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垠希

王安忆自1978年发表处女作《平原上》到2011年出版长篇小说《天香》，在这一期间创作了数量可观的作品。王德威针对王安忆在过去三十年的创作活动做了如下评价：“这三十年来中国文坛变化巨大，与她同时崛起的同辈作家有的转行歇业，有的一再重复，真正坚持写作的寥寥无几。像王安忆这样孜孜矻矻不时推出新作，而且质量保证，简直就是‘劳动模范’。”⁽¹⁾

众所周知，王安忆登上文坛以来，出版著作70余本，撰写了诸多小说、散文和文化评论，并获得了各种荣誉，是一位活跃于中国现当代文坛的高产的实力派作家。⁽²⁾就创作倾向而言，同样显示出了其创作范围之广泛，⁽³⁾包括初期刻画“文革”时期少女内心世界的“雯雯系列”，描写“文革”时期下放知青内心矛盾的“知青小说”，以“文革”前后的乡村为背景呈现传统儒家价值体系崩溃的“寻根小说”，书写人之性欲这一原初本能的“三恋”与《岗上的世纪》，以及以上海为背景的“都市小说”。

如上所示，其创作倾向显示出了多样性和多变性，同时也引发了所谓的“王安忆危机论”。有研究者指出，王安忆在创伤中曾尝试依附过多种价值立场，但往往没有深入挖掘，使其精神探索的层次、情感表达的力度深浅不一，甚至相互矛盾，始终未找到适合自己的精神立足点。⁽⁴⁾但是，笔者认为这样的多样性和多变性更应视作转型期中国社会带给人们的文化心理上的变化，以及随之而来的作家能动性的书写策略。王安忆曾经在《我的小说观》一文中指出，自己并不清楚理想的小说创作需要做什么，但不应该做的却是很明确，包括特殊环境、特殊人物、过多的材料、风格化的语言，以及独特性。这可以看作是对“王安忆危机论”所要求的规格一致又具有一定特殊性的作品世界的恰当答复。

其中，王安忆在1990年以后创作的、以上海为背景的一系列作品，如《纪实与虚构》（1993）、《长恨歌》（1995）、《富萍》（2010）、《妹头》（2010）、《天香》（2011）等，相当值得注目。以上作品基本是以作家的童年记忆以及长期的都市生活经验为基础，从另一个角度去观察上海，或者是以不同的历史为背景进行反复刻画。实际上，作品处处都透露出王安忆对上海以及都市的热爱与关注，她对上海的热爱是与自己的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下面这段引用文可以说是极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上海，我从小就在这里生活。我是在上海弄堂里长大的，在小市民堆里长大的。我对上海的认识是比较有草根性的……我觉得上海最主要的居民就是小市民，上海是非常市民气的。⁽⁵⁾

对上海的书写从根本上与上海这座城市的特性有着不可或缺的关系，她将之解释为“上海这城市在有一点上和小说特别相投，那就是世俗性”。⁽⁶⁾她对上海小市民的日常生活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更是对置身其中的都市女性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她认为“女性特别适合在城市里生活，首先人多，聚集在那里；其次，她有消费”⁽⁷⁾，并进一步指出“写上海，最好的代表是女性”，因为“谁都不如她们鲜活有力，生气勃勃。要说上海的故事也有英雄，她们才是。”⁽⁸⁾

王安忆专注于上海都市女性的生活，发表了代表作《长恨歌》，但很快又质疑了这种弥漫着老上海怀旧风的上海叙事，她直言“现在上海已成了新话题……可在那里面，看见的是时尚，也不是上海。再回过头来，又发现上海也不在这城市里。”⁽⁹⁾王安忆的视线开始从上海的那种浮于表面的病态般的华丽转向隐藏此间未能经由书写而呈现的上海的另一面。她的这种视线的转换可以从下文中得到确认。

进入婆娑扬州，那过往的人事忽就显现出它的色泽和情调，我甚至于觉得，钢筋水泥的上海，因有了扬帮人的乡俗，方才变得柔软，有了风情。这可说就是我写《富萍》的起因。⁽¹⁰⁾

王安忆将自己的视线转向了上海的底层，那些散发着浓郁的农村气息的健康而朴素的生活，而不是高楼林立的大都市之庄严和华丽。这一方向转变的成果就是《富萍》的创作。《富萍》自出版伊始便受到了很多研究者的关注。该作品被研究者从寻根文学、女性意识、现实主义等各个角度进行了研究，而针对该作品的否定性评价和肯定性评价也有着很大的差距。例如，有研究者从传统的现实主义观点出发，指出作品中富萍的订婚和退婚这一极具戏剧性的一幕由于作者的平铺直叙而导致故事情节的弱化，最终只是创造出了一部奇幻且莫名其妙的作品。⁽¹¹⁾此外，还有研究者指出作家将自己的艺术视野局限于上海边缘人狭隘且原始的生活，未能放眼广阔的世界，从而导致小说的结构变得狭小，对生活的表现也欠缺丰富的想象力，相对弱化了思想的贯通能力。⁽¹²⁾另有研究者指出了该作品中的女性主义的局限，认为作品未能明示女性意识爆发的相关出路，只是从另一个角度对女性意识进行了召唤而已。⁽¹³⁾

不同于以上负面评价，部分研究者认为该作品是体现王安忆创作世界变化的重要标志，肯定了其积极意义。评价该作品通过对上海物质化、功利化一面的批判和否定，重新建构了充满着日常生活的感性和人情味的上海。⁽¹⁴⁾还有研究者高度评价了该作品在寻找那些为宏大叙事所遮掩的永久不变的精神和物质方面所作出的努力，认为该作品挖掘出了生活在底层的平凡人们其精神世界所内含的令人感动的美与质朴的力量。⁽¹⁵⁾另有研究者从“文化寻根”的角度，肯定指出该作品真正体现了寻根文学对本土文化的认识和体验的深度。⁽¹⁶⁾王晓明更是特别指出该作品摆脱了对上海的怀旧风潮，打破了为现代化和最新流行风潮所编织的外壳，高度评价了作品在尝试刻画真实的上海面貌上的努力。⁽¹⁷⁾

