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在媛

20世纪50年代，中国建立起社会主义体制并开始了工业化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这一时期的中国新旧并存，处在巨大的变革过程中，可以说50年代是中国的过渡时期。因此，我们关注中国的20世纪50年代的时候，重点应关注向社会主义制度过渡的过程，而不仅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这不仅为过渡时期的研究提供更详细的方法，也有助于更深入地了解50年代的（社会主义）中国。

英国文化批评家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克服了对经济确定性的庸俗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把文化理解为“社会物质实践”，并强调了文化本身的自主性，这为文化批判研究奠定了基础。他将文化的一般定义分为三类：首先，把文化假定为“理想”，即绝对或普世价值，并将其视为完成状态或完成过程；第二，把文化视为记录各种人类思想和经验的知识和蕴含想象力的作品的整体；第三，把文化看作是一种描述特定生活方式的“社会性活动”，这种生活方式不仅表现在艺术或学术活动中，而且在机构活动或日常活动中都具有某种意义或价值。从这种观点来看，“文化的分析是解释生活方式、特定文化中明示或暗示的意义和价值。”⁽¹⁾雷蒙德·威廉斯在这三种文化中特别关注文化的社会性方面。对他来说，文化是一种普通的生活方式，文化分析就是要解释这种普通的生活方式所默示和直截地揭示的含义和价值，进而在这种生活方式中发现一般性的“法则”或“趋势”。

根据雷蒙德的说法，中国的20世纪50年代正是“决策系统（政治）和维护系统（经济）”⁽²⁾转型的时代，本文主要关注的是这两个系统之间的关系，即通过对当时社会主义改造政策的分析，考察50年代中国的政治和经济之间的关系。但是，人类可以“以多种方式在一个非常多样化和特殊的系统中表达为基于生命创造和发展的复杂关系”⁽³⁾“即使整个决策系统已经通过，总体社会现实仍然会出现。这是因为，无论决策系统多么强大，它都必须在现实的物质习惯环境中运行。”⁽⁴⁾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以那个时期的人的视角来看这个转换时期，可以发现比政治和经济体系更为根本的物质和习俗环境包围着人的生活，这样的发现将会成为对这个时期产生更为深刻理解的契机。

关注描写20世纪50年代中国的长篇小说《上海的早晨》的理由就在这里。尽管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发生了巨大变化，但这一时期的人们的日常生活是建立在具有一定稳定性的社会现实基础之上的。《上海的早晨》通过各种人物展示了在深受资本主义影响的城市上海，资本主义制度向社会主义制度转变的过程。这本小说通过“决定和维持的体系”的转换，展开了对作为生活方式的文化转换过程的叙事。但是，从政治和经济制度的转变是否导致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文化也发生转变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发现小说的意图被打破了。换句话说，虽然《上海的早晨》试图通过政治和经济制度的转变展现对应的作为生活的文化变革，并以此引导叙事结构，但生活在上海的人们是否实现了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文化转变有必要被重新讨论。这也再次提出了一个问题，即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通过社会主义改造试图建立的社会主义文化是什么？这种社会主义文化追求的价值观是什么？这可能成为研究20世纪50年代中国的一种新的角度。

为全面了解一个社会，首先要了解构成社会体制的核心要素。为此，需要与对象进行微观的接触，通过这种观察发现，最能体现当时时代变化的就是文学，最能展现20世纪50年代中国的文本也是文学。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是社会主义文学的成长时期，当时的现实和对社会主义的想象交织在一起，追求社会主义的文学作品成为主流。其中，周而复的《上海的早晨》就是这样一部表现从1952年到1966年近15年间发生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的作品。该作品在2000年以后，也成为理解和研究20世纪50年代中国的重要文本，再次受到关注。

《上海的早晨》共四卷，是作家从1952年到1966年，历时近15年的创作而成的。第一部于1952年夏天开始写作，于1954年春完成草稿，第二部于1954年开始，1956年秋完成草稿。第一部于1957年修订后，1958年在文学杂志《收获》上发表后出版单行本。第二部的部分章节于1961年在文艺杂志上发表，并在《北京晚报》上连载后，于1961年冬天出版单行本。第三部在1962年完成，1965年送到出版社，但并未发表，第四部在1966年完成初稿，但也没有发表。这是因为“文革”开始后，他遭到了“拥护资本家、贬低工人”的批评。结果，第三部和第四部在“文革”结束后才得以发表。第三部刊登在1979年春复刊的文学杂志《收获》第1期和第2期上，第四部于1976年11月完成修改后，发表在1979年文学季刊《新苑》冬季号上。该作品发表和出版过程也经历了五六十年代和文革时期，而且在“文革”前后得到了截然相反的评价。⁽⁵⁾

