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良守

以小说《金讲师与T教授》而闻名的俞镇午（号玄民），是京城帝国大学的第一名新生，也是第一名毕业生，曾在过去的普成专门学校担任教授。20世纪40年代，他参加过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光复（1945）后又是奠定大韩民国宪法基础的重要人物，还担任过在野党的总裁和大学校长。他的这些经历，显示出追逐权力的倾向，但在文学史上却把他分类为老卡普（KAPF，朝鲜无产阶级艺术家同盟）周边的“同路人作家”。这样的他竟然能创作出《上海的记忆》这部作品，多少让笔者有些意外。

“同路人（fellow traveller）”出自托洛茨基“不是无产阶级革命的艺术家，而是革命艺术的同路人”⁽¹⁾。“同路人”在韩国文学中指“没有加入卡普，但在作品活动中有卡普所主张的意识形态的作家”⁽²⁾。在第2届革命作家世界大会（哈里科夫大会）上，同路人文学被规定为受无产阶级文学指导的革命先驱文学，因而确定了它在文坛当中的位置。根据一个作家的个人信念和世界观而将其定义为“卡普”，不管怎么说这都是主流世界对作家俞镇午的单方面定义。

本稿的目的是摆脱这种“单方面定义”，从多种可能性出发，开始重新审视这位叫做俞镇午的作家。在迈向激进政治理念顶峰的20世纪前半期，维系社会变革的渴望心理和现实的纽带破裂以后，历史的视角又该是怎样的呢？在俞镇午活跃于文坛的那个年代，主流左翼文人把“同路人”作家看成是“指导的对象”，如今的学者们是否可以通过“同路人”来考察韩国文学发展史上还没有说到的各种可能性呢？林和、金南天、韩雪野、安漠等当代的主流“卡普”文人大部分是通过留学与日本建立关系的。“卡普”的文化运动在很大程度上受日本影响，已经有很多研究结果可以证明这一点。与此相反，俞镇午并没有日本留学经验，本稿的研究对象《上海的记忆》这篇小说的舞台设定在中国。笔者想通过本稿考察殖民地时期左翼文学的发展是否有日本为主流以外的可能性来进行具体分析。换言之，是想探讨“殖民地时期朝鲜作家的眼里中国到底是怎样的存在”这一问题。我们首先从《上海的记忆》看起。

小说是从20世纪初上海最大的娱乐场所“大世界”⁽³⁾开始的，第一次去上海的主人公“我”跟随朋友朴君去“大世界”游玩，在被各种杂技等享乐文化总攻势冲击得头晕目眩的瞬间，“我”遇到了在东京留学时认识的中国朋友徐永相君。徐君在结束留学生涯之后回国，而他作为“新兴剧作家同盟”的领导者之一活跃在文坛上。于是跟他约好一会儿在叫做“都益处”的餐厅见面，“我”和朴君先去那里等候他。不久后与徐君再次相见，谈起了曾经的故事与中国目前的政治形势等。彼此相谈甚欢，觉得就此分开很可惜，因此决定两天后在南京路的××旅社再次见面。去事先约好的场所拜访徐君的“我”无缘无故地遭了殃，竟然有人拿枪指着“我”，硬逼“我”坐上车，还把“我”带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那个地方好像是个监狱，在地狱一样的中国监狱里呆了几天的“我”被送到日本领事馆。获释回国后，偶然在一本美国朋友寄给“我”的杂志上中看到了有关徐君的报道。根据报道内容猜测，那天约“我”在南京路见面的徐君已经被国民政府逮捕，几天后便在监狱中被处决。“我”合上杂志闭上眼睛回想着那天的情景。⁽⁴⁾

俞镇午的小说《上海的记忆》有两个版本。一个是1931年11月在《文艺月刊》1卷1号上发表的，另一个是1939年在学艺社发行的《俞镇午短篇选》中收录的，而这一期间作者对一部分内容进行了修改。修改的具体情况在下文再作阐述。首先来了解一下这两个版本的差异，修改的部分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地方。

第一，1931年版本中徐永相在中国活动的文化团体名称是“中国左翼剧作家同盟”，而1939年版本中则换成了“新兴剧作家同盟”，这或许是由于社会主义因素，把“左翼”换成了“新兴”这样更具有普遍性的词语。但是这里的普遍性不仅仅是指“隐蔽”问题，可能又包含了上层的问题。这个“新兴剧作家同盟”的名称⁽⁵⁾是世界任何国家都有可能存在的说法，但是“中国左翼剧作家同盟”可是在当时的上海确确实实存在的，是一个进行文化运动的团体。⁽⁶⁾这一点很重要，也就是说俞镇午了解中国文化运动界的动向。

