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中国战败。次年4月,中国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张謇为之痛心疾首,在日记中记下“和约十款,几罄中国膏血,国体之得失无论矣”^[5]之语。此后他为署理两江总督张之洞撰写《代鄂督条陈立国自强疏》,其中集中表达了他对于如何在战败签约之后挽救国家的思考。该疏开篇就提出这项和约中的割地驻兵之事,就像“猛虎在门,动思吞噬”,认为赔款的危害又使中国“气血大损”,倘若再不力图补救,大局将不堪设想。^[6]在疏中,张謇将“广开学堂”列在八项重要事项之中,仅在训练陆海军和发展军工业之后,其重要性可以想见。

张謇提出外洋各国之强不仅仅是“由于兵”,更是“由于学”。中国要想与列强并驾齐驱,人才培养是不可或缺的。“立国由于人才,人才出于立学”^[7],办学的重要性由此可见。张謇认为西方大国的人才都选自专业学校,所以没有所用与所学不统一的问题。现今中国与西方诸国“交涉日深”,如果仍然因循守旧,那么凭借原先的“固陋之才,浮游之技艺”^[8]是不足以抵御外侮的。所以,张謇提出“应请各省广设学堂;自各国语言文字以及种植、制造、商务、水师、陆军、开矿、修路、律例各项专门名家之学,博延外洋各师教习”,并主张派遣才学优秀的学生赴洋深造。^[9]

在张謇看来,兴办教育、广开学堂是立国自强的途径之一。在科举教育的大背景之下,晚清的中国多的是纸上谈兵、思想陈旧的进士举人,而少的是有实干能力和专业知识的学术精英。旧式的教育制度培育不出能应对全新挑战的人才,所以当时的中国若不立即改革教育,与西方接轨,确有迫在眉睫的亡国之危。面对当时的社会困境,张謇认为兴办教育、广开学堂可成为立国自强的途径之一。他以此救国的视角审查当时教育的弊病,并提出了普及教育的理念。而这一理念在其《变法平议》一文中也有涉及。

《变法平议》一文作于1901年,即在作《代鄂督条陈立国自强疏》之后六年。这六年中发生了百日维新、义和团运动及八国联军侵华等诸多重大历史事件,社会动乱进一步加剧。清王朝在气息奄奄之际不得不宣布推行新政,允许官员、士绅提出革新建议。张謇因此积极响应,写下了《变法平议》一文,并再次在其中提出了“普兴学校”的主张。文中说：“国待人而治,人待学而成。必无人不学而后有可用之人,必无学不专而后有可用之学。”^[10]其中“无人不学”即是普及教育。张謇将教育的普及作为培养专业人才的前提,而又将培养专业人才作为救国兴国的前提,所以极其重视“普兴学校”。(www.daowen.com)

值得注意的是张謇主张推广的是新式学校,而非原先的私塾。虽然张謇是末代状元,在科举之途中穷尽半生,最终夺得科举的桂冠,但他却极力反对科举制度,也反对私塾教育。他认为初等教育应是“国民教育”,其程度应该“视国民之生活程度为变迁”,而科举制度及私塾教育则不适于“国民之生存”^[11]。清末新政时期,各界立宪呼声四起,张謇也在其《致端方函》中以普及初等教育为立宪的准备。他认为私塾乃是个人教育,其弊端在于无法养成“公共心”,而小学则可以通过集体的方式使得大众获得“同等教育”,在未成年之时就“养成公共之习惯”,有助于立宪的开展。^[12]

张謇身处晚清动荡之时,中华危亡之机。作为一个无时不抱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心的传统知识分子^[13],他自然拳拳以拯救中国为己任。因此,他的一切思想都有着鲜明的爱国主义色彩。追溯其教育思想的源头,是一片赤诚的教育救国之心,也是他身为传统知识分子面对晚清大变局而提出的诉求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