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活动的空间分布持续成为学者和决策制定者的热点兴趣。在Nature News上，VanNoorden（2010）通过研究城市地区高质量科学研究产出的策略讨论了该领域的最新发展。最近备受关注的另一项倡议是实时科学倡议（http：//livingscience.inn.ac/），是指提供超过100 000多名科学家参与的出版活动的实时地理图。

在子领域系统地搜索空间科学计量的成果时也有研究活动的空间分布成果。我们发现了200多篇分析文献计量学指标分布的文章，如：跨国家和地区出版物或引用数。这里篇幅所限，不允许我们全面展开评述这些文章，我们将根据分析空间元素的层次回顾一部分优秀的文献。

6.3.1.1　世界区域和国家

分析世界区域和国家范围内的研究活动分布的学者主要有以下两种争论，首先，众所周知，数十年来科学研究活动不成比例地集中在少数国家。在绝对出版量和引文影响力方面，美国和英国一直位列前茅。其次，近年来这种霸权已经受到新兴经济体如中国、印度、巴西等国的挑战。

特别是2011年英国皇家学会的报告《知识、网络和国家》（Knowledge，Networks and Nations）中强调了新科研强国的快速出现。报告使用了来自Scopus的1996—2008年的数据，结论是“中国科研产出量已经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名，印度已经替代俄罗斯成为第十名，从1996年的第13名到2004—2008年的第十名”（Royal Society，2011）。基于这些观察研究的线性推断，报告也预测在2020年之前，中国出版产量有望超过美国。报告虽然被媒体广泛报道，但也在其实质性（jacsó，2011）与实证性（Leydesdorff，2012）上受到批评。Leydesdorff（2012）使用WoS中2000—2010年的数据来做了同样的分析，发现预测估计的结果有相当大的不确定性，显示至少在下一个十年美国出版产量仍将处于全球领先水平。此外，Moiwo和Tao（2013）显示中国正规出版数相对于总人口数、受高等教育人口数和GDP来说是较低的，然而，从这些指标来看，瑞士、荷兰和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国家处于世界领先水平。

Huang、Chang、Chen（2012）分析了1981—2008年国家出版物与引文的空间中心的变化，其中使用了如基尼指数和赫芬达尔指数等很多指标。利用来自WoS的国家科学指标数据，他们发现出版活动仍集中在包括美国、英国、德国、法国在内的少数国家。然而，他们的分析也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如韩国出版物产量的快速增长，出版活动的集中程度却在逐渐降低。更重要的是，当把美国从分析中移除时，集中指标明显下降，出版物和引文关系的多元化地图变得明显。

近几年，另一个与研究活动的空间分布相关并受到较大关注的问题是关于欧洲悖论的争议。很长一段时间，在引文数量的影响力方面，欧洲国家被认为具有全球领先水平，但在将其转化为创新、经济增长和就业方面是落后的（Dosi，Llerena，Labini，2006）。这个观点源自欧洲委员会关于经济增长、竞争力和就业的白皮书，其中指出欧洲的研究基地最大的缺点是将科学突破和科技成果成功转化到工业和商业的能力相对有限（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1993）。这个关于欧洲卓越的设想成为里斯本议程和欧洲研究区创建的主要支柱。

为了查证欧洲引文数量领先的猜想，Albarrán、Ortuño、Ruiz-Castillo（2011a）比较了1998年和2002年之间发表在22个科研领域360万篇文章的引文分布。就像一篇类似的文章（Albarrán，Ortuño，Ruiz-Castillo，2011b）中进一步的解释一样，划分欧盟、美国和世界其他地区的贡献来得到最大和最小引文分布这两个新指标。他们观察到，美国在所有科研领域的这个指标值都显著优于欧盟和世界其他国家（Albarrán，Ortuño，Ruiz-Castillo，2011a），特别是在考虑分布的上部时。这个结果是通过使用平均引文率代替引文分布得到证实的，但是用这种方法得到的结果是美国和欧洲的差距缩小了（Albarrán，Ortuño，Ruiz-Castillo，2011c）。Herranz和Ruiz-Castillo（2013）通过比较美国和欧盟在219个子领域而不是22个科研领域的引文性能分析对分析结果做了进一步改善。他们发现，在这种更细粒度的水平下，美国在219个子领域中的189个领域优于欧盟。他们并没有发现一个欧盟指标优于美国的特定集群。基于这样的发现，欧洲悖论的争议才能平息。

