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鲲化,字砚畇,一字彦员,安徽省休宁县人,出生于1836年。戈鲲化一出生便迎来了封建与改革并存的时代,一方面是传统的封建制度与儒学思想,另一方面是门户开放后西方思想的传入,两者共存的矛盾与冲突对戈鲲化的成长与思维方式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在这样的矛盾中,戈鲲化不仅对本国文化抱有坚定的信念,也感慨于西方思想,并以一种宽容的心态去对待。

青年时期的戈鲲化参加过科举考试,中过秀才,但是他的功名仕途之路并不顺利。他“曾捐得宁波候选同知,蓝顶戴,属九品官中的第五品”。^[2]也和当时许多读书人一样,为了生活去做幕僚。其在《人寿集自序》中说：“余弱冠,读书不成,从军幕府。”二十二岁时,他进入湘军总兵黄开榜军中做幕僚^[3],经历了湘军与太平军之间的许多战事,也曾在战争中饱受流离之苦。1863年前后,戈鲲化任职于美国驻上海领事馆,担任译文抄员和翻译教员,其间有密集的跨文化交流。在二年期满后,他移居宁波,又任职于英国领事馆,颇受中外双方赞赏。^[4]在此期间,戈鲲化多与领事馆任职的西方人士来往,从事洋务事业,曾教过一位英国学生和一位法国学生。^[5]

尽管是科举制度下走出的文人,戈鲲化没有被制度所限制,他的知识架构出于儒学却也新于儒学。他有一种作为知识分子的责任感,虽身在领事馆,但也会关心着人民的疾苦,而不是一味地争名逐利。“宁波有一座浮桥,为西方人所造,当地凡过桥者每人需交税四钱,西人一年即可收入万余贯。戈鲲化在领事馆工作,深知其内情,于是建议知府陈政钥募集资金,从西人手中买了下来,从而造福当地百姓。”^[6]正是这样一种对民生的体察,以及对社会的关注,体现在他的诗集中,也体现在他的精神里。

戈鲲化曾在《四十生日自述》中写道：“强仕年华正此时,桑蓬有志负心期。”^[7]诗句中流露出的不仅仅是对自己无法跻身于上层知识分子仕途的痛苦,也表现出了他在时代中的挣扎与矛盾。1844年宁波开埠以后,成为当时重要的对外口岸,与外国商户贸易往来十分频繁,人们的思想也逐渐变得开放起来。“早期传教士自美国浸信会的玛高温于1843年来到宁波,其后又有英国女传教士爱尔德赛、美国浸信会的罗尔梯等先后来到宁波,进行传教、办学,传播西方文化。另外,当时宁波为了配合西学的传播,出版事业非常兴盛,1845年美国长老会在传教士柯理的提议下,将印刷所从澳门迁到宁波,命名为‘华花圣经书房’,随即大量出版各种书籍杂志,涉及历史、科学、文化知识等各个领域。”^[8](www.daowen.com)

在这样一种社会环境的影响下,西方的思想大量传入,与戈鲲化原本的儒学观念产生矛盾。就是这样一种挣扎于矛盾中的经历,为日后的赴美教学留下了契机。工业革命给当时的西方国家带去了先进的技术和资本主义的蓬勃发展,与此同时,这些科学技术和工艺制造也零星地传入了中国。感慨于西方文化“入侵”给中国带来的变化,戈鲲化耳闻目睹后将其所思所感阐发于诗中,写下《偶乘火轮车放歌》：“我今坐向吴淞口,旋转卅幅同一枢。暗设机关夺造化,繄车之人真仙乎。在地疾走轶奔马,在天健行迈踆乌。”^[9]他感发于火车的构思精妙,却将其归于奇技淫巧,认为原本发明火车的创意出自中国却没能得到发展,被西方后来者居上：“轩辕皇帝善物物,偶见飞蓬制为车。后来周公众巧聚,指南远服僸任侏。木牛流马辇军饷,葛相意造此权舆。中国失传泰西出,曰英圭黎尤杰殊。采煤铸炭实车腹,气之所鼓雷霆驱。”^[10]尽管戈鲲化得出他的结论：“然而百利一大害,覆辙每遭肝脑涂。所以圣人摈不用,宇内坦荡有康衢。”^[11]但这样保守的话似乎不该由他说出。他的评价主要从技术层面来阐述,也并不是不分青红皂白地否定,还带着一丝开放的态度。诗中的赞誉是他对西方先进技术的接受,而对于中国发明技术的过高认知是受到了传统保守观念的影响,两者的针锋相对是文化的碰撞,也是一对既对立又统一的矛盾。在这样的矛盾下,戈鲲化渐渐萌发出了对于西方思想以及传统儒学文化的独特见解,也为他赴美教学创造了良好的先决条件。

戈鲲化的仕途之路并不顺利,虽然他胸有大志,也有被章鋆评为“天才踔厉,尤好吟咏^[12]”的文学天赋,但却始终没能走上封建社会中知识分子的理想道路。对于戈鲲化来说,唯有他所创作的诗才是最值得称道、能给他带来慰藉的东西之一。无论是“遇游宴,必命题为诗^[13]”的热情,还是“数年以来,积数百首^[14]”的数量繁多,无不表明了戈鲲化对于诗的热衷与自豪。对于戈鲲化来说,诗不仅仅是他对社会批判与革新观念的表达方式,更是他接受西学与传播思想的渠道。西方的理念、东方的文学,两者相结合,促成了时代发展中的先驱者。

民为本,这是戈鲲化立足于社会的思想,也使他将目光投向社会的各个层面,从而能够对社会的一些阴暗面有所感慨,有所揭露。《纵博》中写道：“快意豪情莫与京,逢场兴剧藐输赢。牧猪奴戏原轻贱,况破家资业未精。”^[15]《嗜赌》也言：“短榻横眠趣味多,一灯遑问夜如何。膏肓深入医无术,谁言烟魔胜病魔。”^[16]戈鲲化作为一个文人,着眼于当时社会上赌博的盛行,将自己的见解与情感融入诗中。诗中不仅仅是对于赌博行为危害性的描述,更是有着他自身对赌博者的劝诫与无奈。的确,光凭他一人的力量与声音是微不足道的,但在当时——那个思想相对保守的时代,敢于直言指明社会之问题所在,敢于为百姓生存发声的又有几人呢?或许正是这样一种批判精神,使得戈鲲化能以自己独有的视角来看待西学的传入,来看待整个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