从作者所说的四个部分的构想来看，第一部分是关于民族资本家抵抗或斗争的内容，第二部分是关于对民族资本家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的内容，第三部分是关于民主改革的内容，最后第四部分是逐渐将资本主义私有制转换为公有制，最终废除私有制的内容。⁽⁶⁾作家在这一构想以外，还结合自己丰富的实际经验，通过塑造各种人物，生动地描写了包括民族资本家在内的资本家抵抗社会主义的活动，以及最终逐渐适应的过程。与此同时，劳动者成为社会主义体制的主导阶级，并成为了革命和产业化的主体，其过程也描写得淋漓尽致。此外，还刻画了作为中间阶层的知识分子和专业技术人员在灵活运用社会主义体制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的情形。作家通过刻画各阶层的代表人物，敏锐地观察了20世纪50年代中国社会主义改造过程。另外，当时代表中国资本主义的城市——上海被改造成社会主义工业城市的过程，也成为各种人物活动的背景。

但是，该作品的主题，不仅仅是通过社会主义改造来完成社会主义体制，而是讨论上海的资本主义遗产在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出现的各种复杂状况，是立足于现实主义的。因此，《上海的早晨》虽然以社会主义体制的确立为目标，却体现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性所蕴含的内在矛盾。从这个意义上说，《上海的早晨》可以说是了解和研究50年代中国的重要文本之一。

20世纪50年代中国社会主义改造的研究主题是一个宽泛的话题，需要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进行多方面的考虑。本文以《上海的早晨》为文本，从改造对象和改造主体出发，将分析对象限定为资本家和革命家，进而考察社会主义改造形态。为此，首先将简要概述20世纪50年代实行的对资本主义产业和资本家的社会主义改造政策的实施情况。接下来通过分析《上海的早晨》中的人物来考察社会主义改造情况。《上海的早晨》是一部四卷本的长篇小说，不但篇幅长，而且人物众多。由于代表每个类别的人物也都具有不同的位置和个性，因此有必要首先对这些人物进行详细分析。本论文在这些不同的人物中，把分析对象限定为被改造的对象（资本家）和改造的主体（革命家），将考察这两种人物在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体制转换的过程中的形象及意义。在此基础上，通过《上海的早晨》的主人公徐义德和他的家族关系，从文化社会转型的观点出发，考察资本家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以及象征革命家的共产党干部杨健和象征劳动者的汤阿英的生活方式和追求的价值。

1949年，当第二次国共内战胜利的天平开始倒向共产党时，资本家们正处在选择国民党还是选择共产党，抑或是探索第三条道路的十字路口。选择国民党的资本家与国民党一起移居台湾，选择第三条道路的资本家则移居香港或国外。但更多的资本家决定留在大陆。留在大陆的资本家的立场也根据各自的情况有所不同。首先，部分很早就与共产党建立联系的资本家基本上都持支持共产党的态度，因此对共产党没有太大的担忧，留在了大陆；第二，部分资本家虽然对共产党还抱有怀疑和忧虑的态度，但对国民党更不信任，对国民党的未来更加悲观，因此留在了大陆；第三部分的小资本家的经营多是以大陆为基础，到国外发展没有前途。这些资本家虽然各自的立场有些不同，但都认为与共产党关系的好坏可以左右企业的未来。比起理念，他们更相信国家和民族的未来。⁽⁷⁾这个理由也很重要，但是共产党对资本家总体上保持警惕，但并无敌意，称他们为民族资本家，并将其作为人民的一部分。⁽⁸⁾

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存在四种经济形态：自然经济、外国资本主义经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和官僚资本主义经济。社会主义公有制被认为是建国后新民主主义时期最合适的经济形式。从新中国成立前后到1952年，中共都没有试图通过社会主义公有制将资本主义改造为社会主义经济。因为新中国成立后最大任务之一就是通过现代工业化实现经济发展。也就是说，为了实现工业化和经济发展，就不能排斥资本主义产业和资本家。此外，由于恢复和稳定因国共内战被破坏的经济状况比什么都重要，在初期几乎没有对资本主义产业和资本家的限制和制裁。⁽⁹⁾