除了一些研究跨国家、地区研究活动的空间分布，还有一些研究主要侧重于使用多变量模型来解释这些空间分布，在这些模型中将国家出版产量作为因变量。例如，Pasgaard、Strange（2013）和Huffman等（2013）解释了在气候变化和心血管疾病研究中出版量的国家分布，而Meo、Al Masri、Usmani、Memon和Zaidi（2013）建立了一个类似的模型来解释一些亚洲国家或地区的出版总量。这三项研究都显示了科研投入、GDP和人口总数对总出版产量的显著积极影响。Pasgaard和Strange（2013）、Huffman等人（2013）也用相关领域的变量来解释国家出版量，如用心脑血疾病研究中的疾病负担和气候变化研究中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Almeida、Pais、Formosinho（2009）侧重于关注欧洲国家，在专业化模式的基础上对国家出版产量进行了解释。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分析研究领域的国家出版产量和引文分布，发现地理上邻近的国家有相似的专业化模式。这意味着这些国家受益于彼此的知识输出。我们回到这个问题，在下一节中我们讨论一些解释更小层面的出版产量的论文。(www.daowen.com)

6.3.1.2　区域和城市

在地区和城市层面上描述科研产量的空间分布，其关注度低于在国家或国家集上所做的分析。这可能是由于要将科学论文分为城市或区域，需要获取更大量的数据来准确进行地址分类，同时，科研政策主要是在国家和国际层面上组织的。然而，2008年以后在城市和区域范围上的研究已迅速增多，如果在细粒度空间水平上做分析的工具和方法能够不断改善，这种趋势很可能会继续增加（详见6.3.3节）。

Matthiessen和Schwarz（2010）研究了1996—1998年和2004—2006年两个时期的世界100个大城市的出版物和引文量。他们发现，即使在短时期内同时考虑出版物或引用影响，全球科学系统中东南亚的城市作为主要节点的数量也快速地增加。他们也在澳大利亚、南美和东欧等地区发现同样的增长。这些模式都表明，一些北美和西欧城市的传统优势正在弱化，虽然这些城市和地区仍是世界主要中心，如旧金山湾地区、纽约、伦敦—剑桥和阿姆斯特丹。

Cho、Hu、Liu（2010）详细分析了2000—2006年中国科学系统的区域发展，发现出版物和引用的区域分布很大程度上集中在沿海区域。然而，内陆地区在科研产量方面已经在飞速增长，但其影响力仍然较小。毫无例外，Tang和Shapira（2010）在特定的纳米技术领域发现了相似的模式。

一个有趣的研究问题是出版量和国内引文量是否会随时间集中分布或者非集中分布。Grossetti等人（2013）使用WoS中1987—2007年的数据做了全面的研究，发现在世界大部分国家中，城市科研系统是非集中的，这表明在国家科研产量中，大城市产量正在逐步降低，这在Grossetti、Milard、Losego（2009）先前对5个国家的研究中也提到过。在研究引文量时也发现了相似的趋势。另外两个关于法国的研究，特别是对中小城市的研究（Levy，Jégou，2013；Levy，Sibertin Blanc，Jégou，2013），还有一个西班牙的研究（Morillo，De Filippo，2009）都支持这个结论。研究结果表明：资源和人力的空间分布影响科研卓越度。

显而易见的是，近些年在区域层面上的出版量分析已经受到很大的关注。也就是说，大量的成果解释了为什么特定区域会比其他区域有更多的出版量。这部分研究依赖于一个所谓的知识生产函数框架，在知识生产系统中，出版量作为输出变量，研究投资、其他变量作为输入变量。Acosta、Coronado、Ferrándiz、León（2014）使用欧盟在高等教育研究与发展投入方面的统计数据看公共支出对区域出版量的影响。他们发现公共投资对区域出版量有较强的影响。有趣的是，与发达地区相比，这种影响在不发达地区（在欧盟的“目标1地区”）是最强的，这意味着在不发达地区进行预算的增加会有更高的回报。这个结果与Hoekman、Scherngell、Frenken、Tijssen（2013）的研究是一致的，他们发现比起出版量大的区域，欧洲框架计划补贴对出版量较小的地区影响更大。

Sebestyén和Varga（2013）也将知识生产框架应用于研究邻近区域内部合作网络与邻近区域间的知识溢出问题。他们发现科研产出量依赖于国家和国际网络，而不是邻近区域的产业区域聚集和出版活动。他们得到结论：区域科研政策应该关注与其协作的区域的内外部政策，而不是本地或物理上的邻近区域。他们的研究结果也证实了之前的一个关于中国区域研究，其强调了国际合作中的知识溢出的重要性。

此外，有一些论文分析了外部事件对区域或国家的出版量的影响。Magnone（2012）研究了日本的三种灾难（地震、海啸和核事故）对仙台、筑波和京都（京都作为非灾难城市）三座城市材料科学出版量的影响。正如预期的那样，相比于京都，他们发现灾难对仙台、筑波的出版量有明显的、一致的负影响。相似的研究包括Braun（2012）对克罗地亚战争对数学研究活动的影响研究，Miguel、Moya-Anegón、Herrero-Solana（2010）仔细审议了阿根廷的社会经济危机对科研产量的影响，Orduña-Malea、Ontalba-Ruipérez、Serrano-Cobos（2010）关注了美国“9·11”事件对中东地区国际科研合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