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是当时全国性的贸易中心。苏州地区的贸易并不是独立的,而是与其他地方有着很强的联系。因此,需处理好苏州的贸易,就必须为客商提供一个比较好的环境。李秀成占领苏州时,天气极度寒冷,这一年由于闰三月,所以四月中旬已经过芒种节气,但是,此时天气情况却“阴寒特甚”,人们还穿着棉衣。大雪和冰雹“久不济”,清军的一部分军士甚至饥寒交加、体力不支而死。^[11]战争也对商业造成严重破坏。在《同治十年元长吴三县为丝业公所整顿行业规条出示晓谕碑》中就记有太平军攻克苏州时,丝业公所的丝行商人“遭兵四散”。^[12]在这种双重作用下,恢复经济更显得紧迫。

图1：李秀成发放的“挥条”图

李秀成是农民出身,深知粮食安全的重要性。上文提到过,1860年这一年,长江流域气候异常寒冷。这个时候军饷和普通百姓的粮食供给都成了问题。七八月的时候,李秀成的进军计划暂时告一段落,他回到苏州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发放口粮。虽然在苏州他的征税计划并没有完成,但他还是慷慨地给予城内的百姓口粮,按照户口^[13]的人头发放粮食。^[14]李秀成还发行“挥条”(如图1)来规范口粮的发放。^[15]一些城外的游民也来到城门外希望得到救济粮,太平军没有给他们粮食,但也接济给他们一些钱财,一共发钱十万余串。城内无家可归的难民,太平军也每日给他们施舍一点粥饭。^[16]李秀成的粮食主要是来源于太平天国公款筹集的粮食,里面也可能有一部分将领自己贴了钱。^[17]李秀成向百姓发放粮食的政策,显然在1860年这个特殊的年份里是最好的笼络民心的政策。此外,李秀成也对私人经营的大米等粮食实行免税的政策。^[18]对于重点商品免税,在当时的中国应该还是很新颖的政策,这也反映出李秀成具有促进经济发展的意识。

社会治安是李秀成在最初遇到的另一棘手问题。刚占领苏州城时城内出现了一些暴力事件。据李秀成自己的说法,这是城外的蛮民趁机作乱,抢劫百姓。他还表示,他的手下本来要以暴制暴,悉数剿灭的,但他坚持通过招抚的手段,甚至暴民拿着土枪指着他,他也不还击,最终使得暴民归顺了他。^[19]

但是,也有记载反映在城内施加暴力的是太平军官兵。这种说法也很详细：太平军入城第一个晚上,就杀死了许多平民,陈尸在十字路口,来达到耀武扬威的目的,但是尽管如此,很多苏州市民仍不和太平军合作,平江路一带还有许多人投水而死。太平军将他们斩尽杀绝,城里的河浜被丢弃的尸体堵塞得不能流动。^[20]这其中也包括部分太平军入室抢劫百姓财物^[21]或是借着开设“女馆”的名义抢夺民女^[22]的案件。

可以确知的是,第一,李秀成表面上是重视治安的,他在占领苏州十四天以后发了安民告示即《劝苏郡思乡百姓举官造册谕》,且他在给绍兴亲属的信中也强调“如何守地,如何安民,必得稳固妥善”^[23]。从另一侧面也说明这十四天里苏州的治安应当已经非常混乱了。据记载,李秀成对于侵占民女的太平军通过明查暗访的方式调查明白,并将他们枭首示众。^[24]第二,苏州在被李秀成占领后治安问题严重,百姓伤亡确实很多,这一点作为刚入主苏州城的太平军有相当明显的责任。(www.daowen.com)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李秀成在占领苏州的过程中不但没有像洪秀全那样强制性地让百姓加入拜上帝教,而且对苏州原有的宗教文化秩序没有进行很大的破坏。记载中唯一有关太平天国破坏宗教的例子是《苏台麋鹿记》中说太平军烧毁了苏州护龙街(今人民路)一座规模很大的关帝庙^[25],将里面的神像破坏殆尽。从现实情况看,苏州的古迹报恩寺塔、苏州双塔、玄妙观甚至文庙都未受到根本性的破坏。

李秀成作为太平天国后期最为出色的将领之一,在“天京事变”后使得太平天国政权得以继续维持,与他对苏南地区情况的熟悉显然是十分不开的。但是,这种熟悉不是一下子建立起来的,而是在摸索中形成的。李秀成作为农民起义军将领,他当然不可能在占领城市伊始就采取行之有效的城市管理措施,而是对太平军采取了一种放纵的态度,同时李秀成当时还没有行政建制的计划,他的主要精力仍旧集中在进军浙江和上海方面,无暇顾及苏州的问题,于是导致苏州治安混乱,太平军声名狼藉。李秀成其实已看清了形势,采取了强硬的措施,维持住了苏州的稳定,其中也反映了李秀成由军事将领向地方官员的逐渐转变。作为地方官员的李秀成,贯彻了孔孟之道下中国传统治国理念中对“人民拥护”的重视,即“得道者多助”。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又说“明君制民之产”。强调仁慈的统治者应当关心百姓的生活。李秀成自然受到了这一观念的影响,非常重视民心的巨大作用,因而他严惩了滋事的太平军,但由于同样的原因以宽容的态度对待作乱的蛮民。一系列的维稳措施使得苏南地区的生产得以恢复,黎民百姓仍旧可以按照以往的生活方式生活下去。苏南地区在当时是全国的粮仓,对于储备不多的太平天国来说,苏州的稳定就相当于有了稳定的后方来支援前方的战争。这对于新生的“苏福省”来说,无疑是有益的。在旧时代,城市与农村的关系非常紧密,许多市民其实都是附近农村的农民移居到城市中的,农村的地主也偏好在城市置业。因此,苏州城稳定了,苏州的民心有了,那么就意味着附近大片农村地带的稳定。

买卖街的设置是太平天国城市政策的一个通行惯例,也是太平天国的主要商业制度。为了对商业活动进行更好的管理,太平天国往往在城外划定一个区域,将商业活动限制在一定区域内。在苏州,李秀成也设置了买卖街。具体的选址是他委任的苏州市政的负责人熊万荃确定的。买卖街设立的最初目的在于将城中百姓与军事人员隔离开来,以防发生冲突。熊在同乡官勘察讨论后,设立了山塘买卖街。最终以军队在上塘,居民在下塘,在上、下津桥和渡僧桥三处设立关卡,“俾兵民不得互越”,于是“山塘虎丘之腹里湖田一带,听民居住,间设铺户谋生”。这些工作限期三日完成。^[26]“于是山塘成集,名为买卖街。”^[27]

山塘街位于京杭大运河与苏州护城河的交界处,处于交通要冲,在这里设立市场,不仅便于来往的商人,也便于苏州的市民出城做买卖。因此,山塘街的设置对于苏州经济的发展是相当有益的。据记载,山塘街的买卖相当热闹,以至于人们途经这里,都忘记了正身处战乱时期。^[28]至此,苏州的经济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