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宝贝》：70后文化征候与韩国汉学中的上海文学研究

时间：2023-10-06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即便如此，“70后”作家的出现在当时的中国仍可谓是相当震撼的文化现象。究其原因，既有对“70后”作家的偏见和误解，也有复杂的文化要素的介入。因此，就目前而言，有必要对“70后”作家这一创作群体进行重新审视。这一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的作品是卫慧的《上海宝贝》。在探讨90年代后期中国文化的变化与征候的层面，本文试图对90年代新生代的符号——“卫慧”和《上海宝贝》所参与的文化地形图进行考察。

鲁贞银

在当今中国文坛，卫慧、棉棉等同时代的文学创作者通常被称为“70后”作家。然而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即他们崭露头角之时，这一批作家曾一度被冠以“新人类”⁽¹⁾的称号。当时，用“新人类”来标记他们，其背后存在一种认识：这些作家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不同于以往的作家。随着“80后”和“90后”作家的崛起，“70后”作家“新人”的位置也被这些后起之秀取而代之。即便如此，“70后”作家的出现在当时的中国仍可谓是相当震撼的文化现象。可惜的是，文坛仅将其视为一时的、个别的案例，对他们的现实认知和文学世界并未予以认真的探讨。究其原因，既有对“70后”作家的偏见和误解，也有复杂的文化要素的介入。无论如何，“70后”作家经历了中国文学从未遭遇过的时代性转折，他们是把这种巨变作为文学的条件合盘接受的时代先锋，还是个体写作的先导。此外，当下中国文学所面临的现实断裂和间隙问题，其征候也是从“70后”作家开始的。因此，就目前而言，有必要对“70后”作家这一创作群体进行重新审视。

20世纪90年代，“70后”作家在中国的出现，是一个提前预告过的文化现象。无须借用后现代主义这一表述，“图像”比“现实”更受重视的文化氛围便足以表明，中国已步入了后资本主义社会，而“新人类文学”则如实呈现出了这种后工业社会的文化氛围。文坛对新人类文学的反应大体是相似的，视其文学态度为无足轻重的虚无主义，且未将其作为真正的文学对象进行评价。有学者指出：“70后”作家的作品之所以缺乏文学的真实性，是因为他们缺少社会主义历史经验。⁽²⁾此外，还有一些持批判立场的人表示：“70后”作家对能将自身及其文学商业化的美学策略作出了前所未有的敏感反应，他们利用了市场，最终也被市场利用。而那些试图为他们辩解的人，也仅仅只提到了“新女性主义的出现”，而这种新女性主义在他们的文学中则是以颠覆性的身体叙事为中心来呈现的。⁽³⁾

尽管中国文坛对新人类文学给予否定，并对其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但它在当时却引发了前所未有的社会反响。这种反响不仅体现了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文学在社会中的无力感，还反映出对消费文化的渴望，即新人类文学没有被视为单纯的文学文本，而是被当作一种文化现象与大众文化符号。这一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的作品是卫慧的《上海宝贝》。当时，卫慧的一举一动接连登上了报纸的头条，成了社会争议的焦点。卫慧也积极配合媒体曝光自己，声称《上海宝贝》是基于其私生活而创作的半自传体小说，并以此为卖点大肆宣传，还动用了出版签售会、采访等商业化的形式。此外，她还利用禁售、抄袭等负面新闻进行炒作，进而在短时间内登上了畅销书作家的宝座。在中国被打上“禁书”印记的《上海宝贝》，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出版，成了世界各地的畅销书。⁽⁴⁾

然而，韩国对“70后”文学的反应则比较消极。对韩国读者来说，靠煽情吸引眼球的文学作品并不陌生，他们早就经历过，因此，在他们看来，“70后”文学不过是一种迟来的潮流。无论是中国还是韩国，对他们的评价都以煽情性为依据一言蔽之，但这种反应却反映出一个共同问题，且这个问题的关键并不是针对他们的评价是否妥当，而在于评价过程中对他们的忽略和排斥。如果把他们的出现视为全球化资本主义的案例或商业化文化潮流，则无法把握中国的文化认识的变化，还会造成“70后”文学承载的历史性矛盾的去历史化。这种普遍的看法，是为了在统一构成的世界史脉络中抹掉中国内部的实况。