韩国学术界对王安忆作品的研究也取得了斐然的成果，但关于《富萍》的相关研究还很少。⁽¹⁸⁾本文首先从王安忆创作世界的方向转换之意义对《富萍》进行了考察，着眼点在于该作品所呈现的上海底层之叙事。为此，本文首先根据作家的创作意图，分析其叙事策略，然后关注上海这一移民城市的边缘地带，并尝试分析分割的叙事空间所具有的意义和相互关系。笔者期待本文的研究能够有助于加深对《富萍》的理解，促进对王安忆创作世界的全方位多层面的研究。

小说《富萍》的叙述是以18岁扬州少女富萍作为“奶奶”的孙媳妇来上海见做保姆的奶奶的一幕开始，以富萍怀着瘸腿青年的孩子为躲避洪水而搬家的场面结束的。以富萍的婚姻为中心来叙述这一故事的话，即是：富萍背弃了奶奶要她嫁给自己收养的孙子的心愿，拒绝了舅妈将她和自己娘家侄子撮合到一起的意图，最后却与和寡母一起生活的贫困的瘸腿青年结为夫妻。小说《富萍》中围绕着富萍的婚姻所发生的曲折的情节似乎是引导故事发展的最重要的内容，但作家对此并未投入过多的篇幅，也未加以细致的刻画。那么，作家在《富萍》一书中所要表现（show）和所要倾诉（tell）的到底是什么？作家在小说出版之后，在一次媒体访谈中对《富萍》的创作意图作了如下说明：

《富萍》写的是“文革”前——六四年、六五年的故事。……我从一个我特别感兴趣的题目——移民入手，描述上海人怎样到这个城市来聚集。我分头写了许多上海中层、底层的市民，他们以什么样的理由来到上海，又慢慢居住下来。富萍这个人是在一个城市组织严密、生活秩序已经相当完善、已经不太能够允许有外来分子的时候，慢慢潜入上海的。当然她背后有许多榜样。⁽¹⁹⁾

如上所述，作家王安忆在小说《富萍》中所要展示的并非富萍的订婚、退婚以及结婚的过程，而是移住到上海的移民者来此定居的缘由与过程。另外，作家对这一内容的刻画不是通过单独的一个人，而是通过对各种各样不同类型的人“分头”叙述来进行的。当然，富萍可以算是包括“她背后的许多榜样”在内的无数上海移民中的一个类型。如此看来，围绕富萍的婚姻所发生的曲折故事，更大程度上是作为一个叙事机制在发挥作用，以展示上海移民者多样化的生活方式以及他们看待生活的态度。

考虑到这一点，再来看作家在创作过程中是采取了如何的叙事策略，来有效地贯彻自己的创作意图。首先，必须指出《富萍》所具有的独特的结构，即流浪汉小说的结构。该作品以富萍（主人公坎坷的婚姻）为主线，将多个人物的多样化的生活像串珠一样编织并铺展开来。该作品整体来说是将1964—1965年的富萍的生活横向展开，与此同时，将散布于作品各处的多个人物的多样人生纵向布置。可以说这些横断面与纵剖面相遇的点就构成了作品中的各个章节。⁽²⁰⁾

作家通过这一独特的结构，以作品中的主要人物“奶奶”和富萍为线索，将拥有各种各样生活经历的移民一个接一个地引入到作品之中。即，先通过“奶奶”介绍保姆吕凤仙和房管所修理工戚师傅，然后通过吕凤仙将保姆阿菊阿姨引入到小说中，再经由“奶奶”的东家引入邻居宁波老妇人，接着通过东家的孩子介绍“女骗子”陶雪萍。同时，舅父舅母通过富萍在小说中登场，然后经由舅妈的关系，舅妈的娘家侄子光明和邻居女孩小君出现，河南出身的盐水店主则是通过舅父的关系登场。最终，通过与舅舅的邻里乡亲间的往来，瘸腿青年母子出现于小说之中。作品中的这些人物随着富萍活动领域的拓宽、叙事空间的扩张，一环扣一环地，以各种契机在小说中逐次登场。

作家让作品中人物次第登场，而不是设定为同时出现，显然是为了更加有效地描述多种多样的上海移民者的生活。如此以来，作家将不同人物的生活作为独立的故事进行叙述的同时，确保各自独立的故事不会脱离作品整体的故事情节，以此来实现作家的展示上海移民历史之意图。作家的这一叙事策略在其重点强调各个人物的移民类型，而表面看来很重要的围绕富萍婚姻的那些波折只是轻描淡写这一点上，可以说是如实地表现了出来。也就是说，流浪汉小说的结构是作家贯彻自己创作意图的最佳选择。

第二，是小市民琐碎的日常生活的前景化，以及过去的历史和理念因弱化或模糊化而出现的后景化这一特点。历史和理念的弱化或模糊化这一现象经常出现在王安忆的大部分作品中，《富萍》也不例外。实际上，这与作家的态度不无关系，过去的创作中经常出现关于历史和理念的宏大叙事，而王安忆显然是有意识地与之保持距离。这一创作观源于作家审视历史的独特角度，她曾经明确指出，“我个人认为，历史的面目不是由若干重大事件构成的，历史是日复一日、点点滴滴的生活的演变。”⁽²¹⁾

