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韩国而言，上海是一座意义非凡的中国城市。1910年日本侵吞朝鲜半岛之后，越来越多的韩国人移居上海。1919年以后，上海已经形成了韩人社会。⁽¹⁾大韩民国临时政府1919年成立于上海，现在的韩国政府亦以在上海成立临时政府的1919年作为大韩民国的开国元年，历任韩国总统都会前来拜访。临时政府之所以建于上海，而且得以维持了27年之久，关键在于沪上中国人大力支援被压迫的韩民族。韩国临时政府与沪上中国人长期保持着友好的关系。⁽²⁾

1920至1930年代的上海是“东方的巴黎”，对韩国人充满了吸引力。上海也是近代以来韩人留学的热门城市，留学的韩人中涌现了不少作家。据统计，现代来华留学的14位韩人作家中，在上海留学的有9位之多，占总人数的64%，其次是北京、杭州、南京、广州等地。⁽³⁾来华留学的韩人作家大多集中在上海。因此，上海成为了韩国现代文学中经常出现的都市空间，二三十年代韩国文学中与上海有关的文章就有90篇之多。⁽⁴⁾例如，崔独鹃、姜鹭乡的小说中都书写了一批怀着“上海梦”离开家国，来到上海闯荡的韩国人。上海是中外文化的交汇点，上海文学也是中外文学交汇的产物。上海文化身份的多样性为上海主题的文学书写带来了暧昧性，以至于“上海”一词本身就成为了一种内涵丰富的隐喻。外国人参与的文学上海不仅塑造了上海文学，也深刻地参与到了上海城市品格的塑造之中。上海至今时常被提起的“魔都”外号就源自日本作家村松梢风的小说《魔都》。对于韩国学者而言，上海不仅是他们熟悉的中国都市，也是现代中国乃至东亚城市的缩影。研究上海文学，不仅寄托了他们通过文学观看上海及现代中国的心愿，也是另一种反观与思考自我的方式。

在这一背景下，《韩国汉学中的上海文学研究》应运而生。此书由韩国国立木浦大学教授、韩国中国现代文学学会前会长林春城教授⁽⁵⁾主编而成，它是中韩学术交流与合作的结晶，⁽⁶⁾也是兼具世界眼光与地方意识的海派学术力作。在《韩国汉学中的上海文学研究》一书中，林春城选取了新世纪以来韩国学者的上海文学研究论文十篇，将韩国的上海文学研究分为“韩国/朝鲜作家的上海经验”和“文学上海”⁽⁷⁾两个部分，以“文学上海”为重点，即通过文学作品来观看上海。

近代以来的上海究竟是一座怎样的城市？文学为我们观看上海提供了直观而丰富的视角。在中国作家林语堂的笔下，在上海的早晨醒来可以享受音乐会般的愉悦交响曲；在英国作家毛姆的眼中，这是一座东方的十里洋场，是英国人可以尽情享受上等人生活的地方；在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的笔下，这是黄包车夫如强盗般横行、卖淫猖獗、公共卫生堪忧的罪恶之都；在韩人作家崔独鹃的眼中，上海却是一座外国殖民者可以作威作福、中国穷人生如草芥的城市。一方面，陈西滢说“上海完全是外国人的上海”⁽⁸⁾，另一方面，在日本人中大受欢迎的《上海指南》却向游客大力推荐富有中国风情的愚园而非在中国人中人气最高的欧式公园——张园。一千个作家眼中有一千个上海，不同国家作者眼中的上海更是大相径庭。

在这部论文集中，林春城对“文学上海”的概念作了拓展与延伸，“文学上海”不仅指通过文学来观看上海，还提示了一种把上海文学作为上海民族志研究文本的可能性。在人类学家看来，民族志是把世界保留在纸面上的一种书写；林春城则指出民族志与文学作品有相似之处，民族志从文学中汲取了讲故事的能力。在《文学人类学的可能性与上海民族志——以<海上花列传><子夜><长恨歌>为个案》一文中，他使用了文学人类学的方法，把《海上花列传》《子夜》《长恨歌》等现实主义小说作为上海民族志的研究文本，认为可以通过这些小说来了解上海和上海人。在他看来，《海上花列传》是反思和慨叹19世纪末上海的新空间（租界和妓院）、新主角（商人和妓女）的多声部文本；《子夜》以上海为舞台解剖了资本家和工人的纠葛，而且揭露了民族工业资本家和买办金融资本家、大资本家和中小资本家之间的矛盾，进而尖锐讽刺了资本家周围的知识分子；《长恨歌》是关于上海城市空间的民族志。

林春城曾在上海大学访学，对中国的文化研究有所了解。他以文学与文化研究并重，其上海文学研究也受益于此。他以民族志的方法来研究上海文学，在韩国的中国文学研究领域率先展开了文学人类学的跨学科探索。对于韩国学者而言，以文学人类学的方法研究上海文学文本，既是一种文学研究，又符合外国人通过文学文本来理解中国的需要。他的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相得益彰，文学研究的民族志考察为文化研究提供了材料，而文化研究的视野又丰富了其文学研究的方法。近年来，他的研究更是显示出博采中国学之长的融会贯通。他不仅以中国文学研究者见长，也以华语电影研究者见长。中国文学与华语电影虽然属于不同的文艺形式，但都可以被视作中国民族志的研究材料。他关注其中的中国及中国人故事，因而电影与文学在他的研究中呈现出一种关联性与整体性。如果说《文学人类学的可能性与上海民族志》是用文学来解读上海，那么《移民、他者化与身份认同：电影里再现的上海人》就是用电影来认识上海与上海人。他的研究具有注重思想性与理论深度、关怀中国现实、跨学科及跨文化意识强、善于比较与批判的特征。他以“话语和他者化（discourse and otherization）”为主要研究视角，提出了“东亚近现代（East Asianmodern）”的概念，认为东亚国家在近现代大都遭遇了西方挑战，但各国的国情不同，选择的道路也不同。⁽⁹⁾