在探讨90年代后期中国文化的变化与征候的层面，本文试图对90年代新生代的符号——“卫慧”和《上海宝贝》所参与的文化地形图进行考察。究竟“70后”作家的创作内容与形式是否区别于以往的作家？如果说他们的文学是对90年代后期中国文化现象的反映，则有必要解决以下两个问题：第一，在后社会主义中国，历史性矛盾是如何通过他们的作品来呈现的？第二，他们的现实认知是如何通过“年代”和“阶层”意识来反映的？由此一来，即形成了通过《上海宝贝》进一步探讨新人类文学使用了何种修辞性战略，以及这在解释90年代中国文化与价值的冲突时发挥了何种效力的讨论。

在《上海宝贝》这部作品中，叙述者兼主人公CoCo、其男友天天以及他们的朋友所展现的生活方式，均不同于以往的小说主人公。他们没有稳定的工作，也不在乎职业，完全不受社会规范和价值的约束。他们的自由奔放在男女关系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他们的关系依附于直观的感受，且以肉体交感优先。然而，与展现自身的“新”相比，卫慧揭露“旧”的方式给人留下了更加深刻的印象，这种方式对他们的“不同”源于哪里给予了说明。

场面1：对CoCo而言，从小与之交好的表姐朱砂，一直是她羡慕的对象。朱砂是共青团干部，走的是精英路线，与在外企工作的男友成功步入了婚姻的殿堂。朱砂是典型的模范生和窈窕淑女，而导致她离婚的起因却是电影《泰坦尼克号》。在观看电影的时候，衣食无忧的她开始对真爱展开了思考。关于朱砂的离婚过程，文中的说明极其细碎，但正是这种细碎使得“美丽的婚姻”虚妄地崩塌。作为已经获得中国社会性安全网保障的阶层的代表人物，朱砂的离婚也充分暗示了一点，即中国中产阶层的社会性安全网是多么虚幻。

场面2：对CoCo的父母而言，父亲具备足够的知识共鸣，母亲也足够慈祥，因此可以理解女儿的世界。面对女儿毫无计划的离家宣言，他们强调“真实与安定”的根基很重要，还搬出了张爱玲的文章为依据。父亲的建议是优雅和理想的，即便面对女儿的盲目和莽撞，也展现出了中产阶层家庭不为之所动的健全与完整。这种“健全与完整的危害性”却在父亲的生日宴上暴露无遗。父亲是历史系的教授，为了给他张罗生日宴，学生们像家人一样聚在一起，这样的师生关系承载了一种比血缘更为强烈的家族观念，而作者却对承袭这种家族观念的教育机构的虚构性，以及对放大和复制这种家族伦理的教育制度给予了无情的嘲讽。学生们围着拿到研究经费的父亲打转，为“得到指导教授的青睐而战战兢兢”“在指导教授的撮合下结婚、生子、就业，甚至贡献自己的一生”，他们看起来无异于奴隶或寄生虫。CoCo指出，前近代的观念在资本主义伦理中更为顽强地存活下来，其现场便是“中国的大学”。由此一来，大学这一最高学府的体制和观念的虚构性硬生生地被解体。

场面3：

CoCo接到将自己的作品视为商品的总编辑的电话时，她用“腐朽不已的文坛”对他们伪善的精英主义不留情面地加以讽刺。与创作灵感枯竭的成名作家的约定，也因暴露身体的跳舞行为而被解除。

上述三个场面表明，作者所界定的“旧”，其对象绝不仅仅是上一代人的“老观念”。在经济单位重组过程中，含有前近代性的家族制度和教育机构，以及把国家政策作为消费观念予以驱动的媒介生态，它们既是后社会主义的制度性现实中培养新主体的手段，也是体验国家权力常态化的场域。常态化的国家权力隐匿其实体，更为巧妙地渗透到了日常生活之中，但其无比暴力的残忍绝不容许个体自律空间的存在。对新人类而言，他们未曾从历史中经历过观念的困惑，因此，相对于过往年代的人，他们更加依赖身体感觉对此进行感知和反应。他们应对权力和制度的方式极为轻浮，却又非常写实，他们的脱轨也是从这些层面出发的。