作家的这一历史观在《富萍》一书中表现为对历史和理念之叙述的简略。如在描写中日战争时上海为日军占领后的民众生活，只是简单地将其概括为“孙达亮来到时，先生家的生活已经很拮据了。那是上海沦陷的第二年”“日子实在维持不下……苏州河上，到处是日本人。”⁽²²⁾而在中日战争结束后，对当地情况的描写也只是简而言之为“日本人走了，然后，国民党也走了。苏州河上逐渐太平，粪码头收归国有。”⁽²³⁾此外，与作品人物的生活有关的历史，至多就是1949年颁布的《婚姻法》，1950年的私营企业国有化，1956年的建立合作社，以及1960年的饥荒在叙述者的叙述中被简略地提到过。

如上，《富萍》中平凡人物琐碎的日常生活作为主导因素（dominant）被前景化，而对民众生活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历史和理念，其作用只是一个警戒符号，用来提示剧中人物和事件的时间背景，而这也在暧昧模糊和不明确的情况下被后景化处理。实际上，王安忆曾表达过自己对构成上海底层的平凡小市民的琐碎日常有着超常的关心和热爱，下面的文章可以说是为作家的这一观点提供了鲜明的证据资料。

上海这个城市很奇怪，它固然繁华华丽，但真正它的主人，是在这个华丽的芯子里面的，未必参与这种华丽的。我觉得他们特别奇特，什么都见过，但他们可能过的完全是另外一种生活……在上海浮光掠影的那些东西都是泡沫，就是因为底下这么一种扎扎实实的、非常琐细日常的人生，才可能使他们的生活蒸腾出这样的奇光异色。⁽²⁴⁾

“上海的真正主人”追寻的是“底下这么一种扎扎实实的、非常琐细日常的人生”之信念，因此作家在该作品中采取的叙事策略是将历史和理念对个人生活和命运所产生的影响最小化。也就是说，历史和理念仅停留在作家的介入式叙述上，不仅没有被事件化，而且叙述过程中历史事件也没有成为剧中人物曲折人生的决定性因素。如果像阐释历史和理念的宏大叙事那样，由历史事件或意识形态改变个人命运的话，那么个人的人生就很有可能被处理得平面化且千篇一律，从而导致作家无法实现刻画移民者多样生活的意图。

第三，是通过对叙事空间的分隔，明确划分各种生活的界限。《富萍》一书沿着富萍的移动路线划分出了三个空间。富萍移动路经的扩张与其在上海生活的适应过程相关联，同时又是其对人生认识的深化以及眼界提高的标志。作家将作品中的空间背景一分为三进行了叙述，一是“奶奶”做保姆的淮海路一带，一是舅舅家生活并工作的闸北苏州河畔的棚户区，再就是瘸腿青年母子居住的梅家桥附近的棚户区。这三个地区同属上海，其中梅家桥的棚户区可以说是苏州河畔棚户区的一部分，但就像笔者在后面将要探讨的那样，这两个地区被作家有意识地加以了区分。

这三个空间里，如果说淮海路一带的代表人物是“奶奶”和吕凤仙，那么苏州河畔棚户区的代表人物则是舅舅和舅母，而梅家桥的棚户区就是以瘸腿青年母子为代表。在分隔开的叙事空间中，表面上是在作者的全知视角下展开叙述，但富萍作为连接三个空间并起到媒介作用的人物，三个空间的典型特征实际上是通过富萍的视线来呈现的。特别值得关注的一点是，这三个空间在大上海这一空间内分别具有不同下位空间的性质。具体而言，淮海路一带是包括虹口地区在内的大上海的下位空间，苏州河周边的棚户区是淮海路一带的下位空间，而梅家桥的棚户区则是苏州河畔棚户区的下位空间，这一系列的下位空间通过对各自下下位空间的对象化，来确立自己的文化主体性。

作者在不同的叙事空间分别叙述了居住其中的移民的出身、性格、生活形态和条件等。但同时，作者在这些不同的空间里分别安排了具有相似的生活经历和职业以及思考类型的人物，以实现空间本身的统一性，并通过这种统一性，将各自空间的性质特色化（characterization）。如上，作者分别设置不同的空间层次，与此同时，谋求空间的内在统一性。这一叙事策略的使用，可是说是突破了对特定人物生活的书写，不仅能够广泛描绘出上海移民者的不同阶层和生活形态，而且还能关注到上海不同移民者阶层的共同点。

150多年前，仅是一个小村庄的上海，在通航之后，迅速发展成为一座国际性的都市。在这样的城镇化过程中，来自农村的移民持续涌入，这些移民者作为支撑上海的生产、流通和消费的廉价劳动力，成为上海发展的基本动力。通航初期，曾是25万的上海人口在1942年剧增到392万，1949年剧增到554万。其中原籍不在上海的人口高达461万，占上海总人口的85%。⁽²⁵⁾据统计，每年有数十万外来人口涌入上海，其中大部分是农村出身，在1958年实施户籍制度、限制人口流动之前，这一趋势一直在持续。⁽²⁶⁾

如前所述，作者表示《富萍》的创作意图是要与移民者的移民背景和定居过程相吻合。其实王安忆对上海移民的关心，在《富萍》之前发表的那些作品中可见一斑，如短篇小说《鸠雀一战》（1986）和《好婆和李同志》（1989）等。这两部作品描述的都是移民者的外来文化和上海人的当地文化之间的矛盾和冲突，王安忆基本上都是以当地文化的优势和优越，以及外来文化的失败和同化为结论来建构文本的主题。⁽²⁷⁾与这些作品相比，《富萍》对移民者的外来文化报以温暖的视线，这与以往的移民叙事不同，可以说是表现出了不同的观点和态度。