第二，1931年版本中“我”去见徐永相时被坏人抓走，“我”在监狱中听到了《国际歌》。而到了1939年版本中，“国际歌”一词被删除，下面是这两个版本的比较。

（1931年版本）哇！听那旋律，虽然听不懂，但那分明是《国际歌》，我怀疑我的耳朵是不是听错了。但是歌曲还在继续，那庄严的《国际歌》是从军人足迹踏过的地方传来的。“军人！难道是国民政府的军人在唱？”

（1939年版本）我怀疑我的耳朵是不是听错了，但是歌曲还在继续，歌声是从军人足迹踏过的地方传来的。“军人！

难道是国民政府的军人在唱？⁽⁷⁾”

众所周知《国际歌》（The International）在巴黎公社之后成为象征社会主义传统的歌曲，在1931年版本中说，“虽然听不懂语言，但旋律确实是《国际歌》”。这部分恰好说明“我”虽然无法用语言与中国左翼作家沟通，但在社会主义的理念上是有共感的。这是作品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细节，但在1939年版本中却删除了这段。

第三，回到朝鲜的“我”收到了在美国的朋友寄来的杂志，发现了中国艺术家团体向全世界发送的号召文。1931年版本中团体名是“左翼艺术家同盟”⁽⁸⁾，而1939年版本却换成了“中国艺术家同盟”。“左翼”这个词语被淘汰，也许这是因为意识形态上的原因。⁽⁹⁾

由此可见，对中国左翼文学运动关心的俞镇午创作出“我”与徐君相见的情景，可能是出于对国民党的反感而创作出了绑架和处决的情景，在这里笔者想说的是该小说的叙事结构与中国当代现实的距离到底有多少，换句话说，作品中的舞台上海只是作品的异国题材吗？作者是不是通过文学作品来表达自己的政治理想呢，这之间会不会带有某种必然性呢？

小说中1月17号这一天，是主人公“我”与徐永相约定在南京路××旅社再次相见的日子。那一天“我”被一帮歹徒绑架，拖到某个地方，半夜听到了有人被处决的枪声。小说中的人物、事件、地点全都没有必然性。在上海最繁华的南京路约见以前的朋友，却被卷进了意想不到的麻烦当中。这些都是有可能发生在“冒险家的乐园”上海的某个角落的事件。唯独主人公被抓住，听到枪声那天是1月17日，写得清清楚楚。为什么要这样写呢？中国现代文学史上，1931年1月17日是中国共产党五名年轻作家被逮捕的日子。他们在2月7日那天被处决，这五位年轻的作家被称为“左联五烈士”。小说里“我”与“左联五烈士”被设定为朋友关系。作家通过这一关系为纽带，想象主人公（朝鲜人）与中国左翼作家之间理念上的连带。超越语言的热情在1月17日这一天融为一体。

史料显示1931年1月17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左联）李伟森、柔石、胡也频、冯铿、殷夫这五位作家被捕之地是上海“三马路的东方旅社”。⁽¹⁰⁾因此我们可以设想在作品中“我”与徐君约定的地点“南京路××旅社”实际上就是参考原地点。

以《金讲师与T教授》为代表的俞镇午短篇小说，大部分是以京城为舞台背景的，小说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都市空间标识非常具体。在这一点上《上海的记忆》也不例外。作品的前半部分出现的是大世界的具体位置与建筑外貌，还有延伸到建筑内部的细节描写。由此推断作者有可能去过作品中所描写的场所。

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分期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过程紧密相连。1949年以前为“现代文学”，1949年以后为“当代文学”。“现代文学”又以十年为单位划分为“五四时期”“左联时期”“抗战时期”三个部分。左联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简称，这是和中国共产党联结后在1930年3月成立的文学团体。与激进的政治团体联结，以无产阶级革命为目标，这些特点与韩国的“卡普（KAPF）”、日本的“纳普（NAPF）”不尽相同。与文学史中出现过的短暂的“卡普”与“纳普”不同的是中国文学史中将一个时期称为“左联时期”。这可以说是以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胜利为起点，重新解释历史过程的中国式历史叙述的一个片段。