本书所研究的新感觉派小说、《上海的早晨》《上海宝贝》《富萍》等都可以作为上海民族志来阅读，这体现了韩国学者通过文学研究来深入了解现当代中国的普遍兴趣，也呼应了林春城“文学上海”的理念。他们关注上海的方方面面：从晚清画报、《海上花列传》中呈现的近代上海，到左翼、新感觉派、京派、海派作家所书写的现代上海，再到反映社会主义建设初期上海的《上海的早晨》，书写上海外来移民生活的《富萍》与表现上海“70后”年轻人生活的《上海宝贝》，都成为他们重点关注的对象。将这些文学文本作为上海民族志来阅读，也为发掘它们的价值提供了新思路与新理论。

有幸参与到本书的校对工作之中，笔者近水楼台先得月，收获甚多。尽管作者中不乏韩国知名学人，但对于大部分中国读者而言还很陌生。在林春城教授的协助下，每一位作者都向笔者提供了他们的学术简历，耐心回答了笔者提出的问题。韩国学者谦虚尚礼、认真纯粹的学风令人印象深刻。下面请允许我对此书中收录的论文及其作者一一介绍。

首篇论文《<点石斋画报>勾画出的1884年上海租界——视线和再现的问题》的作者闵正基是韩国仁荷大学文科学院中文系教授，他毕业于首尔大学，博士论文题为《关于晚清时期上海文人书写的研究：以王韬为中心》。他是为数不多的研究上海近代文学的韩国专家。闵正基以中外近代报刊为中心，对上海出版的《点石斋画报》《图画日报》《中国丛报》等都有研究。他尤其擅长解读报刊中的图像，且解读方式别具一格。近年来国内对《点石斋画报》的研究渐成热点，出现了两百多篇论文，还有博士、硕士论文多篇。相较于国内研究成果，闵正基的研究具有如下特色：

他特意截取了1884年5—11月这半年中的《点石斋画报》来研究，通过聚焦分析图像来研究近代上海与中国。闵正基之所以会截取《点石斋画报》初期的资料来研究，是因为他发现创刊后两三年间《点石斋画报》对上海的关注最明显，对近代世界的关心也最深，因此认为集中探讨这一段时期《点石斋画报》如何描述上海会有意义。这种以小见大、深耕细作的研究方式，值得借鉴。

在细读文本与图像的基础上，他对照图像解读文字再现和视觉再现，从而挑选出“视觉翻译”（visual translation）这一理论视角来解读图像呈现过程中出现的意义上的对应和迁移。有关“视线”和“再现”的讨论综合了当时在韩国流行的有关理论，吸收了西方有关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和视觉文化（visual studies）的理论优长，着重于再现背面视线的“重层结构”以及它的“多元性”。《点石斋画报》有许多研究面向，他特意在其中选择了租界作为研究重点。近现代来到上海的韩人作家也喜欢书写租界，尤其关注其中的殖民性。闵正基细致地对比了上海租界与其他区域的差异，展现了租界与西方现代性之间的强烈联系。租界就像是西方现代性降落在上海的一个试验场，其力量一波一波地传递到上海华界、内地，力量逐渐减弱。他在文中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点石斋画报》的画页是否以帝国主义的“近代-欧洲-进步/传统-中国-落后”视线来捏造“现实”呢？租界不等于现代性，更不等同于进步，文中隐藏着对西方现代性的反思态度，以及对将现代性看作一元性实体的反思态度。

第二篇论文《20世纪20年代中国革命文学的过渡性与蒋光慈》的作者朴敏镐是韩国尚志大学中国学系助理教授，他毕业于韩国外国语大学，曾在华东师范大学研修两年。他的博士论文为《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文学危机话语研究》，对中国当代文学中的都市小说、改革开放与中国文学的关系、1980年代的中国文学等都有所考察。

1920年代的中国文学由文学革命走向革命文学，而蒋光慈便是革命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对于中国读者而言，蒋光慈只是中国现代作家之一；对于韩国读者而言，读蒋光慈却可以理解中国1920年代的文学与社会。蒋光慈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开山祖’和第一人”⁽¹⁰⁾，他与革命的关系也是蒋光慈研究中的热点。朴敏镐对蒋光慈的研究没有避开这一热点，但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革命文学的过渡性与蒋光慈》一文中，他明显带入了一种外部的视线，将蒋光慈作为研究1920年代中国革命文学的个案，尤其注意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关系。朴敏镐注意到了蒋光慈与苏俄、朝韩、日本的关系，提示了一种在世界主义的视野下重新认识蒋光慈的可能性。

朴敏镐对蒋光慈的创作在整体上持肯定态度，并不诟病其小说模式。在中国，蒋光慈的文学创作向来被视为“革命+恋爱”的典型，对其艺术价值的评价并不高。朴敏镐却从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双重视角切入，为这种“革命+恋爱”的模式找到了恰当的参照系。在他看来，蒋光慈的小说体现了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之间的互补关系。他从一位充满着革命浪漫主义的文学青年逐渐转变为成熟的作家，绝笔之作《咆哮了的土地》实现了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统一。朴敏镐还发现蒋光慈的作品中存在着两种浪漫主义：

个人浪漫主义与集体浪漫主义。《丽莎的哀怨》被批判其实反映了集体浪漫主义与个人浪漫主义之间的缝隙。蒋光慈的英年早逝与精神上遭受打击密切相关，他因为把文学活动和党的工作相提并论而被开除党籍，反映了个人浪漫主义与集体浪漫主义之间的矛盾。

为何被瞿秋白、茅盾等左翼批评家严厉批评的小说模式能够获得韩国学人的认可？如果对同一时期客居上海的韩人作品有所了解的话，就不难理解了。朝鲜半岛被日本吞并之后，大批爱国者来到上海从事抗日复国运动，并在上海建立了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上海对于当时进步的韩人而言是令人向往的革命圣地。因此，不少韩人来到上海留学并从事文学创作，“革命+恋爱”也成为了他们小说中极为常见的模式。朴敏镐的研究提醒我们，也许问题并非出在“革命+爱情”这一写作模式上，单因这一写作模式来否定蒋光慈是有问题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矛盾在蒋光慈写作中的凸显，其实也反映了两种思潮在1920年代中国革命文学中的张力。蒋光慈成名甚早，20岁就被陈独秀推荐到苏联留学，是第一批就读于莫斯科东方大学的中国学员之一，同期就读的还有刘少奇、任弼时等人。不过，热爱文学的蒋光慈却将大量时间投入文学创作之中，成为了中国革命文学的拓荒者之一。年少成名且一腔热血的蒋光慈还来不及磨炼，已经被时代的洪流推上了革命文学的浪潮之尖。他的小说人物脸谱化，存在明显的艺术缺陷，但他却多产且勇于尝试各种不同的领域。