《富萍》刻画了上海移民者多样的移民生活，在不同的叙事空间里，移民者的出身和职业有着明确的差异。例如，淮海路一带的移民，大都是扬州或苏州出身的保姆；苏州河周边棚户区的移民，是扬州出身的垃圾运输船船员；梅家桥的棚户区移民则是来自于各地的嘈杂行业的从事者。他们不仅根据职业种类形成共同体，而且通过共享出生地的地区文化，具备了各自的共同体意识。现在让我们根据不同的叙事空间来考察一下上海移民的各种生活经历。

淮海路的移民者，最具代表性的是“奶奶”。来自于扬州的“奶奶”家有一女，奶奶年纪轻轻就死了丈夫，16岁来上海，已经做了30多年的保姆了，现在作为一名正式居民在该地区已经落户。“奶奶”很文雅，而且很容易听信别人的话，“是个不大有主意的人，凡事喜欢听别人的。”⁽²⁸⁾不过，“奶奶是命苦，可总归靠自己”，⁽²⁹⁾通过自己的保姆生涯积攒了不少财产，计划着哪天不干保姆了就回老家。因为这一计划，“奶奶”不断地借钱给乡里乡亲，她“这样借钱送钱，究竟也是为了临到那时，众人念她的情，不嫌弃她。”⁽³⁰⁾她把大伯家的孙子过继到自己名下也是为了以后自己能在老家安心养老。

淮海路的另一位移民者吕凤仙，也是个很有趣的人物。苏州出身的她是以前东家的陪嫁女佣，1948年年底没有跟着老东家移居到香港，而是留在了上海。后来，东家的房子被解放军没收，她住在分配给自己的房子里，每天上下班，“虽然是帮佣，可和别人帮佣又不同，是吃自己饭的。”⁽³¹⁾为了自己的将来，吕凤仙给自己父母弄了一家锡箔店，可是后来被收归国有，她也就断了返回老家的念头。吕凤仙的朋友阿菊阿姨也是苏州出身，在上海当保姆，把自己赚来的钱都寄给家乡的丈夫，开了一家鱼店。但是丈夫后来与另一名女子暗通款曲，还有了孩子。于是，1949年《婚姻法》颁布后，她就与丈夫分手，独自生活。

在上海移民者形态中也有特殊的例子，那就是并非保姆的宁波老太。宁波老太的丈夫原先是税收部门的小官吏，但丈夫不到三十岁便夭折了。丈夫死后，老太太就将儿子送到由上海亲戚经营的典当铺，让其熟悉生意后，开典当铺当店主。老太太给儿子在乡下娶了一个老婆，生了五个孩子，但儿子死于结核病。儿子死后，老太太开始放高利贷，积累了不少财产，但在乡亲们的指责和谩骂下，他们一家移居到了上海，把自己的房子租出去收租金，同时做投机生意炒黄金，赚了不少钱。1949年以后辞掉工作，由儿媳赡养。

苏州河畔棚户区的移民可以以富萍的舅舅舅母为例。舅舅孙达亮是扬州的佃农的儿子，12岁便随伯父在往来上海的运粪船上学干船上的活。伯父很怜惜侄子孙达亮的聪明，把他托付给经营私塾的远亲供他读书，但是因为中日战争的爆发而经济困难，他放弃学业重新回来帮伯父在船上干活。1950年，22岁的他与船上人家的女儿结婚，同时继承了伯父的船开始从事垃圾运输，辛苦多年后终于在苏州河畔安了家。

梅家桥一侧棚户区的移民，则是瘸腿青年母子。青年的爸爸生前是中国银行的基层职员，因此青年小时候家境还算安稳富足。但在父亲因伤寒去世后，他们母子二人回到婆家，却受到了婆家的冷遇。青年的母亲更因落入经营棉花事业的小姑子夫妇的圈套，所有的财产都打了水漂。她在1950年成为织布工厂的职员，但不幸的是，儿子因发高烧而患上小儿麻痹，最终成为残疾人。接着母亲又因织布厂改为纱厂而被辞退。母子俩人为维持生计，又回到了上海。在丈夫原来同事的帮助下，在梅家桥定居了下来。

这些人虽然缘由相异，但都是为了维持生计离开家乡来到上海的。然而，他们虽然同是上海的移民，但他们居住在上海的生活方式、状况、性质都有所不同。保姆们“大都是年轻时守了寡，或者男人没出息，荒唐，而且没儿子的”，因此“没有靠头，只有靠自己”⁽³²⁾的人。保姆因其职业性质，无法摆脱依靠东家生活的寄人篱下的生活。宁波老太得益于足够的财产能够在上海丰衣足食地安度晚年，但同时她能够成功地进驻上海中心区域这一点，足以说明她是一个有着相当特殊的性质的移民。相反，富萍的舅舅舅妈以及瘸腿青年母子，虽然在上海定居，却还没有摆脱贫困，可以说是作为边缘人生活在上海。

在这些上海移民中，作者通过《富萍》最精心刻画的人物就是保姆。王安忆对保姆的关爱，以及她对保姆生活的逼真叙事应该说是与作家自己的生活息息相关。即，王安忆小时候，父母因为工作的原因经常不在家中，代替他们看护照顾孩子的正是保姆。王安忆对保姆的地位和属性作了如下说明：

保姆是上海这城市里信使一般的人物，又有些像奸细，她们可以深入到主人的内房，以她们独特的灵敏的嗅觉，从一切蛛丝马迹上组织情节，然后再将这情节穿针引线似地传到这家又传到那家，使这里的不相往来的家庭在精神上有了沟通。⁽³⁴⁾