然而，从1952年2月开始，以资本家为对象展开对贿赂、逃税、不当得利、骗取国家财产、产业信息泄露等的“五反”运动，资本家开始受到冲击。中共通过调查和监察企业违法行为的“五反”运动，开始将资本家的企业改造为社会主义公有制体制。就是说，逐渐开始废除资本家的私有制，转换为公有制。面对这个过程，资本家们开始担心政策的变化会影响经济，并为他们自己的前途担忧。但是从中共实行的“五反”运动的实际结果来看，因严重违法而受到处罚的资本家数量只占全体的5%。60%—70%的资本家基本上遵守了法律，25%的资本家都只是有待改善，因此真正受到处罚的资本家并不多。由此，资本家们意识到，如果他们是合法经营生产的公司，共产党对企业所有权和资本家个人的影响不会太大。但还认识到因为新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所以总有一天会废除私有制，转换为公有制。⁽¹⁰⁾

接下来就从1953年开始通过社会主义公有制全面实施社会主义改造。对此资本家们的立场根据各自的情况有差异。一方面，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资本家之间存在差异，一些有声望的资本家把在社会主义国家下向国营企业的转变当作时代的趋势，他们认为这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因此支持共产党的政策。但是，有些资本家则认为个人无法逆时代潮流，而不得不接受公私合营制。另一方面，有些资本家对企业向公私合营深感忧虑，表示不满。然而他们也无法阻挡社会主义体制转变的时代潮流。⁽¹¹⁾

在这种变化中，大多数资本家最关心的是公私合营以后对资本家的待遇和利益分配问题。中共在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基本上是通过有偿没收政策，将私营企业转换为公私合营企业。自1955年下半年以来，分阶段实行的公社合营制已全部适用于所有企业，由于企业之间的差异很大，资本家的股份被有偿没收，并支付了5%的利息。对此资本家没有提出不满。⁽¹²⁾此外，在建立公私合营制以后，也保证了资本家原有的职位。在社会主义中国，资本家的社会地位虽然比以前有所降低，但他们的既得权益和社会地位大体上得到了保障。例如，从1954年至1956年北京市上层资本家的安排情况就可以看出：“1954年市财协副主席1人；1955年有副市长1人、副厅（局）长4人，市财协副主席1人；1956年副市长1人，副厅局长5人，市财协副主席1人。1956年公私合营私方人员安排：工业方面总人数5387人，在专业公司担任经理副经理10人；担任正副厂长经理314人，生产股长及分厂长752人；工程技术人员104人；从事生产工作的人员2813人；职员1394人。”⁽¹³⁾中共对资本家和资本家企业实施了一贯的政策，以促进稳定的工业化，而资本家通过这些政策能够相对稳定地过渡到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体制。

如上所述，我简要总结了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的社会主义改造政策，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社会主义公有制是中国在50年代为促进稳定的工业化和恢复经济而采取的过渡经济形式。对此，本论文从改造的对象和主体出发，通过资本家和以党干部为代表的革命家之间的对立和紧张关系，分析50年代社会主义改造情况。20世纪50年代中国的资本家虽然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有所下降，但他们拥有的资本、社会网络以及文化力量在城市并没有减少，对此中共也感到担忧和紧张。

《上海的早晨》的中心叙事是资本家和劳动者这两个阶级之间的对立和矛盾、妥协。但在“社会主义改造”这一主题下，作为改造对象的资本家和改造的主体——党的干部之间的关系与资本家和劳动者之间的关系不同。如果说资本家和工人这两个阶级之间的关系是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那么资本家和革命家的关系可以说是改造和被改造的关系，这是一种超越了政治意识形态关系的更为复杂的关系：虽然他们政治理念不同，但有着追求经济发展的共同点，他们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是政治力量和经济力量之间的斗争关系。正如前文所说，20世纪50年代中国共产党根据“新民主主义论”，将民族资本家纳入“人民”之中，实行有偿没收政策，将资本家包容到社会主义体制中。这是因为从经济角度来看，政治权力与经济权力的取向相似，因此从根本上不可能单方面排斥。在这样的阶段性改造过程中，资本家虽然处于与之前社会不同的社会地位，但在促进经济发展、推进工业化方面是不可或缺的存在。因此，资本家充分利用他们拥有的经济实力和社会文化网络，在维持资本主义生活方式和其文化遗产的情况下，逐渐适应了社会主义体制。换句话说，资本家们仍然保留着现代都市人的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正处在向社会主义体制的转换过程中。因此，对资本家的社会主义改造及其改造过程，具有二律背反的因素。