但是，在那时的具体情况下，左联存在的十年能否当得起“左联十年”这个头衔，有没有一批代表性作家，还让人怀疑。左联内非党员作家中的代表人物是鲁迅，他于1930年3月2日在左联成立大会上发表演讲，⁽¹¹⁾批评了“很容易变成右翼作家的‘沙龙式社会主义者’”，这是体现他和中国共产党的距离感的最好例子。正如在《<三闲集>序》里写到的那样，鲁迅经历过“革命文学论战”，并发现了“科学文艺论”。此后他对社会现实性介绍做出了巨大贡献，看其翻译成果有《艺术论》与《文学批评》，以及苏俄论文集《文艺政策》，同路人作家雅各武莱夫的《十月》和法捷耶夫的《毁灭》。但是，鲁迅对这样的苏维埃文学的“未来性”表示认同，与此同时始终对中国共产党保持距离感，这两种事实有着不同的脉络。

鲁迅成为了左翼文坛的旗手，但胡风却在被左联解职的1934年秋天以后与左联渐行渐远，甚至还怀疑左联在背后攻击自己。⁽¹²⁾与中国共产党保持距离的鲁迅加入了左联，生命中的最后十年在上海度过，这个时期的鲁迅的内心世界充满着“不信任”。可是由于“左联五烈士”事件，他对左翼又产生了强烈的悲伤和怜悯之情。当时的鲁迅与以德国报纸特派员身份来上海的美国人史沫特莱交往密切。事件发生后史沫特莱曾极为传神地描述了鲁迅的当时面貌。为了具体研究鲁迅当时的心情，笔者引用了史沫特莱的文章。

我急忙赶到鲁迅家里，在他书房里，我发现他面目黝黑，没有剃须，头发散乱，两颊深陷，目光森森，锋棱逼射。语调中充满愤恨，令人生畏。“这是那天夜里我写的一篇文章。”他把一篇签有他的化名的手稿交给我说道：“我称之为《写于深夜里》，请把它译成英文在国外发表吧！”（中略）离开他以前，我们俩人拟好了一个就屠杀作家、艺术家的事件告西方作家的声明。我把手稿带给茅盾，茅盾对此文章进行润色，并协助我把手稿译成英文。这篇文章引起西方世界的第一个反应是，有五十多名美国一流作家联名抗议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中国作家的罪行。这使国民党大为震惊。鲁迅的《写于深夜里》这篇手稿甚至在国外也未发表过，我一直把它留在我的身边。⁽¹³⁾我在中国读到的所有文章中，这篇文章给我的印象最为深刻。这是在中国历史上最最黑暗的一个夜晚用血泪写成的一篇豪情怒放的呐喊。⁽¹⁴⁾

史沫特莱将鲁迅起草的宣言翻译成英文投稿于美国左翼杂志《新大众》（The New Masses）。⁽¹⁵⁾《新大众》（New asses）在1931年6月对《左联五烈士》事件进行报道介绍。

《新大众》（New Masses）的左联五烈士记事

除了之前介绍的5位作家外，还有一位叫宗晖的作家，共刊登了6位作家的照片以及英文介绍。这样的内容在《上海的记忆》中也有所描写，下面引用俞镇午的小说原文。

在那个记忆逐渐消失的四月里，我解开了那个疑问。无意间翻开美国朋友寄来的杂志，看到中国艺术家同盟向全世界发出的呼吁如此引人注目。那个呼吁上面有五六个年轻人的照片，其中一张就是徐永相的。徐君照片下清晰的用罗马文字写着徐永相，就连年龄二十九岁都清晰地写在上面。⁽¹⁶⁾

从在五张照片和英文名字来看，情况非常相似。但小说中主人公看杂志报道的时间是4月，而事实上《新大众》（New Masses）报道的时间是6月，可见这一点上有所差异。⁽¹⁷⁾

俞镇午是通过什么渠道得知五烈士的消息的呢？也许当时的朝鲜对“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有所了解？据笔者调查，1931年6月1日出版的朝鲜杂志《三千里》16号收录了缩略版的左联宣言文，其中介绍了左联的团体构成以及相关人物。左联于1930年3月2日建立，与宣言出版相差一年零三个月。对于当时中国文坛的动向，传到朝鲜是否有一定的时间差，今后还要对此做更精确的考察。但目前来看俞镇午很可能是在《新大众》（New Masses）1931年6月号上了解到“左联五烈士”的消息，当然也有可能是通过英语以外的其他语言获得这一消息。