如上所述，保姆的特征属性就是媒介的性质。如《富萍》中的保姆阿菊阿姨为东家跑腿，到吕凤仙那里询问昔日东家的消息。听闻陶雪萍的委屈处境，“奶奶”履行了中间人的角色，将事件经纬传达给邻居的保姆们。但是，保姆的这一媒介属性，在连接农村（文化）和城市（文化）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在她们返乡时，“回去的时候，多半会带着一、两个女人，带到上海去，替她们也找个东家。还有时候，她们从上海写信来，让谁家的女人去上海，也做人家。”⁽³⁵⁾“奶奶”的情况则是给东家的孩子们讲述故乡的故事，给他们看越剧，或是为东家准备充满乡土风味的扬州料理。像这样，保姆们起到了一种桥梁的作用，将农村（文化）输入到城市（文化）中。

除了媒介者的属性以外，保姆还具有边界人的属性。事实上，就保姆与东家的家人一起生活这一点而言，他们可算是一家人，但基于她们与东家的家人没有血缘关系这一点，她们其实是站在家人与他人的界线上的人。保姆作为边界人的这一属性，从“奶奶”的日常生活中很容易发现。“奶奶的脸色不是城里人那样的白，也不是乡下人的黑，而是黄白的”，而她的口音“不是完全的家乡话，但也不是上海话，而是夹了上海话的乡音”，甚至于她“走路腰板挺直，坐在椅上吃饭做事腰板也是直的，但一旦弯下腰，那岔开腿下蹲的姿势，就有了乡下女人的样子。”⁽³⁶⁾就像书中所说“虽然在上海生活了三十年，奶奶并没有成为一个城里女人，也不再像是一个乡下女人，而是一半对一半”⁽³⁷⁾，保姆站在农村和城市的界线上，既不能成为完全的城市人，也不能完全摆脱农村人的形象，可谓是类似于居中的存在。

由于这样的边界人的性质，保姆们虽然在上海维持生计，但是自己的老年生活还是想在老家过，因此她们为应对年老后的生活也做了充分的准备。就像“奶奶”跟富萍说明的那样，“认了你那个女婿作孙子，是为了防老”⁽³⁸⁾，而借钱或寄钱给乡下的亲戚朋友，也是为以后的返乡做准备。吕凤仙的锡箔店虽然后来被收归国有，但起初也是为了准备给自己养老，将锡箔店交给老家的父母打理的。阿菊阿姨虽然最终也是把在老家开的鱼店给了自己的风流丈夫，但那店是她用自己在上海赚的钱支撑的。相对于“奶奶”仍寄希望于在老家养老，这两个人早已习惯于上海的生活，最终将自己曾经为老后准备的退路都掐断了。

前面多次提到，《富萍》被划分为三个空间，即淮海路区，苏州河畔的棚户区，还有梅家桥的棚户区。这些空间分别指代的是“上海”这一城市的中心地带、周边地区和边缘地带。因此，就像各空间在城市所担负的功能不同一样，各空间所具有的文化意义也不相同，特别是随着作品中不同人物的视线，其意义也随之改变。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下“奶奶”投向淮海路一带的视线。

她回到淮海路上，才觉着心定了。那些较为短浅的，新式里弄房子，可看得见弄底。街道是蜿蜒的，宽窄得当，店面和店面挨着。……街面上也很繁荣，但不闹，人来人往的，大都是本地段的人，所以，就不杂。……这里的人，长得也好，文雅。不像虹口的人那样，有些粗砺。这里的人也会穿衣服，倒不是一味地摩登，而是见过摩登的世面，反倒安静下来，还略有点守旧。⁽³⁹⁾

“奶奶”眼中的淮海路一带虽然繁华却不繁杂，面对时尚不落伍，但又不盲目地赶流行，是品味与优雅人士的生活空间。但富萍眼中的淮海路却完全不是这样，“走在街上，就像走在水晶宫里似的，没有一星土，到处是亮闪闪的，晃眼。富萍觉得好看，但到底是与她隔了一层，和她关系不大。那些摩登的男女，在富萍看来，好看是好看，却是不大真实，好像电影和戏里的人物。”⁽⁴⁰⁾相反，富萍感兴趣的是存在于淮海路繁华景象背面的东西，那些围绕着劳动和养家糊口而展现出的丰富的生活样态。

相反，苏州河畔的棚户区有着与淮海路一带截然不同的居民、工种，以及街头的风景。因为闸北和普陀等上海周边地区，“大都是在历年的战争和灾荒中，撑船沿了苏州河到达上海的船民。他们找了块空地，将芦席卷成船舱那样的棚子，住下来，然后到工厂里找活干。上海的产业工人里，至少有一半，是他们。”⁽⁴¹⁾当富萍看着“这一片棚户的上方，萦绕着丝丝缕缕的炊烟，散着股柴火和煤炭味”时，不禁感慨万分。

他们都说着富萍耳熟的乡音，富萍甚至能辨别，是在她们家东边的那个县份，还是西边那个县份。他们不像奶奶那样，带了上海腔的。……这些房屋大都是砖砌的墙，有的还用竹篱笆围个巴掌大的院子，种些瓜豆，藤攀上来，挂在篱笆上，就有一股草木和砖瓦的气息。又叫爽利的阳光一晒，更加蓬勃。⁽⁴²⁾

与淮海路一带不同的是，富萍在苏州河畔的棚户区感受到了一种共性，引发这一共性的重要契机显然是扬州的乡土方言。反而言之，富萍一直未能拉近自己与连同“奶奶”在内的淮海路之间的距离，是由于“奶奶”说话时所夹带的上海口音。但是，在苏州河畔的空间里也“有那么几个不是的，也跟着说苏北乡音”的，但“他们的乡音就又是一个标志，标志他们来自于同一个部落。”⁽⁴³⁾以语言的同质性为基础，这个空间形成了一个如同充满人情味的大家庭一样的共同体。当富萍第一次来这里找她的舅舅时，“就像一张大网，它们互相联系”的空间里，居民们一个接一个地把富萍交接给下一个人，终于把她送到了她的舅舅家，“他们比村庄还抱团，还心齐，一家有事，百家帮忙。”⁽⁴⁴⁾

