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廷固也明白教育的重要,但前面已说了,他们认为是“技”的重要,是学洋以维持这个庞大旧体制的苟延残喘。新学人士就不同,他们与马相伯或多或少在思想上有认同感。

震旦大学创办时,梁启超著文说：“今乃始见我祖国得一完备有条理之私立学校,吾欲狂喜。”^[16]而教育家蔡元培,对马相伯崇敬有加。蔡元培后来提出了“兼容并包”的教育理念,我们今天看来,与马相伯所践行的教育方针是一致的。

一些活跃在当时文化界的人们成为马所办大学的初期校董。复旦初建,马相伯聘请社会名流严复、曾铸、张謇等28人担任校董,协助筹集建校基金并共同管理学校。被誉为清末西学东渐第一人的严复亲笔写了《复旦募捐集捐公启》,又在之后任复旦的总教习,在马相伯卸任后短暂任复旦第二任校长。(www.daowen.com)

辛亥革命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国民政府也对马相伯的教育事业给予了支持。辛亥革命期间光复军司令部占用了位于吴淞的复旦校园,学校只得临时迁至无锡。后来由于政局不稳定,学校经费几度断绝,师生流离,随时可能停办。复旦学子于是找到时任临时政府交通部代部长的校友于右任,请他帮助在上海复校。作为国民党的元老人物之一,于右任联合邵力子于1912年初向临时大总统孙中山递交了一份呈条,请求拨徐家汇李公祠作为复旦新校舍。尽管临时政府本身经费紧缺,孙中山仍欣然答应。同时还专门拨出一万银元作为复校经费,让复旦一次严重的危机得以化解。同年,复旦成立了史上第一届校董会,孙中山先生被邀为校董之一。这是孙中山以革命领袖的身份仅有的一次出任私立学校的校董,而这也被看作是复旦的荣誉之一。

马的事业在新派人物那儿获得了支持,归根到底还是他自己的思想,也属于新派一流。通过梳理我们知道,教育家马相伯已不是一个传教士或洋务官员,他得到的阻挠、他得到的支持,正是他与时俱进的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