在《上海的早晨》中，资本家集团和革命者形成一种对立紧张的关系，一种新旧对立的结构。资本主义者被视为旧时代的人物类型，社会主义者被视为新时代的人物类型。换句话说，资本家被刻画成了古老而落后、只致力于追求私人利益的人物，而革命家则被刻画成了年轻、聪明、为了公共利益而投身其中的人物。但是，小说不只以典型的人物构成各个集团，还安排了背叛各个集团的人物和态度模糊的人物。以下是小说开头的一幕，是代表资本家的人物——沪江纺织厂的老板徐义德跟副总梅佐贤对话的场面。

“总经理，汕头的电报到了……”

徐总经理一听到汕头两个字马上就紧张起来了，他的眼光从米色的屋顶移到梅佐贤长方形的脸上：

“那几批货色怎么样？”

“都脱手啦。装到汕头的二十一支三百八十件，装到汉口广州的二十支一共八百三十二件全抛出了。”

“多少款子？”

“一共是一百二十五万二千四百八十块港币。”

“找到香港没有？”

“现在政府对外汇管理得紧了，不容易套。这个数目又不小，想了很多办法，靠了几家有港庄的字号才找过去。因为这个原因，电报来迟了。”⁽¹⁴⁾

“你的意见对。那批美棉和印棉有消息没有？”

“货已经到广州，正在接头……”

“要他们快一点脱手，脱手就买进……”徐总经理说到这里停了停，思考了一下才接着说，“买进糖（美钞）。”

梅佐贤看他有点拿不稳，话讲完了眉头还在皱着想心思，就接上去说：

“是不是买进参（黄金）划算？这两天香港参的行情看涨，大户多买进。我们买进参一定可以得到一笔外快，这数目可不小。”

徐总经理没有思考，果断地说：

“还是糖好。香港大户做参的买卖怎么也做不过汇丰银行，这是大户的大户，最后他吃通，我们不上那个当。”⁽¹⁵⁾

这部小说的时代背景是新中国成立后的20世纪50年代。这一场面是小说的开头，似乎是上海被封锁之前的情况。通过两人的对话，可以看出在这个时期资本家将资本转移到香港或购买美元、黄金的情况很多。就是说，这是作家提出的资本家的典型。

一个矮胖的中年人走到客厅门口，荣光换发，脸胖得像一个圆球，下巴的肉往下垂着，使人担心这肉随时可以掉下来。看上去年纪不过四十左右，实际上他已是靠五十的人了。头上没有一根白发，修理得很整齐，油光发亮，镜子似的，苍蝇飞上去也要滑下来的。他很得意自己没有一根白发，用谦虚的语气经常在朋友面前夸耀自己：“我是蒙不白之冤，尤其是大老婆最恨我的头发不白。”如果朋友们凑趣地说：“那是怕你纳第三个姨太太。”那他就高兴得眼睛眯成一条缝，乐得说不出话来，只是嘻嘻地笑笑。上海解放以后，他的说法有点修正：“我的老婆对我没有一根白发是很不满意的。”他不再提三个老婆了。⁽¹⁶⁾

引文是对徐义德个人形象的描绘，虽然身材有点胖，但“气色好，比自己的年龄更显小”的外貌描写，是富人的典型形象。而且自豪地说有三位夫人意味着仍然维持着传统的家族制度，并通过这些传统的家庭关系形成了社会关系和经济网络。他和第一任妻子之间没有孩子。因此，第一任妻子把侄女吴兰珍带来，把她当成养女，并依靠她。吴兰珍很聪明，学习好，考上了大学，后来成为共产党员，并在“五反运动”开始后，在徐义德处于困境时给予帮助。他与第二任妻子朱瑞芳有一个独生子，是商业伙伴，可以说是实权人物。第三任妻子林宛芝是徐义德最宠爱的妻子，但在家庭中的地位并不高。这些妻子的亲戚、兄弟和朋友等在生意中起着重要作用。例如，朱瑞芳的堂兄朱暮堂是地主，后来由于农村地区实行土地改革而没落。朱瑞芳的弟弟朱廷年是在上海进口西药进行销售的企业家，在“五反运动”中被定为犯法的资本家。由此可见，徐义德的家庭结构是体现以家长为顶点的垂直关系的封建形式，商业关系也是以家庭为中心的传统形式。就是说，作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家的典型，徐义德的家庭形式和商业形式仍然具有旧时代的面貌。