除了苏州河畔棚户区的共同体意识以外，作者特别强调的一点还有居民们的清洁意识。作者以“做垃圾船是个腌臜生活，他们就养成特别爱清洁的习惯。见过他们的船吗？那才叫纤尘不染”之语进行了开场白后，接着叙述道，“前舱和甲板上，却干净极了。矮桌子，小板凳，直接在河里刷过的，手脚也是随时洗，不穿鞋，赤了脚，在舱里舱外走来走去。要是回家，那更要大洗特洗，大晒特晒。”⁽⁴⁵⁾作者通过他们的清洁，将他们勤劳乐观的生活态度叙述得淋漓尽致。

与此同时，对于梅家桥的棚户区，作者将之叙述为：“一片棚户，要比他们所住的那个规模小，房子也破旧低矮，甚至有一些是土坯茅顶的泥屋，巷道也逼仄弯曲。”⁽⁴⁶⁾作者着重指出，和苏州河畔的棚户区一样，他们虽然贫穷，但同样形成了充满温情的共同体。如果瘸腿的孩子拄着小拐杖艰难地走在狭窄的小巷里的话，“就会有一双手，粗鲁有劲地将他拎起来，连人带拐地往平车，或者三轮拖车上一墩，然后就骑走了”“有几家拾荒的，收到书本什么的，就送来给他挑选”。⁽⁴⁷⁾与这种共同体意识一起，作者还强调了梅家桥棚户区的清洁且健康的生活。

这里的营生，因为杂和低下，难免会给人腌臜的印象。可是，当你了解了，便会知道他们一点不腌臜。他们诚实地劳动，挣来衣食，没有一分钱不是用汗水换来的。所以，在这些杂芜琐碎的营生下面，掩着一股踏实、健康、自尊自足的劲头。……他们对外面来的人都有着谦恭的态度。但这并不等于说是卑下，而是含有一种自爱。⁽⁴⁸⁾

如果对三个叙述空间的相关叙事进行比较的话，会发现作者利用富萍的叙述视角否定“奶奶”对淮海路一带的认可，与此同时却反复表达自己对城市周边地区之共同体意识的认同。作者还特别强调了梅家桥棚户区的人们辛勤劳动之所得的纯粹，以及基于自尊和自爱之上的谦虚。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所说的苏州河畔棚户区的清洁只是单纯的卫生问题，而梅家桥一带的棚户村的清洁指的却是他们精神世界的纯洁。在这一点上，上海周边地区较之于城市的中心区域，梅家桥的棚户村较之于苏州河畔的棚户区，显然作者对于前者在投入关爱的同时，赋予其高度的道德意义。那么，这三个叙事空间对自己的下位或上位空间采取了何种态度呢？在上海的淮海路等繁华区居住了30年之久的“奶奶”“也和闹市中心的居民一样，将那些边缘的区域看作是荒凉的乡下”，而且“她也有市中心居民的成见，认为只有淮海路才称得上是上海”。⁽⁴⁹⁾面对城市周边地区这些下位空间，“奶奶”有一种优越感。相反，苏州河畔棚户区的居民感觉自己就像是生活在其他省份的乡下人一样，一直以来把市中心地区称为上海，“奶奶所住的淮海路，在他们住闸北的人眼里，是真正的上海。”⁽⁵⁰⁾对淮海路这一上位空间的赞慕直接转换成了对“奶奶”的尊重，以致在初次见到“奶奶”的瞬间便产生了自卑感，“这奶奶比预先想的还要有身分，有气度，于是便有些怯场，还有些激动。”⁽⁵¹⁾因此，在舅妈去淮海路见奶奶的时候，还特意去商店买了两斤糖果，这一行为可以说是上述自卑感的表现。

但是，苏州河畔棚户区居民在面对自己的下位空间梅家桥棚户村时，同样有着心理上的优越感。尽管这两处都是城市的边缘地区，但在苏州河畔棚户区居民的眼里，“这片棚户比他们小得多，住户比较杂，有江苏的盐城、射阳、涟水的，又有安徽、山东、河南的。不像他们这里，几乎一色是扬州、高邮、兴化，操的是水上运输。而前者干什么的都有：剃头，磨刀，菜场里贩葱姜，刮鱼鳞。”⁽⁵²⁾在住房的大小，出生地的同质性，职业的稳定性等方面，苏州河畔棚户区的居民有优越感，看不起梅家桥棚户区的居民。这一优越感同样反映在孩子们身上，“他们多少是有些傲慢，不怎么把这些小棚户的同学放在眼里，有意在人家跟前说些人家不明白的事情，显出自己是正宗，而人家是外来的。”⁽⁵³⁾

每个叙事空间所具有的文化意义网以及与下位空间的相互关系，围绕着富萍的订婚和退婚表现出明显的差异。其实富萍只是遵循叔叔的意思订婚而已，订婚与自己的意思完全无关。富萍不跟奶奶的孙子李天华结婚是因为“李天华是老大，家里难免穷困些”⁽⁵⁴⁾。富萍从“女骗子”陶雪萍那里看到的是自己的过去，即照顾着叔父家的堂弟堂妹们的自己，同时也想象到了在下面有一群弟妹的李天华家里操持家务的自己的未来。最终，富萍拒绝了李天华，和一名处境不比自己强多少的瘸腿青年结了婚。

