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自然”的理解在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时间或对不同的学者来说总是存在差异的，人们在探索自然的同时，也在模仿自然，而最终又试图超越自然。18世纪末的工业革命，为人类社会的科技进步带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革命，“机器”的出现，也成为人类在超越自然的进程中一个重要标志，甚至有不少学者认为“机器”也是一种类似自然的有机体。威廉·佩利（Willam Paley）就是“机器是自然有机体”观点的拥护者。佩利以手表为例，阐述了机器的有机性，他认为手表的每个构件的形式及组合都是基于一个共同的动机，如果它们不是现在这样的形状，不是按现在的位置进行组合，它们就失去了作为手表组成的意义，也不再具有任何功能，这就是“自然”。

德国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并不赞成这个观点。康德认为机器是一个有缺陷的有机体，只有自然的生物才是“自组织的有机体”（orgnized being）。在佩利的《自然神学》（Nature Theology）一书出版前12年，康德就表述了对手表的观点：“在手表中，每一部分都是作为驱动其他部分的工具，但是齿轮并不是其他产品构件有效性的原因，虽然每一部分都是为了其他部分而存在的事实是无可置疑的，但是这并不意味它们存在的意义，既然这样，局部的生产的原因和它们的形式也没有意义。”［70］康德认为，手表中的齿轮并不能产生其他的齿轮，同样一块手表也不能产生其他手表，如果手表的零件没有按照秩序组合它也不会自我调整，缺失了也不会自我修复——而这些缺陷，在自然的有机体中完全不存在。“树”就是一个很好的自然有机体的例证：“首先，一棵树产生另一棵树是众所周知的自然法则……第二，每棵树都是独立的。对于这种独立性我们可以毫无疑问地称其为生长，这种生长和机器的增长有着本质区别……第三，树的每一部分都是自己生长起来的，并以这样的方式和其他部分相互联系、互惠互利。在这个大自然的产物中，每一部分不仅通过其他部分得以存在，也是其他部分和整体存在的理由，这就是一个有机体……并且它所有的部分都有机地互相生成。”［71］

对于康德和其他一些学者，如卡罗琳·凡·艾克（Carloine van Eck）而言，“自然的美丽可以描述为一种艺术形式”［72］，而康德也正是最早提出建筑“有机性”观点的建筑师之一。尽管在对自然的认知上，康德比佩利更准确，但建筑与自然在材料和艺术形式的相似性似乎并不能成为建筑更像“树”的充分理由。即使是强调“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并以土木为基本材料的中国传统木结构建筑，也仅是在结构材料的选择上和构造的连接上最大限度地接近了自然“有机体”——智慧的中国工匠总结出的以榫卯为核心构造方式，“不置一钉”就可以拼接完成的木框架结构体系，看上去就像是从“树干”上不断长出的“树枝”。但无限接近并不等同于达到，榫卯构造只是古代匠人高超智慧的产物，而不是自然的生长法则。建筑无法像“树”一样自我生长，或者更准确地说建筑的形式产生并非简单地对自然的模仿，而是基于森佩尔所谓的材料与工艺的动机。所以，建筑从未达到过一种纯粹的“自然有机性”，就如同人类一直在试图赋予机器“人工智能”一样，不管计算机的运算速度已经超过人类大脑多少倍，计算机依然“只是个机器”。

尽管不能成为“自然的有机体”，但自然的“有机性”却或多或少因为材料、建造方式的选择一直在传统的建造活动中延续着：木材、石材、黏土等材料不仅直接取自自然，更遵循了自然的组织逻辑，无论是从视觉、触觉乃至气味，这些材料都赋予建筑自然的亲和力。19世纪之后，当机电设备和金属、塑料、玻璃等大量的人造材料进入建筑后，建筑显然是更像“手表”，至少从建造的动机上看是这样的：结构支撑、性能维护、功能使用等，这些本来被“自然的艺术形式”掩盖的功能需求得到了加强。那么，现代建筑像机器进化的目标是否成为现实了呢？(www.daowen.com)

从20世纪初现代主义运动的成果来看，答案显然是不确定的。不论是从建造的过程，还是从结果上看，至少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建筑看上去与机器毫无关系。原因就是与钢材同时出现的另一种新的合成材料——钢筋混凝土，它独特的材料特性使得现代建筑的“有机性”出现了另一种可能。贝尔拉格（Berlage）认为混凝土使得一种无节点的现代主义在技术上有了实现的可能性。在1905年的一个讲座中，他这样说道：“现在什么已经成为可能？没有什么比找不到一丝缝的表面，没有节点的墙，被石膏覆盖的石墙更合适了现代了……钢筋混凝土难道不是完全符合现代建筑学的发展么？它不是可以完全满足创造一种完全没有节点和缝隙的光滑表面的需求么？”［73］

尽管贝尔拉格看到现代建筑有机性的新可能，但是他的解释却并不新鲜。他认为现代建筑的有机性和“人体”很相似：“直截了当地说，（建筑）就像人的身体一样，外在的形式是骨骼的间接反映，因为皮肤虽然基本上沿着骨骼形式分布，但是在某些程度上又与骨骼相分离形成密集的区域——因此，混凝土表皮也可以用相似的方法和结构寻求呼应，同时又可以在某种意义上鉴于美学的考虑保持和结构一定程度的分离。”［74］和贝尔拉格一样，赖特也认为混凝土使得没有节点的建筑成为可能，而这种结果并没有导致如巨石一般的压抑的效果，而是产生了一种新的“有机性”。在1931年的《建筑的未来》中，他对自己早期的作品和他的导师沙利文关于混凝土的可塑性这样描述：“为什么一种更大程度的对这种（混凝土）要素的可塑性应用，不能成为建筑自身连续性的表现？……为什么不能完全抛弃柱梁结构？没有梁，没有柱，没有檐口，没有任何固定、壁柱等等。所有的部分可以融合在一起。让墙、楼板、地板成为不可分割的部分，从一部分到另一部分，获得整体的连续性。”［75］

赖特和贝尔拉格都深刻地认识到，虽然工业革命使得生产力迈入了机械者制造时代，但是现代建筑并没有因此变得更像机器，而是有了更多的可能。赖特和贝尔拉格虽然高度赞扬了混凝土，但他们没有完全恪守自己的信条，甚至在某些实践中还颠覆了它们［76］。赖特在大量的建筑实践中坚持一种抽象的“自然”有机性，而贝尔拉格则倾向机器般“清晰的构造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