与此相反，作为改造主体，党干部杨健展现了典型的知识分子共产党员形象。

如烟一般的往事，又一幕一幕出现在她的眼前。

那是一九四一年，她和杨健都在上海一座私立大学里读书。杨健读的是中文系，戚宝珍是教育系，虽然他比她高一班，选修课却常碰在一班里。中国通史这一课，他们俩人不仅在一班，而且同一张桌子。杨健在学校里的功课很好，几乎他所读课程的成绩都名列五名以前。当时他已经是中共党员，在学校里很活跃，学生方面有啥组织，他不是委员，就是代表。他是消息最灵通的人，对于抗日战争的前途他比任何人看得清楚，分析得头头是道，和他接近的人得到鼓舞，同他谈过话的人找到前进的方向。同学们有疑难不解的问题都去找他，他总满足你的要求，设法给你解决。经过他用各种办法介绍，许多同学暗中去了抗日民主根据地。在学校里，在公开的场合，他非常沉默；在校外宿舍里，在个人接触中，他是个富有风趣的人，谈起来就滔滔不绝，可是一点也不啰嗦。

认识他的人常常到他的宿舍里来，不认识他的人想去和他接近。戚宝珍发现他常到图书馆去，她也常到图书馆和他一道看书。他每次到图书馆有意坐在他的附近。她故意和他谈论中国文学啥的。吃饭后，他们两个人常常肩并肩地在校园里散步。

一九四三年夏天，杨健读完了大学，组织上决定他到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党校去学习。两人相约：她毕了业，便到苏北来，参加抗日民主根据地工作。

临别前夜，他们两个人手挽手地在河边草地上走来走去，几次走到校园门口，她又把他拉回来，舍不得离开校园，舍不得离开草地，舍不得离开小河，舍不得夏夜的宁静。

一九四四年八月，她来到了苏北，和杨健结了婚。婚后，她分配在县政府教育科当干事。这个工作正投合她的兴趣。

第二年十月，她生下珍珍。那时抗日战争虽然胜利了，国内并没有取得和平，解放战争的烽火在各地燃烧起来了。杨健和戚宝珍随着部队转移到山东。他担任县委宣传部长工作。⁽¹⁷⁾

上述引文概括了杨健和他的夫人戚宝珍在大学相识、一起学习、恋爱、结婚后作为共产党员一起工作的过程。通过这一叙述可以看出，两人的恋爱和结婚是以爱情和同志情谊为基础的，家庭形态也是由妻子和孩子组成的典型的小家庭形态。这与徐义德的家庭形态形成鲜明的相比。而且，妻子戚宝珍生下孩子后，因病在家中疗养，丈夫也对妻子照顾至极。两人住在公共住宅，在公用食堂吃饭等，展现了新中国干部家庭的日常生活。家庭中互相帮助、互相爱护、平等的面貌也是社会主义追求的家庭的典范。杨健的家庭可以说是理想的社会主义家庭的典型，特别是平等的夫妻关系是组成家庭的核心要素。子女的作用不像现代的家庭那样大。一般来说，现代家庭的典型是以夫妻和子女为中心的小家庭形式，实际上比起平等的夫妻关系，子女在维持家庭方面起到重要作用的情况比较普遍。但是，社会主义追求的理想家庭形态是以爱情为基础，以平等夫妇为中心的家庭形态，并通过这两者得到呈现。

另一方面，代表工人阶级的汤阿英和张学海的家庭形态则是复合型的。

张学海是沪江纱厂保全部的青年工人，思想进步，对机器特别有兴趣，有空就钻研技术，一分一秒钟的空隙也闲不下他，不是修修这个，就是擦擦那个，不知疲倦地做生活，充满朝气勃勃的精神。他像是头铁牛，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头。⁽¹⁸⁾

汤阿英进了厂，张学海经常到她那个车间去修理车子，两个人更熟了。

……

张学海做的是常日班，逢到汤阿英上白班的辰光，常常在路上碰到他，一道上工，又一道下工。⁽¹⁹⁾

汤阿英早就洞察他对自己的情景。她认为张学海努力向上，是个好样的，对她的态度不错，每逢她有啥困难和需要，他都主动地过来帮助和照顾；并且他为人忠厚诚实，不是一个轻浮的青年。⁽²⁰⁾

张学海和汤阿英结了婚，当时汤阿英十七岁多一点，长得像是二十岁的人了。汤阿英从秦妈妈的草棚棚里搬到张学海的草棚棚里，度着幸福的新婚生活。当年，汤阿英生下了巧珠，今年快七岁了。现在，汤阿英肚里又有了孕。⁽²¹⁾