朴敏镐的研究也让我们注意到蒋光慈与上海文学之间的关系。蒋光慈（1901—1931）出生于安徽，但自1924年从苏俄回国之后，他便长居上海，在上海从事文学与革命活动直至1931年因肺病去世。朴敏镐的研究重新彰显了蒋光慈的价值：在孕育革命文学的20年代，他凭借苏联留学经验所建立起来的革命观和文艺观，以及在弘扬中国革命文艺传统方面所做出的贡献，对于中国革命文学史而言意义非凡。

第三篇论文名为《穆时英小说中的欲望与重叠性意义》，作者是韩国国立木浦大学的孙凑然。她2016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论文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小说的先锋性研究》。《穆时英小说中的欲望与重叠性意义》改编自其博士论文中的第三章《欲望的多种表现：自我意识的挖掘、时空的解体与重叠性意义》。孙凑然对穆时英的关注其来有自，她的硕士论文就以穆时英为研究对象。来上海留学之前，她就比较过上海新感觉派与韩国的现代主义文学流派“九人会”之间的异同，认为现代主义之所以在上海与首尔同时流行起来，是因为两个城市都受到了日本的影响。中国的新感觉派与韩国的“九人会”都受到了日本新感觉派的影响。此外，她还研究过林徽因、严歌苓、阎连科等作家，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涉猎较广。

国内对穆时英的研究有两大热点，一是研究其新感觉派的小说，二是探究穆时英的政治人生，尤其好奇其死亡原因。后者需要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及考证，甚至需要走访调研，这显然并非外国学人所长。

孙凑然的论文注重把穆时英放在1930年代中国小说的整体视野中来观察，尤其关注其先锋性。她对其小说中的“欲望”与“重叠性”作出了颇有新意的分析。她提出了两大问题：一是应该如何分析穆时英早期作品中的普罗文学因素？二是都市与欲望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她认为：穆时英具有普罗大众与资产阶级的双重性格，他的作品杂乱而缺少集中点，不能简单以都市性、现代性或左翼性来为其贴标签。她颇有创见地把穆时英的小说创作分为表层、中层与深层三个阶段，认为表层主要写现实经验，即他人（普罗阶级）的经验；中层着重写个人经验，即资产阶级精英的经验；深层中出现了时空的解体，表现了寂寞与虚无。重叠性因素贯穿了这三个阶段。

孙凑然注重在世界文学以及海外汉学的视野中去研究穆时英，对理论的应用也是得当娴熟，同时展现了复旦中文系学子文本细读的功力，其研究本身就带有中外交融的优势，提出了许多新颖的观点。

第四篇《师陀眼中的上海肖像——以<结婚>为中心》一文的作者是高丽大学世宗校区的南姬汀。她以师陀小说《结婚》为中心呈现了沦陷时期上海文学的面貌。南姬汀硕士、博士均毕业于韩国高丽大学，博士论文为《沦陷时期上海文学的日常性研究》，这篇论文就改编自其博士论文。除了研究师陀之外，她还研究过庐隐、钱钟书、毕飞宇等中国现当代作家。

师陀是河南人，往往被视为京派作家或乡土文学作家，而南姬汀却反其道而行之，关注其笔下的上海。因此这一标题本身就暗含张力：京派作家或乡土文学作家眼中的上海肖像是怎样的？作者特意指出师陀本人是反对遵从任何流派的，这也为我们理解上海对于师陀文学生涯转折的意义作了铺垫。南姬汀通过文本细读，遵循师陀对都市空间的批判性认识思路，阐明上海这座近代都市所具有的两面性以及蕴含在都市日常中的人类欲望。南姬汀的文字中隐含着她对现代性的批判，她发现：现代人外表的摩登掩饰了他们内心深处隐藏的焦躁不安，摩登其实是一种都市文明的符号。其实这不仅适用于1940年代的上海，也适用于今天的现代都市。对于中国读者而言，韩国汉学家对上海的研究无疑是一面镜子，照亮了我们视野中的盲区；对于韩国研究者而言，较早接受西方现代性的上海也是一面镜子，照出了东亚城市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多面性。

第五篇《<红玫瑰与白玫瑰>里的女性和反现代性》作者是鲜文大学中语中国学系的金顺珍教授。她是中国现代女性文学研究中有代表性的韩国学者。她的硕士、博士均就读于韩国外国语大学，其博士论文《张爱玲小说研究：从女性主义视野看身体、权力和叙事》思想深刻，在韩国学界影响较大。⁽¹¹⁾她关注中国近现代的女性小说与儿童文学，对张爱玲、阎连科、韩少功、格非、王小波、余华、张天翼、叶圣陶、黄春明、李昂等中国作家都有研究，她还致力于将中国文学作品和研究翻译成韩文，翻译了张爱玲、格非、李洱、王小波、戴锦华等人的作品。

金顺珍对《红玫瑰与白玫瑰》的解读从家长制的角度出发，认为佟振保是张爱玲塑造的“最合理想”的中国现代男性，他生存的法则就是把女性分为红玫瑰与白玫瑰。他只能和白玫瑰结婚，而一个家庭中只能有一朵白玫瑰。因此白玫瑰孟烟鹂的出现驱赶了曾经是白玫瑰的母亲，也驱赶了佟振保。红白玫瑰不是一成不变的，孟烟鹂因为丈夫的缺失而变成了红玫瑰，王娇蕊离婚后再婚，也成为了白玫瑰。张爱玲用这样的结构呈现了被男性区分的两种女性：红玫瑰和白玫瑰，其实这并不是两种女人，而是同一个女人的两面。