让我们再回到鲁迅那里，看看“左联五烈士”的牺牲给她带来怎样的冲击。在前面讲到史沫特莱的文章时提到的德国女画家珂勒惠支（K ä the Kollwitz，1867—1945）刻画了工人们的悲惨生活面貌。她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最后站在了反战和平运动的最前线。鲁迅被珂勒惠支的木刻画感动，1931年8月在上海举行了版画展，⁽¹⁸⁾并邀请日本的木刻画家内山嘉吉参与木刻画讲解。⁽¹⁹⁾史沫特莱所提到的木刻画《牺牲》是鲁迅为纪念最喜爱的年轻作家“柔石”的牺牲，后来提供给《北斗》杂志的。这就是鲁迅自己对“柔石”沉默纪念的作品。⁽²⁰⁾

珂勒惠支 《牺牲》

鲁迅在1933年撰写了《为了忘却的纪念》，文章中他写道：“五烈士事件之后的这两年，悲愤一直缠绕在我心头，因此我写了这个，现在我想将他们忘掉”。这篇文章主要以回忆与五位作家相见的形式来写。尤其是在写到柔石的那一部分，鲁迅悲伤到了极点。

我便将我和北新书局所订的合同，抄了一份交给他，他向衣袋里一塞，匆匆的走了。其时是一九三一年一月十六日的夜间，而不料这一去，竟就是我和他相见的末一回，竟就是我们的永诀。（中略。）天气愈冷了，我不知道柔石在那里有被褥不？我们是有的。洋铁碗可曾收到了没有？……但忽然得到一个可靠的消息，说柔石和其他二十三人，已于二月七日夜或八日晨，在龙华警备司令部被枪毙了，他的身上中了十弹。在一个深夜里，我站在客栈的院子中，周围是堆着的破烂的什物；人们都睡觉了，连我的女人和孩子。我沉重的感到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国失掉了很好的青年，我在悲愤中沉静下去了⁽²¹⁾。

柔石的死亡与鲁迅的创作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鲁迅在《药》《祝福》《明日》等作品当中刻画了许多死人的灵魂，到了不再写小说的30年代，柔石的无辜死亡成了鲁迅解不开的心结。鲁迅对柔石的死深感愧疚，怀着赎罪和忏悔的心踏上了面前的道路，正如他曾经写的小说《伤逝》中的主人公涓生一样。

在俞镇午的文学世界当中，《上海的记忆》有多少分量呢？1924年以第一名成绩考入京城帝国大学的俞镇午，因成绩优异而备受教授青睐。他在那时就有了文学创作的梦想，而且对马克思主义也颇为关心。根据回忆录记载的内容，俞镇午在读完预科后顺利考入法学系，1926年他在校内设立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团体“经济研究会”，该组织是朝鲜唯一的大学内马克思主义研究团体。后来成为南劳党骨干的李康国、崔容達、朴文奎等在学生时期大多都加入过这一团体。1929年俞镇午在大学毕业后将这种聚会发展成叫做“朝鲜社会研究所”的校外团体，⁽²²⁾也许正是那个时候他的政治意识成长了起来。1932年俞镇午经历了一场政治镇压，“朝鲜社会研究所”被搜查，资料也被没收了。就连俞镇午也被警察带走，虽然很快被释放，但是此后“朝鲜社会研究所”因私自集会被封，俞镇午也有将近两年没有发表作品。1934年他发表了《行路》，1935年发表了代表作《金讲师与T教授》，但是作品风格与“朝鲜社会研究所”被封之前截然不同。可以说，他对社会问题、劳动问题批判的视角逐渐弱化，转变成了回忆类的作品。让我们举几个例子来看。

《五月求职者》（1929）的内容与题目相似，讲述2月份大学毕业，直到5月份都没有找到工作的人的迫切心情。主人公赞九出身于农村，集乡亲期待于一身，进入大学后关心社会问题的他与学生主事T针锋相对，但是在就业问题上被T抓住了弱点，并受其掌控。这是因为企业的推荐书由T控制。虽然就业困难，但赞九不愿向T低头。随着经济的不景气，家人越来越依靠赞九，赞九也变得越来越痛苦。最后赞九不得不拿着礼物找到T家拜托T帮忙，最后面试结果终于出来了，但赞九还是落榜了。赞九与学生主事T之间的心理战，也可以说是“金讲师和T教授”中“理想和妥协”“纯真和卑劣”的主题相连接，求职者的焦虑心理被刻画得惟妙惟肖。

