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英国留学归来后,严复对政治时局的分析并未得到当局赏识,才干与抱负无法施展,就转而持续而深入地阅读被统称为“西学”的西方学术思想著作,其融汇中西的思想学术品质也逐步成型。

强国之心和爱国之情,是严复从事西学翻译、融汇中西古今思想的动力。严复从海军专业人员转而介入西学翻译之时,并非没有西学著作被翻译进入中国。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在1870年就来到中国,并成为维新变法的“精神导师”。基督教美国传教士林乐知在1860年来华,先后翻译了《欧罗巴史》《万国史》等著作。但传教士们的政治文化立场和价值取向并不是建立在中华民族主体之上的,只有由中国人融汇中西思想、翻译介绍为自己民族国家所需要的西方新学,才能满足文化救国的真正需求。严复将西学翻译作为一项文化工程来看待,不仅自己投身翻译,还在北洋水师开设译局,尽可能地推广西学翻译,以启民智、强国力。1903年严复拟定的《京师大学堂译书局章程》中明确将“开渝民智”列为“翻译宗旨”的第一条：“一曰开渝民智,不主故常;二曰敦崇朴学,以棣贫弱;三曰借鉴他山,力求进步;四曰正名定义,以杜庞杂。”^[2]严复的西学翻译与思想改造工程,从开始就是爱国情怀主导下的融合体。

从总体上看,严复的西学翻译工程打开了不同于传统文化的另一个世界,为救亡图存的中国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也为救亡图存提供了理论上的可能。1895年,严复先后在天津《直报》上发表《论世变之亟》《原强》《救亡决论》等一系列文章。这一批文章清晰地勾勒出严复在家国危机的巨大紧迫感下着手翻译的历史场景。《天演论》是严复的第一本译著,它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为核心观点,描绘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本质性规律,实际上推翻了传统文化中的“轮回”思想。严复所翻译的《天演论》《法意》《群学肆言》《名学浅说》等这些西方新学著作形成了一个新的知识体系,它在知识背景、文化观念、理论思维、逻辑推理等方面,不同于以“四书五经”为代表的中国传统社会政治学说,更鲜明地体现出归纳和实证的精神。但严复的文化汇通和思想移译,还是主张吸收中国思想文化传统的合理部分,以利于更深、更广地推动西学为人们所接受,并将这种融汇中西的思想文化结晶导入中国的文化转型和政治变革中。这种汇通和翻译,以融入中国传统学术、影响中国文化、开启中国民智为宗旨,包括西方哲学、社会学、法学、伦理学、经济学、教育学等诸多学科名著在内的西学移译,寄托了严复对危机中的国家民族文化所需要的想象,以及建立在这种想象之上重塑崭新之国家文化的努力。(www.daowen.com)

严复注意到西学翻译和文化变革所面临的阻力,更加注重实践中的策略和实效。例如,严复虽然大力鼓吹“自由”观念、抨击中国的君主专制,但对个人自由的肯定糅合了传统儒家思想观念和西方自由精神的理论,从而将西方的自由精神与传统儒家的“为仁由己”“成己成物”相结合,形成了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自由主义观念。^[3]严复倡导温和、稳健地进行思想文化变革和政治改革,不主张激进。他意识到即刻废除中国君主专制的巨大困难,“然则及今而弃吾君臣,可乎?曰：是大不可。何则?其时未至,其俗未成,其民不足以自治也。”^[4]这种清醒而稳健的态度,源于他在融汇贯通中西文化时所具备的宽阔视野和缜密心思。在推广西学过程中,严复还采用了不同的方法策略。首先,严复的西学翻译使用了知识分子乐见的古典文体。严复所提倡的“信、达、雅”一直是翻译界遵循的原则,他在翻译时选择当时知识分子通用的典雅文言,目的就在于能为士大夫阶层所乐意接受,让这些对普通民众来说较为深奥的思想理论,能够借由士大夫的接受、喜爱和呼吁,引起民众的注意。从客观上看,选择典雅的知识分子语言,在当时也是不得已的。在大多数民众不识字的环境中,士大夫语言也是融合中西文化、实现观念传播最便捷的途径。另外,严复在办报时不仅翻译西方学术思想,还引入西方小说以增强文化认同。严复于1897年10月26日在天津创办了《国闻报》,这份报纸以“通外情为要务”,主要是将西方的思想文化、社会政治,乃至于自然科学的知识翻译发表,拓宽当时民众接受西学的途径,改变公共文化空间中“新学”与“旧学”的比例格局。有趣的是,《国闻报》还将一些西方小说翻译出来随报赠送,在介绍西方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同时,严复将“小说”也作为“开民智”的有效途径,这显然是注意到了小说对民众价值观念、思想观念、文化观念所具有的隐形却又强大的影响。

“民智者,富强之原。此悬诸日月不刊之论也。”^[5]围绕国富民强之主题,以翻译西学、汇通中西来启民智,是严复文化思想与行为的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