对他们脱离制度规范回归物质主义的评价，有必要重新进行考察。这是因为，需要把他们对待物质的立场与之前王朔那个年代以及今天的新富阶层进行区分。20世纪80年代后期，作为当时文坛异端的王朔崭露头角，其小说描绘了青年的脱轨，赤裸裸地呈现了在改革开放初期沦为金钱的奴隶、四处彷徨的青年的处境。从毛泽东时代进入邓小平时代，在新的文化体制的过渡时期，小说的主人公们虽然毅然决然地嘲弄社会主义规范，却依旧徘徊在社会主义的影子下，怅然若失，犹豫不决，无法欣然融入资本的浪潮。但对新人类来说，资本的价值已不再混乱，他们对资本效力的判断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要正确。宣称“不赚钱也行。我们有的是钱，写小说就成”⁽⁵⁾的他们，对自身的阶层属性——享受消费却又不必挣钱，有着明确的认知。

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由“社会主义人民”向“有教养的公民”转型。用新的经济主体培养“新公民”成了国家事业，而为了实现作为前提条件的“教养”，高等教育机构和大众媒体高调登场，替代了国家机构的角色。文化活动和大众广告为现代公民具备合法的新的经济主体性提供指引。当时，多数大众话语敦促人们做合法的消费者，“为了享有更多的闲暇，努力投入生产，理性地参与娱乐，把自身的劳动能力发挥到极致，为了致富而投资。”但是，成为新的主体，也意味着终将从属于受国家支配的市场的合理性。卫慧一代人对待资本态度的违和感便是由此而发。他们拒绝教养，也不参与合法的生产活动，由此放弃公民这一身份认同。然而，他们之所以没有与新富阶层的观念发生冲突，是因为他们凭直觉领会了资本的法则，且很好地掌握了应对它的方法，即靠非法的经济活动营生。妓院老鸨出身的富孀、瘾君子、行为艺术家，他们这些人比合法的消费者更懂得愉快地享受消费文化。很明显，他们对中国的制度性断裂作出了更为现实的解读，甚至用尖锐的方式加以展现。

既然如此，新人类的不安究竟是什么？评论界从物质与欲望的过剩中探寻他们的不安，并将其与他们的上一代进行区分，八九十年代的作家（以朱文为代表），他们的不安强调了一点——有强烈的政治性含义，他们的不安还是因个体与现实的紧张而产生的存在论性质的问题。与之相反，卫慧式的不安则因物质与欲望追求所带来的结果而被轻而易举地消除或回避。⁽⁶⁾新人类的不安定果真不需要历史性的解释？以天天为例，他在作品中表现出极度的不安与失落，他的情绪障碍和性格障碍皆源于与父母的关系。天天的父母为了挣钱而抛弃他，因为钱遭遇变故，为了钱规划新的人生，他们给天天唯一的补偿也是钱。父母那个年代的人，经历过历史性的内部斗争和理念的不合理，他们积极接受了以资本为信条的国家主导的新兴中产阶层意识形态。对此，新人类的立场十分鲜明。他们认为，迟到的补偿无法弥补对社会价值和理想的信仰缺失，甚至还控诉，毫无根据的物质补偿损害了他们在经济和性方面的自立能力。同时，他们还对父母的“缄默不语”，即在“继承遗产——作为遗弃的补偿”的过程中，父母那代人对自身舍弃了何种价值和信念以及如何发家致富未作出任何说明——发出抗议。在十多年的致富过程中，留给他们的只是无法填补的精神空缺和物质过剩的后遗症。他们究竟该从哪里寻找缺失的伦理根据？

脱离制度性价值之后，新人类偏执狂似的一味沉溺于自身的肉体，他们前所未有地以一种毫无遮掩的方式展示着自己。直至结尾，小说还在不停追问“我是谁”这个问题。为此，卫慧精心准备的方式是“写作”与“性爱”。卫慧是通过CoCo的写作进行小说创作的。通过CoCo的写作，CoCo和卫慧的小说根据得以确立和强化。卫慧为何要采用这种叙事战略？在小说中，她总会突如其来地介入故事的展开，如她的小说观、对作品的看法等，展示小说的虚构性和创作过程。可以说卫慧通过写作，把写作的目的以及无异于虚构的世界进行了解构，且试图按自己所赋予的秩序构建新的世界。各章标题下面的引用文章中，处处可见的关于米兰昆德拉、亨利米勒、披头士、伊丽莎白泰勒、萨尔瓦多达利、西尔维娅普拉斯等的阅读痕迹，以及淮海路、复兴路、和平饭店、YY吧等上海的都市空间与形象，这些反映了卫慧小说的基础及其观念的来源。卫慧的小说并非发自于人生的泥泞，而是多种另类类型接洽形成表象，又配合此种表象人生重构的现象。从某种角度来看，这些可以说是构成他们人生的真实存在。