1931年发表的《女职工》和《深夜散步的人》让工厂工人登上舞台。《女职工》讲述的是在条件恶劣的制丝厂工作的主人公玉顺向厂长报告同事们劳动运动的动向，但最终还是领悟到了自己的错误，走上了反抗道路的故事。文章描绘了劳动运动的现实情况和主人公的意识的成长过程，虽然人物描写中存在简单化的缺陷，可是作家在结尾不只提出了乐观的展望。《深夜散步的人》是集中描写工会内部人际关系的作品。主人公哲南怀疑同一个工会成员光恩是公司培育渗透进来的间谍。工会虽然决议罢工，并向公司提出了要求，但协商并不容易。在这一过程中，哲南和光恩一直在进行心理战，有一天看到从厂长家里出来的光恩，两人缠斗在一起。通过描写惩戒背叛者来讲述当时激烈的劳动运动的情况。

与此相反，1934年的《行路》是社会运动进入衰退期的带有轶事性质的小说。叙述者用围绕在哥哥的同学钟赫周围的一位女性的视角，来讲述钟赫如何从光芒万丈的志士逐渐走向堕落，对“我”的热情到达极点后又回归平淡。

回忆那段美好记忆时的作品氛围与《金讲师与T教授》非常相似。俞镇午的代表作《金讲师与T教授》描绘出了左派知识分子被权力锁链束缚的过程的氛围。《金讲师与T教授》虽然以“知识分子的妥协”为主旨创作，但是仔细观察作品里描写的城市空间的问题也很有趣。金讲师从三清洞H科长家出来，和不喜欢的T教授来到一家叫做“Ser-pang”的茶馆，过了11点以后走出那家茶馆，又去旭町（Asahi-machi）的鱼豆腐店喝一杯，金讲师买招待用西点的明治屋（Meiji-Ya）等，当时叫做本町（Hon-machi）的都是日本人居住的地方。作品中的日语随时出现，可见当时殖民地时代的风景。作者很自然地描写了被关在“权力构造”里的“知识分子世界”。

《沧浪亭记》（1938）与《秋天》（1939）大量讲述了“时间”的问题。岁月流逝，只剩下模糊的乡愁而已。《蝴蝶》（1939）是最能代表作家俞镇午当时的内心世界的作品。小说讲述了有夫之妇“Flora”到咖啡店上班，逐渐适应风月场所氛围的过程。她用艺名“Flora”来代替本名崔明顺，即使她有丈夫，但还是与来往咖啡店的客人暧昧不清。这些都影射了殖民地时期知识分子的形象。这些作品都是以1932年为界线划分的，因此《上海的记忆》应该与俞镇午的作品世界相结合起来进行分析。

在朝鲜社会研究所事件发生之前发表的《上海的记忆》（1931）是俞镇午对马克思主义最为关注时期的代表作。俞镇午1930年去满洲国旅行，回国之后创作了《马贼》与《归乡》，从执笔时期和内容来看这两部作品与《上海的记忆》有着密切的关系。

《马贼》（1930）是从“零下五十度”的鸭绿江边安东县展开的，这个村子偶尔会有马贼出没，引发枪战，与马贼交战后，警备队员经常聚集在富人金主事家举行酒宴。有一天，安东县的伐木工人明焕在山中发现一个陌生人。无论怎么看这个年轻人都像是马贼，明焕好奇这样温顺的人怎么会是马贼呢，他甚至怀疑自己的眼睛。性格孤僻的明焕将自己的饭团分给离队孤立的年轻马贼，几天后两人的关系变得亲近起来。年轻的马贼对明焕说：“马贼不会去招惹穷人”。有一天，马贼下山时和明焕换了衣服，用自己温暖的衣服换了明焕的褴褛的衣服。马贼袭击了村子，杀死了有钱人金主事。⁽²³⁾小说刻画了樵夫与马贼之间的感情交流，讲述了穷人之间的感情联结。

