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相伯名建常,字相伯,祖籍江苏丹阳,于清道光二十年三月十八日(1840年4月17日)出生在丹徒(现属镇江)一个信奉天主教的家庭,一出生便接受了天主教洗礼,成为天主教徒的一员。马相伯兄弟共五人,其中二者早夭。马之宗教身份,对他后期事业的发展产生了影响。马八岁到十一岁在家塾中读书,十一岁时一个人来到上海,到法国耶稣会办圣依纳爵公学求学。马相伯在十四岁时就有在校任助教的经历,据马自己讲是由于自己有高于一般人的国学功底。^[4]马相伯三十岁获得神学学位,1874年后开始在圣依纳爵公学任教长兼教务。他真正的教育实践,可以说是从这时开始的。

晚清的同治年间,科举犹未衰,于是就出现了一个看似有些怪异的现象,不少入教会学堂的学生仍要参加科举考。对此,马相伯不反对,反而每逢举办考试必亲自送考。“余虽为教徒,而对于学生的中国经史子集之文的讲习,尤为注意。”^[5]传统文化的影响表现在一个信仰天主教的人身上,不能不说是一种奇特的混合。而这种矛盾也将贯穿他之后的教育活动中,为他与耶稣会之间的纠葛埋下伏笔。

1870年,马相伯因筹款救济灾民一事遭教会“省过”惩罚,兄长马建勋上门问罪方得自由,这是马与教会结怨之始。后教会担心马相伯的教育态度会把学生变成异教徒,打发马相伯专任研究天文的职务,又改派他专门译书。1875年后,马与教育的直接关系就告一段落。后来,遂脱离教会转而从事洋务,凡二十三年。(www.daowen.com)

这只是马相伯早年在教育领域的一些小实践,跟他以后大刀阔斧的实践相比,似乎不足一谈。但其中还是有有趣的地方：马相伯为何要支持学生科考这看似反常的举动,与他后来的反对经学的言论似有矛盾,但又与他后来在身上表现出来的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社会责任感相一致。笔者以为马相伯的行为既是传统的烙印,更重要的是表现出了他“经世致用”的观点。马身上的民族责任感是由于当时国家危亡的背景而表现得更为强烈的。科举在当时仍是一个普通知识分子能够学以致用的唯一途径,因此马希望掌握了一定知识技能的学生能尽快走入社会的高层,将自己的所学利用到国家的事业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