但是，奶奶认为富萍配不上自己诚实且功课好的孙子，自己的孙子很亏本，因此，当着富萍的面就说，“单凭他的人品，就不定非找你富萍了”⁽⁵⁵⁾。吕凤仙看到富萍在犹豫自己和李天华的婚事，就觉得她很不知分寸。因为结婚的问题，富萍和奶奶之间开始慢慢变得生分，给人一种富萍不适合李天华的印象，奶奶的邻居大婶们也开始带着非常严厉的表情审视着富萍。淮海路一带的居民认为李天华是一个初中生，对富萍来说明显是高攀了。这种想法的基础上还深深地印着一种以奶奶为代表的保姆们所具有的虚伪意识，也就是说，她们以上海人自居，暗地里有一种看不起乡下人的潜在意识。

相反，对于富萍的退婚，苏州河畔棚户区的居民提到的不是富萍是否具有作为奶奶的孙媳妇的地位和资格，而是考虑做人的道理和信义。例如，舅妈批评富萍道，“做人不能这样，要讲信义，人家待你不薄，在你身上花销够多了，退一万步说，人家待你不怎么样，你应下的事也不能反悔，要被众人指脊梁骨，骂祖宗八代！”⁽⁵⁶⁾他们“虽然离开了乡土……家乡发生的事情就像发生在他们中间”，因此，认为富萍的退婚是“不光彩”⁽⁵⁷⁾的事情。这一态度与苏州河畔的棚户区是一个以扬州地缘为中心形成的共同体，乡村传统文化心理还在其中起着作用这一点有着深刻的关系。

如上，本文从《富萍》对王安忆创作世界之方向转换的表现，以及对上海底层的叙事这两点出发，重新分析了作品所富含的意义网。为此，本文首先根据作者的创作意图分析了文本的叙事策略。作者在该作品中，力求以移住到上海的移民者的移民背景和定居过程为重点，塑造出不同的移民者形象。为有效地贯彻这一创作意图，作者运用了自己独特的叙事策略。本文从流浪汉小说的作品构成、历史和理念的后景化、小市民的琐碎日常生活的前景化，以及叙事空间的明确分割这些角度对文本进行了分析。通过这一叙事策略，作者让拥有各种人生经历的上海移民者作为剧中人物登场，并根据出生地、职业、文化心理，将他们部署在不同的空间，同时也展现了生活在不同空间里的上海移民在不同层次上的共同点。

此外，与之前刻画上海移民的作品不同的是，《富萍》对移民者的外来文化投注了温暖的视线，本文在关注这一点的同时，考察了该作品所刻画的上海移民者多样的生活状况。上海的移民者们在不同的叙事空间，由特定的出身地区和职业群体组成。他们在各自的空间形成各自的共同体，并在定居上海的过程中，表现出了坚韧的生命力。作者特别精心刻画的人物是保姆集团，这一集团具有媒介者和边界人的共同点。也就是说，她们作为连接农村和城市的媒介，发挥着农村文化进入城市文化之通道的作用。与此同时，她们既没有完全成为城市人，又不能完全摆脱乡村人的形象，处于农村和城市的界线上。

另一方面，在叙事空间上，《富萍》被分为三个空间，即淮海路区，苏州河畔的棚户区，以及梅家桥的棚户区。虽然这些空间大致被分为上海的中心区和边缘区两个部分，但作者有意将同属于边缘区的苏州河畔棚户区和梅家桥棚户区加以区分，赋予了后者生活更高的道德意义。另外，作者还把这些空间进行了层位的划分，其中中心区域的下位空间是边缘地区，苏州河畔棚户区的下位空间是梅家桥棚户区，上位空间表现出了排他性的优越感。而这些文化心理对富萍的订婚和退婚表现出了不同的态度。

《富萍》与《长恨歌》同出一脉，都是上海叙事。只是《长恨歌》的王琦瑶为世俗欲望所诱使，不断地想爬进城市中心的繁华世界，结果逐步走向灭亡。而《富萍》却恰恰相反，从城市的中心区域到边缘地带，再到边缘的边缘，表现出了顽强的生命力，像不倒翁一样站立着。就这一点而言，《富萍》的“富萍”谐音“浮萍”，意指没有根的漂浮生活，同时也可以说是一个悖论。王安忆出于对上海这座城市的热爱，持续书写了一系列与上海相关的叙事。期待以后能够就《富萍》《纪实与虚构》《长恨歌》《妹头》及《天香》中出现的上海形象与性质进行比较研究。(www.daowen.com)

(1) 王德威：《虚构与纪实——王安忆的<天香>》，《扬子江评论》2011年第2期。

(2) 代表性的获奖经历如下：1981年，小说《本次列车终点》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流逝》与《小鲍庄》在1982年和1986年先后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代表作《长恨歌》1998年获“第4届上海文学艺术奖”，2000年获“第5届茅盾文学长篇小说奖”，被推荐为90年代最具影响力的文学作品之一；《发廊情话》2004年获“第3届鲁迅文学优秀短篇小说奖”；《启蒙时代》2008年荣获《南方都市报》举办的“第6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小说家奖”；《天香》在2011年和2012年分获“年度优秀女性文学奖”，随后在2013年获“法兰西文学艺术骑士勋章”。

(3) 王安忆在创作倾向上表现出的范围之广，以及现在仍保持旺盛创作这一点，使得笔者很难对其创作世界进行阶段性的划分。迄今为止的创作可以分为三个变化阶段，“雯雯”系列的知青小说阶段，“寻根”系列的《小鲍庄》与“三恋”小说阶段，以《叔叔的故事》与《长恨歌》为代表的精神探索与艺术革新阶段。以上参考温儒敏、赵祖谟主编：《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294页。