金顺珍对《红玫瑰与白玫瑰》的研究角度新颖，没有停留在传统的女性主义批判的层面，而是引入了家庭视角，将佟振保把女性区分为红白玫瑰的想法视作现代中国男性的观念，认为张爱玲将这种两分法视为现代性的主要特征而加以批判。她分析了这篇小说中的母亲与儿子，认为作为儿子的佟振保之所以会形成这种观念，是因为中国社会中弥漫着重视母性的倾向。她还引用了韩国的流行语“妻子比女人漂亮”“母亲比女人能忍”，认为韩国社会中也弥漫着同样的倾向。金顺珍对《红玫瑰与白玫瑰》中女性母亲身份的出色研究，也是基于她对于韩国社会现象的观察与思考而形成的。她的发现不仅适用于中国，对韩国读者而言同样富有启发。

第六篇《从<上海的早晨>看1950年代资本家与革命家的形象》论文的作者是韩国天主教大学中文系的高在媛。她2014年在华东师范大学获得文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现代性语境下“青年话语”：1900—1920年代中韩思想与文学比较》比较了20世纪前二十年中韩文学中的“青年话语”，发现1920年代初期中韩文学中都出现了“恋爱热”，反映了中韩青年自我觉醒，走向现代个人的一种挣扎。

她以《上海的早晨》这一部当代文学史中不太受重视的小说为研究对象，考察的同样是中国学者较少关注的资本家与革命家形象。中国学界对这部小说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与《子夜》的比较，或是通过它来研究上海与革命改造，或是研究其叙事策略，很少有专门通过这部小说来研究1950年代资本家与革命家形象的。《上海的早晨》受到典型环境典型人物思想的影响较深，人物形象的设计偏于扁平，带有较强的预设性。作为一部小说而言，《上海的早晨》艺术性固然有所缺陷，但也正是因为典型人物典型性格的指导思想让小说中的资本家、革命家与无产阶级的形象格外突出。在关心中国社会主义改造的韩国学者看来，《上海的早晨》以宏大的篇幅、生动的笔触写出了1950年代初期上海的社会主义改造，是了解和研究50年代中国的重要文本之一，对于外国人而言也是一种新奇的阅读体验。

不过，高在媛并没有停留在简单的人物分析层面，她用英国文化批评家雷蒙德·威廉斯的文化研究方法，从《上海的早晨》考察1950年代中国的政治和经济之间的关系。她仔细分析了代表社会主义家庭典范的新中国干部家庭、工人阶级家庭的结构，认为在50年代的中国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资本家比较稳定地适应了社会主义体制。

她的研究为我们从海外汉学的角度理解一些因时代变迁而渐趋沉寂的文本提供了范例。对于中国人而言，50年代是不太遥远的，它流动在我们自己或者亲友的记忆中，很少会有人想到要专门通过一部小说去了解50年代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然而对于外国人而言，《上海的早晨》却为他们理解中国提供了不可多得的鲜活材料。这也提醒我们，对一个文本的解读与评价不能局限于一种语言、一种视野。

第七篇论文《王安忆的<富萍>与上海移民者叙事》作者是韩国全北大学中语中文学科的金垠希教授。她先后就读于韩国梨花女子大学与首尔大学，博士论文为《1920年代中国的女性小说研究》，在以丁玲、冰心、陈衡哲等为代表的中国现代女性研究方面颇有建树。此外，她还是一位有名的翻译家，将《徐霞客游记》《富萍》等众多汉语作品翻译成了韩文并出版。

中国学界对王安忆的兴趣多集中于《长恨歌》，对《天香》《小鲍庄》《启蒙时代》的研究也多于《富萍》。韩国学界也是如此：

对《长恨歌》的研究斐然，对《富萍》的研究很少。在对《富萍》的研究中，中国学者对《富萍》的研究也会从小说与上海的关系着手，但将关注点聚焦于上海移民者叙事的并不多。金垠希将《富萍》视为一种流浪汉小说，尤其关注王安忆精心刻画的保姆集团。她从王安忆创作世界的方向转换之意义对《富萍》进行了考察，着眼点在于该作品所呈现的上海底层叙事。与中国研究者不同的是，金垠希注重从小说中提炼历史史实，如上海移民的流动、日本侵华的历史等，显示出了外国学者对现代中国的关心。她还敏锐地注意到上海城市空间中的上下位之分，淮海路居民对苏州河畔居民有一种心理优越感、而苏州河畔居民又对梅家桥棚户村居民有优越感。每个叙事空间所具有的文化意义网以及与下位空间的相互关系，与富萍的订婚与退婚密切相关。她注意到，富萍的退婚与以奶奶为代表的淮海路保姆们以上海人自居、看不起乡下人的潜意识有关；而苏州河畔棚户区的居民却以信义为标准来衡量富萍的退婚。

金垠希的分析让我们发现了王安忆隐含在作品中的批判意识。延伸到《长恨歌》也是如此：弄堂出身的上海女孩王琦瑶为世俗欲望所诱使，不断地想爬进城市中心的繁华世界，结果逐步走向灭亡。乡下姑娘富萍却恰恰相反，从城市的中心区域到边缘地带，再到边缘的边缘，表现出了顽强的生命力，像不倒翁一样站立着。针对有的研究者指出的“王安忆危机论”（王安忆始终未找到适合自己的精神立足点），金垠希认为这样的多样性和多变性更能适应转型期中国社会带给人们的文化心理变化，是一种富有能动性的作家书写策略。她的研究为我们重新理解《富萍》与王安忆提供了新的观点与视角。

第八篇论文《“70后”人群的文化征候——以<上海宝贝>为例》的作者是韩国建国大学中文系的鲁贞银教授。她在1993—2000年间就读于复旦大学中文系，获得现当代文学硕士、博士学位，博士论文为《胡风的文学思想与理论研究》。她出版有《重读胡风》《路翎批评研究》《韩中日现代文学史的叙述研究》等著作及译作多种，对海派文学、伪满洲文学、韩国文学中译等都有研究。