工人阶级汤阿英和张学海在工厂工作时相识、恋爱、结婚成家。这两人的恋爱和结婚也是基于对彼此的爱和信任。这与杨健和戚宝珍的关系一样，并不是为了利害关系或物质利益而结婚。两人结婚后，侍奉婆婆，形成了包括子女在内的三代同堂的家庭形态。这些家庭部分保留了传统农村大家庭的形态。虽然婆婆和儿媳这种婆媳关系依然表现出传统家族制度的痕迹，但汤阿英家族不能说是传统的家长中心的家族形态。因此，工人阶级的家庭形态是传统和现代相结合的。

正如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所说，即使“整个决策系统”已经改变，社会现实关系也“在现实的物质和习惯环境中运作”。因此，即使在以理想的现代家庭形式为目标的社会主义体制中，父权制和封建制的惯例仍在继续，而体现这些惯例的群体就是资本家。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只有改造的主体——杨健的家庭才显示理想的社会主义家庭的面貌。

但实际上，当时上海的党干部大部分都是中下层干部，不像高层干部那样具有强大的政治能力，大部分分散在上海市民居住的地方，与民众一起生活，因此自然而然地容易为城市居民的思考方式和生活方式所同化。⁽²²⁾事实上，对资本家的改造必须与对城市的改造联系起来，否则改造的主体就可能被逆向同化。当然，作家对这一问题并不是没有认识。

夏世富领着苏北行署卫生处的张科长一上了六楼，朱延年马上就迎了出去，像是会到一位老朋友一样，一把紧紧握住张科长的手：(www.daowen.com)

“张科长，久仰久仰。”

夏世富在一旁介绍道：

“这是敝号的经理，朱延年先生。”

张科长穿着一身灰布人民装，里面的白衬衫的下摆露了一截在外边，脚上穿了一双圆口黑布鞋子，鞋子上满是尘土，对周围的环境与事物都感到陌生和新鲜。他显然是头一次到上海来。他见朱经理那么热忱招呼他，就像是有了几十年的交情似的，他想头一回到大都市，不要给人家笑话自己是土包子，叫人看不起，他也学朱延年那股热呼劲：

“久仰久仰，朱经理。”

可是他究竟不熟练，口音有点不顺，态度有比较勉强。⁽²³⁾

张科长是一个乡村知识分子，别说上海，连南京和镇江也没有去过，在解放区参加工作有三四年了，为人本本分分，老老实实，谨慎小心，观察事物比较迟钝。因为工作认真负责，慢慢提拔当了副科长。张科长听到朱延年这番话，又看见店员身上一律穿着布的人民装，讲话的时候嘴上缺不了新名词，完全是一派新气象，确实和别的药房不同，果然感到和朱延年亲近了些，不像刚才进门时那样提高警惕，精神也没有那样紧张了。⁽²⁴⁾

张科长是活跃在农村的党员干部的典型形象，但是对城市生活和城市文化同时怀有羡慕和恐惧的张科长反而更容易为享乐的城市文化和物质主义所迷惑。作者通过张科长这个人物，展现了改造的主体并非坚如磐石。从当时的史料中可以看出，50年代初期上海的部分党员干部因无法适应城市生活而要求调动工作，部分农村出身的党干部的享乐和腐败现象相当严重。另一方面分配到地方的中下级党干部大多来自农村，对城市抱有紧张和异化感，而城市中对农村出身的干部的身份歧视也普遍存在。革命家集团习惯性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面对城市问题时，既无法应对城市多元的文化形态，又对资本家的物质诱惑感到不安。⁽²⁵⁾

作家对资本家和革命家的人物形象刻画方式也有所差异。代表资本家的徐义德这个人物是以作家经历为基础，通过逼真细致的心理描写加以形象化的。而革命家集团的人物则分为理想化的人物和被否定的人物，通过抽象笔法进行描写。因此，就容易被看作是缺乏生动感的公式化的人物，对表现作家的意图反而起到相反的作用。这表明，在向新体制转变的过程中，普通人摆脱既有的物质、习惯性环境，实现思维方式的转变并非易事，革命家自己也存在革命家的困境。

如前所述，对资本家的改造与对资本主义城市的改造有关，这其实与城市文化也有着密切的关系。城市文化是通过城市居民的生活方式或日常生活形成的。基本上，资本家的日常生活是以代表资本主义的上海这座城市具备的基础设施和物质环境为基础形成的，是城市文化的重要因素之一。