《归乡》（1930）讲述的是生活在日本的朝鲜人的故事，故事是从1923年的“关东大地震”开始的。关东大地震发生后，日本社会的不安情绪迅速膨胀，找不到发泄出口的群众心理使得社会主义者和在日朝鲜人成为了情绪宣泄的牺牲品，这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事情。从事社会运动的金泽，面临既是“社会主义者”，又是“朝鲜人”的双重威胁，在同志Asano的帮助下到农村隐居，并以假名“Eshima”生活，与淳朴的农民关系日益亲近。Asano的妹妹Sadako迫切希望去东京，随后两人来到了东京，但是同志Asano对此表示了强烈的不满。金泽以工人的身份继续从事劳动运动，Sadako却在都市物质生活的诱惑下逐渐沉沦，结果两人最终分手了，而与Asano之间的误会也没能化解。回国后的金泽被捕，那段时间他经常回忆起与Sadako的故事。⁽²⁴⁾这个故事描写了革命家怎样成为国际的“纽带”。把主人公设定成日本留学生，这一点与《上海的记忆》情况也相吻合。(www.daowen.com)

《上海的记忆》中叙说了和我寄宿在一起的徐永相的文学素养和政治倾向，但是没有讲述叙述者“我”的故事。与此相反，《归乡》中的金泽和朋友一起“学习”，一起制定出版杂志的计划。他进入工厂工作，并参加工会运动，并与在朝鲜的朋友们继续保持关系的“纽带”。将相差一年的《归乡》与《上海的记忆》连接起来的话，可知作品当中的主人公的梦想就是成为中日韩三国的“纽带”。这在《上海的记忆》中以《国际歌》的形式表现出来。

对于满洲马贼表现出同情的作品《马贼》也令人印象深刻，把给人“无法无天”印象的马贼带入框架之中，告诉读者“马贼也是人”。在校期间深受法学教授青睐、担任过法学教授、参与过大韩民国基础宪法制定的俞镇午，写出了处于“法制外延”的马贼的事实，令人震惊。

1930年发表的《归乡》与《马贼》带有作者放眼东亚的视角，与1931年发表的《女职工》还有《深夜散步的人》有所区别。回想起1930年俞镇午游览满洲的事实，笔者猜想他在旅行时一定碰到了某种刺激他的因素。不管怎样，经过1932年“朝鲜研究所”事件以后，这种政治热情逐渐下降。把这种现实上碰到的挫折以东亚视角来诠释的作品就是《新京》（1942）。

《新京》写的是大学教授哲，为了毕业生的就业问题踏上了去新京的旅程。虽然哲前天晚上在平壤拜访过郁，但是那个时候郁已经不省人事了。哲带着复杂的心情来到新京，见到企业的总裁，提起有关就业的话题，不料那人故意找茬，竟用对待小商贩的方式侮辱哲。在新京得知郁死亡的消息，被噩耗冲击得头晕目眩的哲，偶然间遇到曾经认识的女子三株。三株、哲、郁都有着同样的文学梦想。三株在大学图书馆做打字员时与哲相识，后来日渐亲密，随后两人又失去了联系，但是三株一直关注两个人的活动。哲与三株谈起了曾经的故事，随后各自离去。

众所周知，郁的原型人物是著名作家李孝石，在作品中俞镇午是在怀念早逝的作家李孝石。通过“过去”和“现在”的郁和哲，将两个人“纯真的过去”与“饱经风霜的现在”相比较，也可能是对“过去的满洲”与“新兴的新京”进行比较。作品中描写哲去新京的旅程是“过去与现在的重叠”，引用作品中的一段话如下：

已经几次经过老古沟，张家堡，异国车站的名字，铁桥和隧道，地方道路两旁挺立的堡垒，甚至连通过车窗看到的满民方方正正的房顶，灰暗颜色的衣服，无论怎样哲也无法被这些感动。⁽²⁵⁾

为什么异国的风景没有给哲带来任何的感动呢？因为20世纪30年代东亚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30年去满洲旅行的俞镇午可能在没有被驯化的人身上看到了推翻帝国统治的野蛮的力量。这个在作品《马贼》中有所表现。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1932年伪满洲国成立。作品《新京》出版的时间是1942年，这时伪满洲国已经成立10年。帝国秩序更加巩固并扩张，新京这个陌生的地名毫无缘由地进入了朝鲜人的生活圈。通过哲重新看到的更为萧条的“咖啡帝国（Café Imperial）”，作家向世界传达了“东亚权力秩序的再组”这一信息。

俞镇午对韩国的普通读者来说是什么样的人物呢？卡普的同路人、写了《金讲师和T教授》的作家——这样的表达不能充分地说明韩国现代文学的大路上独自盛开的叫做“玄民”的鲜花，跟走马看花一样。笔者去掉了历史对俞镇午所赋予的“同路人”的他者式表现的外表，将他的作品中出现的革命欲望与“中国”的空间结合起来。以短篇小说为中心考察的风格变化上，显然可以断定1932年相当于一个分水岭。