既然如此，又该如何解读把性爱置于小说正面的操作？与性行为的健全和激烈无关，作者在小说中对性的探讨近乎偏执，这从性爱描写的篇幅以及作者花费在性爱描写上的心力中都得到了体现。一般来说，过多的性爱描写成了批判卫慧写作轻浮、享乐和非社会性的依据。实际上，《上海宝贝》在正面推崇的性开放或性偏激，是伪恶的、娱乐的。这种源于单调素材的相对强烈的感受，通过对性话语毫无禁忌的描写，无限放大了阅读的娱乐性。然而，《上海宝贝》中的性爱描写之所以引人兴味，是缘于性爱的激进性之下作家的写作战略。卫慧在《上海宝贝》中构思性爱的方式与其（卫慧/CoCo）写作过程是相辅相成的。在CoCo的创作过程中，她的性爱以多种方式展现出来，这与性想象互补，制造出津津有味的解读空间。

CoCo的创作空间是天天的家。为了和天天同居，她义无反顾地从家里搬出来，但住进天天家之后，创作成了她的主要活动。天天是激励她写作的精神伴侣，也是她的物质后盾。两人之间正常的性关系无法维持之后，他们的关系便集中到CoCo的写作上。在小说中，性爱并不仅局限于性爱。天天为何对CoCo的小说如此执着？即便是CoCo因马克的出现离开，即便是沉溺于毒品浑浑度日，他用于表达对CoCo爱意的还是“小说”。另一个男人马克也是如此。CoCo的性歪曲被解读成获取想象力的必然过程。对她而言，马克的出现是预知关系的写作过程，“我所有的预感都藏在了小说里，伴随永远无法挽回的行动，这些预感一个个地开始应验”⁽⁷⁾。CoCo一边写作，一边往返于天天和马克之间，这种关系以“完结-死亡-分别”告终，小说也就此完成。

然则，卫慧沉浸于《上海宝贝》的色情世界的过程，是她享受即兴创作——自由奔放的叙事游戏的过程。卫慧的创作是对文学疲劳的否定，从这一点来看，即兴写作是对抗外部世界最有力的武器。袒露性爱是揭露现实的虚构和伪善的最透明的方式，而写作过程则是对重现的观念性进行解构的最透彻的方式。更激烈或更伪恶的性描写，其前提是对假装严肃的文坛的驳斥。他们试图把身体感受作为自己的语言，从而突破他们这些为历史信念和价值所遗弃的人的历史性制约。但问题是，他们这种自慰写作终究归于极其自闭且自慰的世界。以自慰为基础的性，如同依赖于双手的身体感觉。手引发感知作用，而这种直接又具体的感知作用于克服眼睛的观念性、意识性和伪善，但从只允许依附于幻想的结合这一点来看，它无法独擅，不过是一种想象的感受而已。即便使用了颠覆性的战略，最终也不过是用于确认彼此之间的距离的，不孕且没有生产的消费的性。这一点倒是与他们的前辈不同，前辈们通过性与肉体，徘徊于权力和抵抗的境界边缘，在“观念性的钢丝绳”上铤而走险。⁽⁸⁾他们从未被赋予那些遗失的信念以及要否定的观念体系，被丢进茫茫的物质主义的大海之后，他们能应对现实的方式只剩下“我很可爱”的咒语和自恋的安慰。为保住自身而与自己的身体性交，是一种惨烈的生存战略。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自慰的性爱并不单纯。他们的写作脱离了既有的秩序，最终却沉陷于强烈的本我之中，这就像即便标榜他们的性最真率，但仍依赖于想象的感受一样。性爱与写作的自闭性，反映出“文革”在后社会主义制度下自我陶醉般的承袭，这与余华和朱文的政治讽刺相比，更加赤裸地呈现出了“历史的空缺”。

