堂监督;1906年底,严复同时兼任复旦公学校长;1912年3月,严复任京师大学堂总监督,5月,京师大学堂正式更名为北京大学,严复也随之改任校长,同年10月,多种因素压迫下的严复辞去北京大学校长职务。严复曾说,“今吾国之所最患者,非愚乎?非贫乎?非弱乎?则径而言之,凡事之可以愈此愚、疗此贫、起此弱者皆可为。而三者之中,尤以愈愚为最急”^[6]。以改造教育来系统性地治疗愚昧,是国家制度层面上的改革。由教育改革以造合格之人才,以合格之人才巩固新式教育制度,参与救亡大业,构成了严复教育维新的逻辑主线。1898年严复在《拟上皇帝书》中说：“夫人才者,国之祯干也。无人才则所谓标、本之治皆不行。”^[7]以改造教育实现文化救国,严复的贡献不单止于他是现代教育体系建构的先行者,更为重要的是,他还提出了许多具体的教育改造思想,并将之导入彼时中国的教育实践之中。

严复倡导教育变革,与其留学西洋的教育背景和中国危亡的时代背景息息相关。早在1895年,严复即开始批评旧中国的八股制度,在1898年发表的《道学外传》中,严复将八股之士描绘成“面带大圆眼镜,手持长杆烟筒,头蓄半寸之发,颈积不沐之泥,徐行偻背,阔颔扁鼻,欲言不言,时复冷笑,而号为先生长者其人者”,他痛批旧中国传统的政教体系只能造就这批“以钱财为上帝,以子孙为灵魂,生为能语之马牛,死作后人之殭石,悯恻不暇,安用讥评”^[8]的废人,如不对教育制度进行根本性、系统性的改革,那么必然无法培育出应对危亡时局的人才。严复认为,德育尚公、体育尚武、智育尚实,三者皆是强国之要素,而尚实的智育所扮演的角色尤为重要。

严复《论今日教育应以物理科学为当务之急》一文中,将物理科学(严复所说的“物理”包括化学、生物、天文、地理、生理、心理诸学科)置于教育体系的核心。严复宣称,“夫物理科学,其于开瀹心灵,有陶炼特别心能之功既如此,而于赠广知识,其关于卫生保种,大进实业又如彼”,“惟此一学,可转变吾人之心习,而挽救吾数千年学界之流弊”^[9],《与〈外交报〉主人书》一文详细展示了严复引进以“物理”为核心的西方近现代知识系统的教育改革方案。这种方案认为,在初级阶段,应当降低传统旧学的比重,改变传统以背诵为主的教育方法,从最浅显和普通的西学教育入手,培养学生的理解能力和逻辑推理能力;到“中学堂”阶段,西学和西方语言就成为课程学习的主干,“一切皆用洋文授课”,“课中洋文功课,居十之七,中文功课,居十之三”;到了高等学堂阶段,“中文有考校,无功课;有书籍,无讲习,听学者以余力自治之”。“不通语言,则出洋无益;不了科学,其观物必肤”。严复指出,以西学为主要资源改造旧有教育体系,方能从根本上救国强国：“中国此后教育,在在宜著意科学,使学者之心虑沉潜,浸渍于因果实证之间,庶他日学成,有疗病起弱之实力,能破旧学之拘挛,而其于图新也审,则真中国之幸福矣!”^[10]严复在安徽高等学堂时的课程改革,就明显地实践了这种教育思想。传统国学教育在两年之后就转向自学为主,西学成为安徽高等学堂教育的重心,西学的教授也全用外语。我们看到,严复的教育思想明显地区别于传统的伦理之学和德性之学,注重格物致知和学以致用,终极目标仍是为了在实质上解决中国积贫积弱、落后挨打的困局。(www.daowen.com)

注重西学实用性一面,使得严复的教育思想较为重视专门性人才的培养。传统科举制的教育和选拔出的人才,往往出现实践能力弱、陷于道德空谈的问题。为解决这一痼疾,严复提出了“治学治事分途”的策略。严复说,“观理极深,虑事极审,宏通渊粹,通贯百物之人,授之以事,未必即胜任而愉快。而彼任事之人,崛起草莱,乘时设施,往往合道,不必皆由于学”^[11],教育因此不能仅提供单一的人才培养方案,而从国家建设对人才需求结构看,更需要多元化、专业化的人才。严复指出,“农工商各业之中,莫不有专门之学。农工商之学人,多于入仕之学人,则国治;农工商之学人,少于入仕之学人,则国不治。”^[12]批判旧的教育体制,倡导引入以西方近现代自然科学为基础的教育内容,推动西语教学,注重人才培养的专门性和人才结构的合理性,构成了严复教育救国的主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