在一片红色砖墙的当中，两扇黑漆大铁门紧紧闭着。铁门上两个狮子头的金色的铁环，在太阳里闪闪发着金光，小奥斯汀的喇叭对着黑漆大门叫了两声。黑漆大铁门开了，迎面站出来的是身上穿着银灰色咔叽布制服的门房老刘。他伸开右手，向里面指着，让小奥斯汀开了进去。他旋即关紧了大门，好像防备有坏人跟在汽车后面溜进来似的。他过来拉开小奥斯汀的车门，里面跳下一个四十开外的中年人。他穿着一身浅灰色底子淡蓝色条子的西装，打着一条玫瑰红的领带；长方形的脸庞微笑着，两腮露出两个酒窝，鼻梁上架着一副玳瑁边框子的散光眼镜，眼光机灵地向四边一扫：院子里没人。他橐橐地走了进去。⁽²⁶⁾

冯永祥一跨进徐义德的大客厅，他的眼睛向四周扫了一下，见那些富丽而又堂皇的陈设，立刻感到徐义德的的确确是上海工商界的实力派。在这样人物的身上下些功夫，是值得的。他觉得今天登门拜访是非常英明的举动。他站在钢琴旁边，远远望着壁炉上的一只汉朝的发绿色的小铜鼎。⁽²⁷⁾

资本家徐义德的房子是一座有花园的豪宅，有专门负责家务的管家，并以西方风格装饰。客厅里陈列的古董和书画体现了他的富有，但对古董和书画缺乏了解也体现了徐义德的庸俗和浅薄。《上海的早晨》中这种对资本家的日常生活的描写参考了1930年代上海租界的记忆和经验，据说是以真实人物为原型，对当时的情况、人物描写和上海城市背景描写进行了重新改编。⁽²⁸⁾通过这样的描述可以看出，20世纪50年代资本家的日常生活水平与以前相比没有显著变化。虽然社会地位因向社会主义体制转换而有所下降，但这并没有对资本家个人日常生活产生很大影响。也就是说，资本家的城市生活方式仍然得到了有效维持。

资本家的日常生活中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阅读和观看活动。这可以看作是衡量资本家教养的一种标准，其中之一是阅读当时主流报纸《解放日报》。《解放日报》虽然不是与他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报纸，但是新时代的潮流是无法避免的，而且只有了解、适应新时代才能生存下来，所以阅读《解放日报》就成了他们学习和掌握新事物的一种必要学习过程，也是资本家与工人阶级共享的唯一文化。⁽²⁹⁾

20世纪50年代的资本家仍然保持着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资本主义社会把日常生活、休息时间和工作时间完全分开。⁽³⁰⁾休息与工作之间的这种区分与休闲文化、娱乐文化和消费文化有关，休闲文化，娱乐文化和消费文化是城市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上海的早晨》中，资本家的休闲文化往往被描述为看电影、看传统戏剧。徐义德的第三任夫人林宛芝和儿子徐守仁喜欢看美国好莱坞电影，全家人则经常一起看戏剧，这显示了观看在他们的休闲生活中占有重要部分。代表传统文化的戏剧和现代性娱乐的电影，是资本家日常生活中的休闲文化之一。除此之外，他们还经常去百乐门或大世界和家人朋友一起吃饭，或者去舞厅跳舞娱乐，甚至这种休闲文化并不只是资本家才能享有的城市文化，而是城市居民都喜欢的休闲活动之一。但是，引领这种城市文化的是资本家阶层。资本家的生活文化作为城市文化的一部分，可以继续维持其影响力。

相反，在社会主义制度中，理想的日常生活是打破工作时间和休息时间的分隔。⁽³¹⁾这种社会主义的想象通过新的制度重新塑造了工人阶级的日常生活。新制度大致分为两种，一种是单位制，一种是居民委员会的出现。单位制是以职场和机关组织为单位，通过这个单位来进行个人生活保障和社会保障。那些不属于单位的人主要是自由职业者、商人、小贩、无业者和失业者等，他们则是通过居民委员会组织的。⁽³²⁾基本上通过这两个制度，国家有效进入了劳动者和大众的日常生活，特别是将劳动者的个人业余时间与提高政治意识的公共活动联系起来。这有效克服了因工作时间和休息时间的分离而产生的个人意识和公共意识的分离或断裂，重塑了工人的阶级意识。但在社会主义统一生活的追求中却缺乏休闲、休息的位置，在这种尚未建立新的替代方案文化的情况下，资本主义生活文化的娱乐要素就依然在潜在地发挥功能。