(4) 参考徐雁：《王安忆的危机》，《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

(5) 王安忆：《王安忆说》，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3年，第15页。

(6) 王安忆：《上海和小说》，《男人和女人，女人和城市》，北京：新星出版社，2012年，第25页。

(7) 王安忆：《王安忆说》，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3年，第18页。

(8) 王安忆：《上海的女性》，《独语》，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154页。

(9) 王安忆：《寻找上海》，台北：INK印刻出版有限公司，2002年，第11页。

(10) 王安忆：《水色上海——关于写作<富萍>》，《街灯底下》，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5年，第135页。

(11) 唐晓丹：《解读<富萍>，解读王安忆》，《当代文坛》2001年第4期。

(12) 吉素芬：《<富萍>：人生的另一种审美形式》，《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

(13) 杨秀丽：《卑微中女性意识的生长——<富萍>中女性形象分析》，《现代语文》2012年第5期。

(14) 黄晶：《寻找真实的上海——读王安忆的<富萍>》，《文教资料》2012年第7期。

(15) 刘华：《论<富萍>中底层民间书写的特点》，《时代文学》2011年第10期。

(16) 肖晶：《她为富萍插上希望的翅膀——关于王安忆的断想》，《贺州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

(17) 参考王晓明：《从“淮海路”到“梅家桥”——从王安忆近来的小说谈起》，《文学评论》2002年第3期。

(18) 王安忆作品的相关研究成果中，《长恨歌》的研究论文最多，《富萍》的研究成果不是很多，具有代表性的学位论文和学术论文如下：李朱弦：《王安忆的<富萍>研究：以作品分析为中心》，启明大学硕士论文，2011年。李炳铁：《富萍》，启明大学翻译大学院硕士论文，2009年。朴贞淑：《上海与都市农民工的移民与生活，以及共生：王安忆<富萍>之小考》，《中国语文学论集》2009年第59辑。

(19) 参考《作家访谈：与王安忆关于小说的对话》，钟红明：《王安忆再说上海和上海人》，《中国青年报》2000年10月10日。

(20) 作品里面具有以上纵横交错的叙事结构的章节包括第1章（奶奶）、第3章（富萍）、第4章（吕凤仙）、第6章（女骗子）、第7章（戚师傅）、第8章（祖孙）、第9章（舅妈）、第10章（孙达亮）、第11章（小君）、第16章（孙子）、第18章（舅甥）、第19章（母子）等。

(21) 徐春萍：《我眼中的历史是日常的——与王安忆谈<长恨歌>》，《文学报》2000年10月26日。

(22) 王安忆：《富萍》，台北：麦田出版，2001年，第108—110页。

(23) 王安忆：《富萍》，台北：麦田出版，2001年，第111页。

(24) 参考《作家访谈：与王安忆关于小说的对话》，钟红明：《王安忆再说上海和上海人》，《中国青年报》2000年10月10日。

(25) 参考孙昕：《漂泊回归寻找——王安忆小说<富萍>中的新上海故事研究》，中南大学硕士论文，2010年，第15页。

(26) 1929年至1936年期间，每年有10到20万人口涌入上海，1951年到1954年期间，每年有21万名人口涌入上海。参考杨东平：《城市季风》，北京：东方出版社，1994年，第340页。

(27) 参考滕朝军：《王安忆小说中的移民书写》，《哈尔滨学院学报》2004年第6期。

(28) 王安忆：《富萍》，台北：麦田出版，2001年，第47页。

(29) 王安忆：《富萍》，台北：麦田出版，2001年，第84页。

(30) 王安忆：《富萍》，台北：麦田出版，2001年，第20页。

(31) 王安忆：《富萍》，台北：麦田出版，2001年，第44页。

(32) 王安忆：《富萍》，台北：麦田出版，2001年，第13页。

(34) 王安忆：《米尼》，《王安忆自选集》之五，北京：作家出版社，1996年，第158页。

(35) 王安忆：《富萍》，台北：麦田出版，2001年，第13页。

(36) 王安忆：《富萍》，台北：麦田出版，2001年，第12—13页。

(37) 王安忆：《富萍》，台北：麦田出版，2001年，第13页。

(38) 王安忆：《富萍》，台北：麦田出版，2001年，第84页。

(39) 王安忆：《富萍》，台北：麦田出版，2001年，第17页。

(40) 王安忆：《富萍》，台北：麦田出版，2001年，第37页。

(41) 王安忆：《富萍》，台北：麦田出版，2001年，第14页。

(42) 王安忆：《富萍》，台北：麦田出版，2001年，第96页。

(43) 王安忆：《富萍》，台北：麦田出版，2001年，第98页。

(44) 王安忆：《富萍》，台北：麦田出版，2001年，第98页。

(45) 王安忆：《富萍》，台北：麦田出版，2001年，第97页。

(46) 王安忆：《富萍》，台北：麦田出版，2001年，第194页。

(47) 王安忆：《富萍》，台北：麦田出版，2001年，第207页。

(48) 王安忆：《富萍》，台北：麦田出版，2001年，第199页。

(49) 王安忆：《富萍》，台北：麦田出版，2001年，第14页。

(50) 王安忆：《富萍》，台北：麦田出版，2001年，第137页。

(51) 王安忆：《富萍》，台北：麦田出版，2001年，第141页。

(52) 王安忆：《富萍》，台北：麦田出版，2001年，第198页。

(53) 王安忆：《富萍》，台北：麦田出版，2001年，第208页。

(54) 王安忆：《富萍》，台北：麦田出版，2001年，第11页。

(55) 王安忆：《富萍》，台北：麦田出版，2001年，第88页。

(56) 王安忆：《富萍》，台北：麦田出版，2001年，第183页。

(57) 王安忆：《富萍》，台北：麦田出版，2001年，第18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