国内对《上海宝贝》的研究多聚焦于对“70后”女作家身体写作和消费文化等方面，而鲁贞银对《上海宝贝》的研究则从韩国汉学家的角度提出了新的见解。她发现，中国文坛对以卫慧为代表的新人类文学给予否定并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但这一文学现象却在当时引发了前所未有的社会反响，反映出对消费文化的渴望，《上海宝贝》也被当作一种文化现象与大众文化符号。尽管《上海宝贝》在国内洛阳纸贵，但对煽情文学司空见惯的韩国读者对此并不买账，因此《上海宝贝》在韩国遇冷，反响平平。

韩国学者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好奇也表现在对《上海宝贝》的研究中。鲁贞银的研究指出小说展现了“70后”新人类在90年代的中国社会转型中的彷徨与困惑。“写作”与“性爱”这两大主题正是他们对抗虚妄的方式。鲁贞银还用布迪厄的城市理论来研究《上海宝贝》所勾勒的上海，认为小说中的上海并不是单纯的作为物理性存在的都市（city），而是由符号、媒体和符码构成的形象（the urban）。上海空间与卫慧的自我意识具有同步性，都被看作是派生于殖民资本主义的剩余物。尽管中国文坛普遍将以卫慧为代表的90年代后期“70后”文学视为幼稚的文化现象，鲁贞银却发现了他们存在的另类价值：他们的文化地理位置不仅如实反映出中国社会的文化“空缺”，还表明以脱近代的方法解决近代课题的尝试是多么乏力。

第九篇论文《俞镇午的<上海的记忆>与消失的“国际歌”》作者是韩国东国大学中文系的金良守教授。他毕业于成均馆大学，在鲁迅研究、中韩比较、上海文学、华语电影等方面都有深入的研究，曾担任韩国中文学会会长（2017—2019）。金良守之所以会走上中国文学的研究之路，最初是因为对1930年代中国的文学运动产生了兴趣。博士毕业之后，他开始思考华语圈文学与韩国的关系并关注华语电影，逐渐形成了“东亚”的研究范畴，由此感受到了东亚各国相互间的密切影响，以及关注对方的历史经验与思维的重要性。开阔的视野以及对东亚的深切关心让他的研究别具一格，往往能够从一部作品中解读出丰富的东亚近代历史内涵，或是在东亚各国的文本中找到关于同一主题的不同视角。⁽¹²⁾

他从韩国著名作家俞镇午的小说《上海的记忆》着手，挖掘出了一段中韩左翼作家不为人知的国际友谊。尽管俞镇午是韩国名人，但现在韩国学界对他的了解依然有局限，尤其是在俞镇午与中国的关系方面。俞镇午是京城帝国大学（现为首尔大学）的第一名毕业生，是奠定大韩民国宪法基础的重要人物，担任过在野党总裁和大学校长，这样一个风云人物却创作出了《上海的记忆》这样一部流露出无产阶级同情的小说，令人意外。

受到语言与材料的限制，中国学界对韩国现代以中国为主题的小说所知甚少，金良守以俞镇午书写中韩革命文人交往为主题的《上海的记忆》为研究对象，探讨了“殖民地时期朝鲜作家的眼里中国到底是怎样的存在”这一问题，显示了日据时期韩国左翼文学的发展也受到中国因素的影响，开拓了新的研究空间。对于韩国学界来说，论文也因引入了中国的观察视角而对俞镇午的文坛定位作出了更为详实可靠的考察。

小说主人公来到上海旅行，在“大世界”遇到了留学时认识的中国友人徐永相君。两人相谈甚欢，约定两天后在南京路的某旅社再次见面，而主人公却因此遭殃，被带到了监狱。获释回国后，他偶然看到了一篇关于徐君的报道，推测徐君已经被国民政府处决。金良守对比了《上海的记忆》的两个版本，发现1939年的版本比起1931年的初版本删除了关于《国际歌》以及“中国左翼剧作家同盟”的内容。小说主人公听到枪声的时间是1月17日，这一天正好是“左联五烈士”被逮捕的日子，主人公与徐君约定的南京路某旅社其实指向了“左联五烈士”被捕的上海“三马路的东方旅社”。小说对上海都市空间的细节描写非常具体，因此作者可能实地到访过。尽管通过现有材料还无法考证出徐永相君的原型是谁，但金良守的研究显示其原型是左联五烈士之一的可能性非常大。他对《上海的记忆》的研究不仅显示了俞镇午的文学世界与马克思主义关系密切，重现了“左联五烈士”牺牲的历史事件，还考察了中韩进步文人之间的交往，这在中韩两国的文学对话中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今年是左联五烈士逝世90周年。90年前，国民政府对这五位左联作家的处决引起了知识界的愤慨，鲁迅名作《为了忘却的纪念》就是为其所作，也因被选入中学课本而家喻户晓。金良守发现，左联五烈士的无辜死亡，尤其是柔石之死给鲁迅带来了很大的冲击，成为了他解不开的心结，使得他怀着赎罪和忏悔继续前行。俞镇午完全理解鲁迅的心理并将其反映在了作品之中，与同时代中国左翼作家的情感深处相吻合。

《上海的记忆》中对《国际歌》的描写显示了作品主人公的梦想是成为中日韩三国的纽带，而金良守的东亚文学研究也成为了连接中日韩三国学术的纽带。他以继承断绝的韩国汉学传统为追求，比较意识、问题意识强烈，其研究也随之呈现出较强的创新性。

压卷之作为林春城的《文学人类学的可能性与上海民族志——以<海上花列传><子夜><长恨歌>为个案》，其思路与方法与序言中的“文学上海”相呼应，总领全书。其内容前文已作介绍，此处不再赘言。

十篇论文中，有一篇研究中国近代文学、图像，四篇研究现代文学，三篇研究当代文学，一篇打通近现当代上海文学并提出了新方法，还有一篇研究韩国作家的上海书写。他们研究的作家有韩邦庆、茅盾、张爱玲、蒋光慈、穆时英、师陀、周而复、王安忆、卫慧等，作品主要有《海上花列传》《子夜》《结婚》《红玫瑰与白玫瑰》《上海的早晨》《长恨歌》《富萍》《上海宝贝》等。其中有一些作家作品在中国国内并不太受关注。可见韩国学者并没有一味跟风，正在努力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女性学者的活跃，也是本书的一大特色。十位作者中有六位是女性，大多有出色的文艺感受力、细腻的观察力以及敏锐的性别意识。她们的研究展现了韩国女性学者的整体实力，这一现象与韩国当代文坛女性作家的崛起相呼应。