卫慧为何抹掉了“上海”与“新人类”的关系？小说中的都市——上海被置于主要媒介的位置，对新人类的现实认知与生活方式进行传达。这里的上海并不是单纯的作为物理性存在的都市（city），而是由符号、媒体和符码构成的形象（the urban）。

站在顶楼看黄浦江两岸的灯火楼影，特别是有亚洲第一塔之称的东方明珠塔，长长的钢柱像阴茎直刺云霄，是这城市生殖崇拜的一个明证。⁽⁹⁾

都市是语言，都市空间是“作为话语的文本”。都市向居民倾诉着什么，居民居于其中，或观望或徘徊，以此向都市倾诉着什么。可以说，都市的意义发生在主体插入和解读特定语义结构的过程中，在秩序化的个人、集体、性、人种、阶层等错综复杂的关系中有差别地生成。

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都市形象大有改观，不再被看作是农村的替身，也不再是作为农村剥削者和社会主义理想禁忌的隐匿空间，而是被赋予了改革开放这一正当性的公认的合法化空间。90年代之后，都市暴露出社会主义中国的制度性矛盾激化，同时，还呈现出“资本主义与共同体”“公与私的对峙”“金钱与道德”等资本主义矛盾与“禁绝之城”“公共空间的破坏”“对群众的恐怖”等象征后现代的特征错综交杂的样貌。不仅如此，这种矛盾不再局限于都市，随着矛盾扩散到内陆，就转化为国家性的课题。该事实也表明，对都市空间的重新审视迫在眉睫。卫慧这代人亲眼目睹了空间分化的进程，并亲身体验了这种都市日常，那他们是如何认识这种变化的？他们通过感性触摸来认识日常发生的权力关系的变化。从这一点来看，他们的现实认知理所当然是通过对都市空间的解读得以确认的。(www.daowen.com)

与王安忆勾画的作为历史空间的上海叙事不同，卫慧式的“都市叙事”被归于其他类别，这起因于对时间性——历史性的否定。因此，他们的上海不是一个整体的都市，而是像拼图一样构成的都市秩序。在这个空间里，高耸入云的生殖图腾——东方明珠充当着稳固的资本权力的指针，在此期间，城市居民在上海不停地迁移和流动，由此确认自己的阶层。他们常去的黄浦江岸，能看到外滩、淮海路、新乐路、绍兴路、衡山路，这些马路曾是30年代上海地图上的租界（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卫慧为之向往和信仰的上海是“老上海”，就像纽约的第五大道和巴黎的香榭丽舍大道一样，流露出某种优越感。CoCo漫步在这条马路上，吟咏着“上海的固有性”，而这固有性究竟是什么？它作为“都市复兴的物质性进程”，由“历史（或实在的，或象征性的，或像成模仿再创的）”与“共同体（为了销售，由实在的、想象或生产者而重新包装的）”的恢复⁽¹⁰⁾——这一虚构性叙事构成。通过CoCo沿路消费的旅游和亚文化，“老上海”得以生成和演绎。⁽¹¹⁾“老上海”存在于形象或叙事本身，这种意识取代身份认同，成为了消费的对象。但问题是，“上海的发现”这一虚构性叙事，一边对构成实存空间的阶层的不平等和力学关系进行隐匿，一边又作为现在的空间秩序在运转。

以过去的“租界”为中心区划的上海市中心，其所有权的持有者，不是久居于此的上海人，而是跨国企业的高管、华侨和新富阶层这些“流动”到此地的人。都市的“秘密花园”前是罕见的蓝色草坪，它归缴纳“2万5千美金”月租的人所有，且在所有权上，全然无需考虑持有者的国籍以及资本的合法性问题。梦想进入这一空间的年轻人，他们在这里溜达，享受消费和闲暇，能做的也只是把“这都市完美的物质性回响”印刻在自己的全身上下，他们的日常生活则不得不被挤到远离市中心的郊外。作为展示上海市民日常生活的空间——弄堂，小说从头到尾都没有提及，对CoCo写作和生活的公寓，也只用都市外围委婉地进行了交待，可见，这与都市空间的等级秩序相重合。