同时，本文在俞镇午的短篇小说中选出了以韩半岛外部空间为舞台的作品，并赋予了自身的意义。《马贼》（1930）、《归乡》（1930）、《上海的记忆》（1931）、《新京》（1942）形成了一个群体，《马贼》中将满洲原野上被叫做马贼的他者引进作品，并试图与之对话，从他身上发现了断绝剥削和致富连锁的可能性。《归乡》是以日本“关东大地震”为背景，刻画了陷入物质诱惑的“无产阶级的女儿”。虽然这一点也很有特色，但这部作品的意义在于寻找“朝鲜和日本的革命者之间的国际纽带”。

《上海的记忆》是把这种国际纽带范围延展到中国大陆的作品。但是，这种描写国际纽带的欲望到了《新京》就消失了。虽然1932年“朝鲜社会研究所”事件是使俞镇午畏缩的个人原因，但“九一八”满洲事变后发生的东亚政治形势变化，这类社会因素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总之《新京》再也没有20世纪30年代初期那种革命性欲望了。不仅在理念上褪色了，作者年轻时对文学的热情也全都变成了回忆。发表该作品的1942年，俞镇午参加了在日本东京举行的第一届大东亚文学大会。

让我们重新回到本稿的主要研究对象《上海的记忆》。在学历或经历等外在方面，俞镇午与中国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关系，但他却创作了《上海的记忆》这部作品，真的让人感到很意外。虽然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与同时代韩国社会的学术话语一起成长起来，但是冷战以后断绝的韩国的汉学传统并没办法完全复原。继承断绝的汉学传统，具体来说是发掘20世纪上半期汉学研究先驱者的业绩和实践，既是区分近代知识和文化的途径，也是复原韩国文学中存在的“中国想象”的桥梁。而且这些工作从基本上意味着在韩国建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正体性。在这样的情况下，发现俞镇午在《上海的记忆》这部作品中重现“左联五烈士”事件的这一事实，在中韩两国的文学对话中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被誉为1930年代朝鲜文坛宠儿的俞镇午注视着中国的左翼文学运动，通过作品中的人物，想象着东亚进步知识分子之间的人际关系网。

本文第三部分有点冗长地提及了一些有关鲁迅的内容，其理由是为了补充俞镇午在《上海的记忆》中提到的左联五烈士在中国文学的文脉中具有怎样的意义。笔者想用鲁迅的例子来说明1930年代中国左翼阵营的悲伤程度。如果说俞镇午是完全理解鲁迅的心理的，并将此反映在作品中的话，可以说这与同时代中国左翼作家的情感深处是相吻合的。

虽然韩国学界已经对俞镇午进行了相当多的研究，但在众多研究成果中，笔者几乎没有发现关于本文的主题“俞镇午和中国”的相关资料。俞镇午有没有说到跟中国有关的内容呢？对此，二手资料、个人回忆录都没提到，仅在作品选集的《作家年谱》中，他简单地记录了一句他曾到中国旅行的事实。本稿的推测来源于《上海的记忆》等小说中的描述，因为“俞镇午和中国”的关系只能靠“推测”，这是因为本稿的问题意识与现有的俞镇午研究方向不同，对于这一点，不得不承认非主流研究的局限性。为了进一步加强本稿的主张，应该补充客观、具体的关于俞镇午对当代中国文坛理解程度的材料。对于1930年满洲旅行时的俞镇午的行踪和心境的缜密研究也将成为今后的课题。在此希望今后相关资料陆续被发掘出来，也希望殖民地时代韩国作家和中国关系的研究能够取得更大的进展。

（原载韩国《中国现代文学》2014年总第69期）

(1) 托洛茨基著，金正谦译：《文学与革命》，科学与思想出版社，1990年，第66页。

(2) 在韩国文学史中将同路人作家定义为即是非加盟员，又是追随卡普政策的作家。即使不加入卡普，但只要方向相同，作品中自然模仿卡普的作家，统称为同路人作家。但实际上卡普中同路人作家仅限于李孝石与俞镇午，范围并没有扩大。参考《民族文化大百科事典》中的记述内容。

(3) 大世界是黄楚九医生在1917年建立的，后来被称为“黑道三大亨”之一的黄金荣接手，成了东洋最大的享乐百货店。“文化大革命”时期曾被封锁，1987年春节再次以大世界的名字开放至今。