韩国学者比较注重对上海作家及作品的分析，善于文本细读与文化解读。他们对上海文学的研究有一种介于陌生与熟悉、外部与内部之间的独特视角：他们一方面是外国人，研究上海文学时投入了一种陌生化的视角，让我们得以用一种外部的眼光来重新观察上海文学；另一方面又普遍具备较高的汉文学素养，以一种亲邻的目光来看待上海文学。他们在视野、方法、材料等方面往往都有创新，有不少值得肯定之处：(www.daowen.com)

其一，他们既熟悉中国，又熟悉韩国，有较强的东亚意识、广阔的比较视野。

由于是研究中国文学的外国人，他们天然具有比较文学的视角，既熟悉韩国又熟悉中国，对日本与欧美也很关注。与中国学者不同的是，韩国学者往往会通过文学作品对中国及中国人作出整体性的判断，隐含着与韩国比较的视角。他们在研究中国的时候，经常会与韩国、日本的情况作比较，将中国文学纳入整个东亚汉学的视野中来研究，往往会有独到的发现。例如，林春城提出从“东亚文化流动”⁽¹³⁾的视角来看中国小说，为解读中国文学提供了新的方法；金良守通过对韩国作家中国背景小说的深入解读，为我们对过去所知甚少的中韩文人交往发掘了新的史料。相形之下，中国同行在研究上海文学时则不一定会关注到韩国、日本等东亚各国的情况。韩国汉学家强烈的东亚意识、开阔的比较视野，值得中国学者学习。萨义德的东方学提醒我们：以往的学术研究往往带有欧美中心的立场与视角，也存在着许多问题。要破除这种西方中心主义的迷思，则需要更多地关注东方。他乡是一面逆向的镜子，要更清楚地认识中国文学，需要许多面镜子，而来自近邻韩国的视角就是其中一面必不可缺的镜子。韩国学者的阅读面广泛，恰好可以补充中国学者的阅读盲区。

其二，他们既关心文学，又关心上海乃至中国，选题视角独特，方法、理论亦多有创新。

他们的研究往往不仅限于中国文学，还涉及电影、文化、中韩比较等领域，比中国内地学者更关注中国台湾、香港地区以及日本。广阔的视野、丰富的留学经历让他们的研究显得思路开阔而灵活。与中国同辈学者相比，韩国学者的教育经历普遍连续完整，学院派气息更为浓厚。

韩国学者所关心的往往是与韩国有关联的中国文学作品或作家，或者从个人兴趣出发，挖掘出一些中国研究者被忽略的作家作品。韩国汉学家研究上海文学，不仅是为了研究文学，也是为了研究上海、理解中国。他们选择的上海文学研究文本，大多可以成为研究上海民族志的文本。既研究文学，又研究上海乃至中国，这种文化研究的自觉意识也使得他们的上海文学研究自成一家。正如金顺珍所言：“读古典文学的时候，对‘文学’的好奇心比对‘中国’的好奇心更强，但是读中国现代小说时，对‘中国’国家这个空间的好奇心比对‘文学’更强，比如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好奇心，对发展很快、取得很大成就而引人瞩目国家的好奇心以及日渐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家的好奇心等等。”⁽¹⁴⁾作为外国学者，他们对当代中国作家的批评立场更为自由，评价也更客观、可信。

值得一提的是，十位作者中有一半都曾在上海留学或访学、研修：孙凑然、高在媛、鲁贞银都是在上海攻读的博士学位，林春城、朴敏镐曾在上海访学，其他汉学家也大多访问过上海，有丰富的上海生活经验。将自己在上海的跨国体验与上海文学研究相结合，体会与思考自然要更深入。韩国的上海文学研究者在上海的研学活动继承了近代以来韩人来华留学的传统，也构成了另一种“文学上海”。

其三，他们学风严谨、理论扎实，语言水平较高，翻译与研究相得益彰。

韩国学者往往有比较扎实的理论功底，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选择一两种最为贴切的理论来加以解读。例如，闵正基用视觉理论来分析晚清画报，金顺珍用女/母性主义理论分析张爱玲小说，林春城用文学人类学的方法来研究文学文本中上海“民族志”的书写等都展现了韩国学人理论联系文本的实力。他们的理论并非直接从欧美借用而来，经过了韩国学人的消化、吸收与提炼，因此解读并不空洞、牵强，往往能够配合文本的解读推陈出新。

小题大做、以小见大，也是韩国学者研究之长。例如，闵正基对《点石斋画报》的研究只选取了1884年5个月的画报来分析，高在媛对《上海的早晨》的研究主要选取了周而复同系列小说的前两部来研究1950年代的资本家与革命家形象。比起大而化之的研究，这样的研究往往可以达到大题目难以达到的深度。

不过，一枚硬币总有两面。韩国学人的上海文学研究有鲜明的优点，但毕竟起步较晚，还有精益求精的空间。从中国人的视角来看，如果韩国汉学家在未来的研究中能注意到以下两点，或许能够取得更大的成绩。

其一，韩国学者普遍表现出对社会主义中国的好奇，但冷战时期长达四十多年的隔阂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立场、态度与观点，认知存在一定程度的偏差。韩国学者对上海主题小说的研究呈现出一种共性：表现出了韩国人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好奇，侧重于从文化研究的角度来发掘小说的外部价值。由此也可以观察到韩国学者在上海文学研究中呈现出的复杂心态：上海是一面镜子，它是中国，有时又像韩国，有时像朝鲜。韩国汉学家者尽管在总体上对中国态度友善，但却依然难免受到历史文化的隔阂、史料与地方实感的缺乏以及意识形态的影响而产生一定程度的苛求感。