“后上海主义生活”这一口号并不是单纯的居住理念，它是通过强化对上海的虚构性视线，进而对等级化的秩序进行再生产，且通过永久支配的空间治理术来运转。市中心既是成功人士所拥有的财富和权力，也是他们的文化取向、流行、经典、自然甚至未来都能独占的“象征性资本”。“象征性资本”与拜物主义有关，这一点非常明确，但“象征性资本”通过文化取向的领域，隐藏了经济区分的实质性基础。⁽¹²⁾高级酒店、高级住宅的草坪以及高级餐厅前的街道，往往不再被当作公共区域，而是转换成作为阶层安全网的私密性空间。无论是正当提出还是被迫接受，从这一认识中不难看出：上海的空间治理绝非是向新富阶层开放的，而是以“阶层排斥”为前提的。如果说这种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的对峙终究会产生分裂性后遗症，那么，因毒品上瘾在“收容所”接受隔离治疗的天天和接受精神科咨询的CoCo，他们的症状便是空间分化的“病理性征兆”。在被“封锁”的都市——上海，他们的关系要么彻底地去功能化（CoCo和天天的关系），要么成为过剩（CoCo和马克的关系）的象征，而这种空间对峙的龟裂，如同发生在沦为滥交场地的咖啡店和酒吧里的性爱一般，以毁损等级秩序的方式展现出来。上海精神的虚构性是与卫慧自闭的缺陷联系在一起表现出来的。

我不能确定我们之间到底是不是爱情，但肯定是一种被命运囚禁在密室里的糟糕得不能再糟的、粹得不能再纯粹的诗化的抒情，就像荒原上摇曳的丁香，就像在绝望深渊里游泳的鱼。

我们在尚未开始的地方就失去了所有可能的可能。而时代高速列车也正在城市史诗般的现代建构中呼啸着渐行渐远了。⁽¹³⁾

以强制开放的方式被赋予都市这一存在方式的上海，不得不用租界的形式来维持都市活力的先天缺陷。为了具备都市这一生存基础，这是上海不得不承受的历史性创伤，也是现如今无法摆脱先天缺陷的不毛性。这和新人类的缺陷恰好一致。在他们的父母奔赴资本前线发家致富的十余年里，无法挽回的精神空缺和欲望过剩的后遗症，就像永远无法被填充的“空缺”的都市一样，让他们精疲力竭。由此一来，上海空间与卫慧的自我意识得以同步把握，两者都被看成是派生于殖民资本主义的剩余物，最终他们面临两种选择。要么像天天一样，以自闭的方式遮掩缺陷；要么像CoCo和上海一样，积极地展露其殖民性。

如今，“70后叙事”在中国再也无法提出新的认知，但他们在暴露自己的过程中所展现的中国内部的裂痕，却以内在化方法更为稳固地隐藏起来。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制度和方法的对峙中，多个冲突与矛盾并存。这种现实情形下，90年代后期“70后”作家的文化地理位置不仅如实反映出中国社会的文化“空缺”，还表明以脱近代的方法解决近代课题的尝试是多么的乏力。在中国文坛将他们的文学视为幼稚的文化现象并宣称与之决裂的今天，他们的文学依旧呈现出实体的虚构性——试图对制度性裂缝进行更加缜密和精巧的缝合。

（原载韩国《中国现代文学》2008年总第45期）

(1) “新人类”这一称谓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被舆论媒体和学者用来概括1970年以后出生的人及其时代特征。到了90年代末，对卫慧和棉棉，以及魏微、戴来、丁天、姜丰、朱文颖、金仁顺等70年代出生的作家，则用“70后”作家予以指称。

(2) 杨扬：《70年代作家——被无限延长的青春期》，《南方周末》2000年6月2日。陈思和：《现代都市社会的<欲望>文本》，《文汇报》2000年4月1日。

(3) 林树明的《关于身体写作》和朱国华的《关于身体写作的诘问》，《文艺争鸣》2004年第5期。韩东、葛红兵和王干的极力维护遭到了同时代批评家们的反击，从而声势减弱。

(4) 《上海宝贝》在48个国家出版，还进入11个国家的销售榜前十。

(5) 周卫慧著，译：《上海宝贝》，首尔：出版社，2001年，第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