(4) 俞镇午：《俞镇午短篇集》，首尔：学艺社，1939年。

(5) 在“作家”前面加“新兴”的情况曾在《金讲师与T教授》中出现，有左翼倾向的金讲师曾经在《朝鲜日报》上投了一篇叫《德国新兴作家群体》的文章。可是他在S专门学校中隐藏了自己的过去。作品中T教授对金讲师说“我知道你的过去”，金讲师认为对他提这篇文章是一种威胁。对于俞镇午来说，“新兴作家”这一概念可能是有特殊历史背景的，但本文暂时保留追其具体意义，只把“新兴”看成是一般的意义来进行研究。

(6) 正式名称是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前身是左翼剧团联盟。1931年1月组织改编，其后与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等一起开创了“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由夏衍、田汉、阳翰生、阿英、洪深等主导，简称“戏联”，一直活动到1936年。马良春主编：《中国文学大辞典》（2），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37页。

(7) 尹大石编：《金讲师与T教授》，《现代文学》，2011年，第288—299页。

(8) 此名称与中国真实存在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非常相似。

(9) 除此之外，还有“我”去南京路××旅社找徐永相时，有一段“我”跟门卫对话的场面。1931年版本中“徐永相在这里吗？”，1939年版本中换成了“黄子明在这里吗？”“徐永相”和“黄子明”都是作品中的人物，但是对此改变没有更多的线索，所以本稿中没有提到。

(10) 姚辛编著：《左联画史》，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年，第317页。三马路是汉口路的旧称，与当时的四马路（南京路）非常近。

(11) 鲁迅：《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萌芽月刊》第1卷第4期，1931年4月1日。

(12) 藤井省三著，白启文译：《鲁迅——活在东亚的文学》，2014年，第174页。

(13) 史沫特莱提到的《写于深夜里》发表在上海的一个英文杂志《The Voice of China》1卷6号（1936年6月1日）。中文发表于《夜莺》1卷3号（同年5月）。收录于《鲁迅全集》中的《且介亭杂文末编》，以上细节参考了竹内好的译注。

(14) 史沫特莱著，申庚林译：《中国革命的歌》，首尔：社思研，1985年，第89—90页。

(15) 《新大众》（New Masses）（1926—1948），美国的杂志。鲁迅于1931年给这个杂志投稿，文章叫《黑暗的中国文艺界现状》。这篇文章写于1931年4—5月，但是当时并没有在中国发表，收录于《二心集》（1932年，上海合众书店）。

(16) 尹大石编：《现代文学》，2011年，第290—291页。

(17) 该文刊载于《新大众》（New Masses）6月号的内容参考TSI-ANHSIA，The Gate of Darkness，University of Washington，1971年，第167页。除此之外1931年11月23日《纽约时报》有104名作家联名抗议屠杀左联作家。这是发生在《上海的记忆》发表之后的事。《上海的记忆》于1931年发表于《文艺月刊》11月号，作品末尾写着9月20日。

(18) 鲁迅搜集的木刻画包括德国，俄国，捷克，荷兰，匈牙利，法国等多个国家作品在内，曾经先后四次举办木刻画画展。对于画展的具体日期与内容参考拙稿《鲁迅与版画》，《中国现代文学》第21号，450—451页。

(19) 内山嘉吉是上海的书店主人内山完造的弟弟，当时在日本成城学园小学部担任美术教员，由于哥哥在中国的原因，内山嘉吉也经常往返中国。1928年来到上海与鲁迅相见。小学教师内山嘉吉告诉学生他在上海的内山书店的地址，放假期间学生寄给他的明信片上的版画被鲁迅发现，所以策划了这次画展。薛绥之：《内山嘉吉回忆鲁迅和木刻讲习会》，《鲁迅先生史料集编》第五辑（下），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768—770页。

(20) 鲁迅：《写于深夜里》，载竹内好译注、韩武熙译《鲁迅文集》Ⅵ，首尔：日月书阁，1987年，第190页。

(21) 鲁迅：《写于深夜里》，载竹内好译注、韩武熙译《鲁迅文集》Ⅵ，首尔：日月书阁，1987年，第190页。

(22) 俞镇午：《青春自画像》，首尔：博英社，1976年，第34—35页。

(23) 《朝鲜之光》1930年6月。

(24) 《别乾坤》第15卷4号，1930年5月。

(25) 尹大石编：《现代文学》，2011年，第4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