当代中国毕竟是一个与韩国不同的民族国家。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92年中韩建交的这段时期，中韩之间的正常交流为冷战所隔断，韩国所接受的中国文化主要来自于港台地区，从而对社会主义的中国缺乏了解。韩国一度受到冷战思维的影响而反共，直到80年代初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还是禁区。当时韩国的中文系教授大多在中国台湾留过学，受到台湾学界的影响，主要研究古代文学和语言学。随着80年代韩国民主化运动的发展，韩国逐渐放开了对意识形态的控制，大学生可以阅读马克思、列宁、毛泽东、金日成的著作，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也随之发展起来。⁽¹⁵⁾由于对社会主义中国的国情、社会与政治体制较为陌生，认知难免会出现偏差，有时也存在想象的成分。误解源于隔阂，中韩之间的学术交流与对话还需进一步地扩大与深化。

其二，韩国学界过去受到西方的影响较大，对中国文学的研究起步较晚，虽然现在已经有了反思西方现代性、重估中华文明价值的声音，但仍然比较微弱。在韩国现代化的过程中，西方文化起了主导作用。在以西方为主导的世界秩序中，韩国容易受到西方势力的诱导，对中国的态度举棋不定。过去韩国学者受到欧美及日本汉学家的影响较大，主体意识不够强。

在世界大变局、中韩合作越来越密切的背景下，作为中韩交流的先行者，韩国汉学家已经在反思西方现代性、重新评估中国文化的东亚乃至世界性价值中迈出了重要的一步。西方世界存在着“中国威胁”的误解，但深受儒家文明熏陶的韩国学者则更能理解中国重视和谐与安定的和平主义性质。尽管已经有韩国汉学家指出未来中国在世界中的影响力会越来越大，韩国应该积极面对这一趋势，但这样的声音还不够强烈，在西方主导的话语体系之中显得十分微弱。以韩国学者的实力与规模，完全可以独立形成汉学研究的韩国学派，在国际汉学中发出自己的声音。东亚各国也应该更加重视自己古代文明的遗产，在文化自信与相互尊重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强学术交流与合作。

17世纪以前，东亚各国以中华为中心的文化认同维持了一种“东亚文化共同体”的存在。17世纪以后，日本不再以中国为尊。⁽¹⁶⁾不过，清廷依然以自我为中心，把朝鲜当成最亲近的藩属国，将其位置放在琉球、安南、缅甸之前。尽管如此，深受夷夏观念影响的朝鲜王朝实际上并不以满清为中华，⁽¹⁷⁾而有一种以自我为“小中华”的意识，这也是其民族意识的滥觞。⁽¹⁸⁾17世纪以后东亚局势伴随着中国的衰弱、日本的强大而发生着变化。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便是这种力量较量的集中展现，中国割让了台湾、澎湖列岛，承认朝鲜为独立自主国，中朝之间的藩供体系就此废止。

中韩两国近代都因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而灾难深重，既是有深厚文化亲缘的近邻，又同为被压迫民族。两国命运休戚相关，唇齿相依，因此对对方的境遇更能给予深刻的同情与支持。中国有韩流，韩国有汉潮。中韩两国虽然一度关系紧张，中国文化对韩国的影响力也远不及古代，但如邵毅平所言：“长达两千年、深入骨髓里的文化联系，却不是说中断就能中断的，它会成为一种永恒的‘乡愁’和潜流，碰到时机合适就会再度‘涨潮’。”⁽¹⁹⁾1992年，中韩正式建交，两国关系由敌对转向睦邻友好关系，堪称“相见恨晚”。中国的韩国学研究与韩国的中国学研究都出现了大发展。

遗憾的是，目前中韩文化交流不均衡，⁽²⁰⁾我们对韩国当代的汉学研究所知甚少。如今的我们能够在一本书中读到十篇韩国学者对上海文学的论文，知晓韩国同行的想法与学术进展，与最了解上海及上海文学的韩国人对话，实为幸运。正如林春城所言：“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韩国是处于边缘的。处于边缘就有着能够观察到处于中心却观察不到一些方面的优点。所以处于边缘的观察会促进中心的反思。”⁽²¹⁾对于中国学人而言，阅读韩国学者的上海文学研究，可以获得许多启发。无论是“井底之蛙”还是“盲人摸象”，这些古老的智慧都在提醒着我们：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要研究与理解上海文学，也同样需要来自于外部的眼光与声音。尽管有的时候外部的眼光与内部的眼光之间看到的东西并不相同，不同的光束或交织或分散，交织之处往往会激发出新的火花，分散之处则让我们看到上海变幻多姿的侧颜。研究中国不仅要从内部出发，也要通过不同的域外文化来观照，多面镜子才能照清楚自身。以他者立场思考问题，有助于更全面地了解自己。

韩国素有“小中华”之称，韩国文化中至今较好地保留了许多中国的古礼与儒家传统。古代韩国文人对儒学的接受程度高、汉诗文水平高，有的汉文作品甚至看不出是出自外国人之手。⁽²²⁾由于文化传统相近，韩国汉学家对中国的理解往往更为透彻深入。事实上，韩国有密集的汉学家群体，他们对古典中国的熟悉、汉语的综合能力等方面在世界汉学家中都处于领先水平。自1992年中韩建交以来，来中国留学的韩国留学生逐年上升。韩国留学生已经成为了在华外国留学生中最大的留学生群体，人数远超排名第二的美国。本书十位作者中至少有七位曾经在中国留学或访学，至少有六位是出色的翻译者。通过一字一句的翻译将中国文学作品翻译成韩文，在翻译的过程中面临着语言与文化的双重转换，对文本的阅读也往往比中文世界的读者更为仔细。本书中大部分韩国作者的论文都是作者用汉语写作或是自己译成汉语的，在表述方式、遣词用句方面难免与中国学界通行的标准有所差异。在校对的过程中，笔者在尊重作者本意、力求保留文字本色的基础上，根据中国的表达习惯在语法、标点、格式等方面作了一些调整，在文字方面亦有所润色。总体而言，韩国作者们的汉语水平很高，有的甚至已经达到了可以与母语作者媲美的水平。在与作者们的沟通中，同样可以感受到他们的中文运用几无障碍。