作为改造主体的革命家集团试图通过工人阶级形成新的社会主义文化来对资本家集团进行改造。在这个过程中，资本家隐藏了心理上的抵触，通过“合法”的方式抵抗革命家和工人阶级，看似逐渐进入接受和顺应社会主义体制的阶段。但是，由于20世纪50年代的社会主义改造政策蕴含着通过工业化发展经济的现代化诉求，因此，50年代中国的上海仍然保留着资本主义的生产因素，在这个城市空间存在的“徐义德式家庭”的日常生活和城市娱乐文化在向社会主义体制的转换过程中也继续发挥着其潜在影响力，这都是与社会主义想象相悖的，它表明作为一种文化的生活方式的惯性仍然在社会现实的巨大变革中起作用。

本文以《上海的早晨》为文本，比较分析了20世纪50年代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中作为改造的对象的资本家和改造主体的革命家，并着眼于这样一个事实：在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资本家比较稳定地适应了社会主义体制。

通过改造对象资本家和改造主体革命家之间的家庭关系形态和日常生活的比较可以看出，在20世纪50年代的上海，资本主义生活方式和社会主义生活方式混杂在一起，在这种社会现实中，“残余的文化”和“崛起的文化”⁽³³⁾相互展开了角逐。

与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一样，21世纪的中国至今仍未能完全实现社会主义想象，资本主义因素在各处依然持续发挥着其影响力，而且，这种情况将以经济发展和富强的中国为名长期存在。如果对此抱有问题意识，那么对于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中国，需要从更多元化的角度进行详细研究。

（原载韩国《中国现代文学》2020年总第93期）

(1) 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成银爱译：《漫长的革命》，韩国：文学邻里，2007年，第83—84页。

(2) 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成银爱译：《漫长的革命》，韩国：文学邻里，2007年，第187页。

(3) 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成银爱译：《漫长的革命》，韩国：文学邻里，2007年，第187页。

(4) 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成银爱译：《漫长的革命》，韩国：文学邻里，2007年，第192页。

(5) 对《上海的早晨》的文学性或政治性批评和评价，在50年代、“文革”时期和“文革”之后的三个时期各有不同。特别是2000年代以后，对该作品的文学批评日益多样化，笔者认为有必要从文学社会学的观点出发，对随着时代而改变的作品批评或变化进行研究。

(6) 这是《上海的早晨》第4部（1980年版本）中记载的“后期”的一部分，此后版本中没有记载，在百度知识百科《上海的早晨》篇中公开了后期的全部内容。

(7) 师吉金：《1949—1956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心理之变迁》，《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

(8)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75页。

(9)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1949年3月5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98页。

(10) 师吉金：《1949—1956年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心理之变迁》，《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

(11) 师吉金：《1949—1956年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心理之变迁》，《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

(12) 孙瑞鸢：《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道路的形成》，《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4期。

(13) 参见《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北京》，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第605—606页。转引自师吉金：《1949—1956年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心理之变迁》，《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

(14) 周而复：《上海的早晨》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第4页。

(15) 周而复：《上海的早晨》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第5页。

(16) 周而复：《上海的早晨》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第3页。

(17) 周而复：《上海的早晨》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第198—199页。

(18) 周而复：《上海的早晨》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第48页。

(19) 周而复：《上海的早晨》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第49页。

(20) 周而复：《上海的早晨》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第50页。

(21) 周而复：《上海的早晨》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第51页。

(22) 参见张刚：《1949年革命与上海城市生活风格变迁》，华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5年，第60—61页。

(23) 周而复：《上海的早晨》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第145页。

(24) 周而复：《上海的早晨》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第146页。

(25) 参见吴秀明、郭传梅：《洋场遗风与改造运动交织的暧昧历史——重读<上海的早晨>》，《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第6期。

(26) 周而复：《上海的早晨》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第1页。

(27) 周而复：《上海的早晨》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第77页。

(28) 张鸿声：《论上海的早晨》，《文艺争鸣》2009年第4期。

(29) 参见马以鑫：《上海的早晨：工业小说视野中的观照》，华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8年，第9—10页。

(30) 马以鑫：《上海的早晨：工业小说视野中的观照》，华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8年，第10页。

(31) 马以鑫：《上海的早晨：工业小说视野中的观照》，华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8年，第10页。

(32) 参见张刚：《1949年革命与上海城市生活风格变迁》，华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5年，第68—69页。

(33) 参见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著，朴万俊译：《马克思主义与文学》，韩国：Jimanji出版社，2009年，第195—20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