尽管是首次推出韩国学者的上海文学研究论文集，但从论文的整体水平来看，其研究已经堪称成熟。读者也许会期待看到更多的研究面向，但作为一部论文集而言，与其做到面面俱到，不如有所聚焦。正如林春城教授在序言中所言，此次论文集的重点在“文学上海”（即通过文学作品观看上海）上，注重对上海文学的作品与刊物研究。韩国学者对上海文学的研究，不仅是一种上海民族志的研究，也是在透过上海看中国，透过中国看韩国。

疫情之中，中韩学术的线下交流受阻。上海对于大部分韩国学者而言，也成为了难以触及的镜花水月。令笔者感动的是：不止一位韩国学者在与笔者的交流中表达了对上海的思念之情。上海，不仅是他们研究的对象，还曾经是他们的求学之地，甚至是第二故乡。不应忘记这里的每一篇文章都出自于母语并非汉语的外国学人之手。这些“文学上海”的研究成果寄托着他们对上海的深情厚谊。在这一背景下，编辑这部“通过文学作品观看上海”的论文集又有了一层新的意义：无论何人，无论何时，无论何地，都可以通过文学来阅读上海，通过学术来思考上海。

狄霞晨

2021年5月28日谨识于上海

(1) 孙科志：《上海韩人的宗教活动初探》，《档案与史学》2000年第1期。

(2) 李寿成：《透过韩国独立运动看韩中关系与东亚的将来》，《韩国研究论丛》2000年卷。

(3) 韩晓：《民国时期来华留学韩人作家的跨体验与文学书写》，山东大学博士论文，2017年，第25—26页。

(4) 韩晓：《民国时期来华留学韩人作家的跨体验与文学书写》，山东大学博士论文，2017年，第67页。

(5) 林春城教授毕业于韩国外国语大学，硕士论文研究《史记》，博士论文为《中国现代文学（前期的）大众化论研究》，曾担任韩国中国现代文学学会会长。出版有《通过小说观看现代中国》（1995），《中国近现代文学史话语和他者化》（2013），《后/脱社会主义中国的文化认同与文化政治》（2017），《后/脱社会主义中国批判思想的谱系》（2021）等著作多种，还将李泽厚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等学术名著译成韩文并出版。

(6) 据王光东教授介绍，之所以会产生编选《韩国汉学中的上海文学研究》一书的想法，是因为2019年在韩国参加学术会议的时候与林春城教授谈上海文学，了解到韩国也有不少上海文学的研究者，于是有了编选这部论文集的想法。王光东与林春城相识于上海，二位合作编选的《新世纪韩国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2013）一书已经展示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的韩国力量。

(7) 邓金明认为“文学上海”在结构上包含“文学中的上海”“文学化的上海”以及“文学与上海”三个层次（邓金明：《作为方法的“文学上海”——上海与文学关系的反思与重建》，《学术界》2011年第12期）。陈思和、陈慧芬、吴俊、袁红涛、曾军等学人都使用过“文学上海”这一概念。

(8) 陈源：《“乌龟坐电车”及其他》，《西滢闲话》，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年，第75—76页。

(9) 林春城，刘世钟，高允实，高明；《“民族志”视野与“作为方法的东亚”——林春城、刘世钟教授访谈》，《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

(10) 方铭，马德俊主编：《蒋光慈全集》第一卷，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7年，出版说明。

(11) 成箕淑：《韩国的中国现代女性文学研究》，复旦大学硕士论文，2009年，第47—48页。

(12) 例如，在《凝视“关东大地震”的三个视线：郭沫若、李箕永、中岛敦》（收录于林春城、王光东编著的《新世纪韩国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一书中）一文中，金良守从中日韩三国作家的小说中去寻找关东大地震后被日本当局刻意掩盖的屠杀朝鲜人事件的线索，通过细致的文本分析，解读出1923年日本关东大地震时期中日韩三国文人的微妙心理差异和不同的民族立场。这篇论文曾在美国召开的首届郭沫若国际研讨会（2009）上获得“杰出研究奖”。

(13) 林春城：《爱国启蒙·商业娱乐·多样杂糅——中国武侠小说传统的复活和近现代性》，《江汉论坛》2013年第5期。

(14) 金顺珍：《对中国文学的熟悉与陌生》，《人民日报》2015年1月25日，第7版。

(15) 林春城，刘世钟，高允实，高明：《“民族志”视野与“作为方法的东亚”——林春城、刘世钟教授访谈》，《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

(16) 葛兆光：《想象异域：读李朝朝鲜汉文燕行文献札记》，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59页。

(17) 葛兆光：《想象异域：读李朝朝鲜汉文燕行文献札记》，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29页。

(18) 王鑫磊：《同文书史——从韩国汉文文献看近世中国》，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25页。

(19) 邵毅平：《“韩流”与“汉潮”》，《今月集》，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18年，第164页。

(20) 大部分韩国大学都开设了中文相关学科，但截至2008年中国只有45所大学开设韩国语课程，全国韩国文学专业的教师只有51名。在韩国，中国留学生居第一位；在中国，韩国留学生也高居第一。但是中国人口超过韩国人口的20倍，而韩国在中国留学生数却是中国在韩留学生的2~3倍。（林春城：《关于韩中文化沟通与跨越的考察——以韩国文学作品在中国翻译出版现状为中心》，《学术界》2011年第6期。）换言之，韩国人对中国的了解与研究远胜于中国对韩国。

(21) 林春城、王光东编：《新世纪韩国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6页。

(22) 朝鲜王朝时期的朝鲜文人曾与日本文人在汉文水平和儒家学问（主要是程朱理学）的掌握程度这两方面展开比赛，朝鲜人在其中远远地把日本人甩在了身后。韩日之间文化的比赛，评价的标尺就是中华，即考量谁在继承和发扬中华文化上做得更好。朝鲜人据此对日本各方面作出了带有文化优越感的评价，源自其长期以来以“小中华”自居的心态。（王鑫磊著：《同文书史——从韩国汉文文献看近世中国》，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65—17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