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地区民族众多，各民族分散杂居，经常因草场、地界、水利、债务等发生纠纷。这种情况有的存在了四五十年，有的常达百年之久，长期演变为互相械斗，人畜死亡无数。甘肃河县的甘加和同仁县的甲吾是山水相连、睦邻相亲的两个世世代代都以牧业为生的藏族部落，牛羊和草山牧场是其主要生产资料。大约从清朝乾隆年间起，双方为争夺长约15公里、宽2.5公里的赛钦沟交界草山，展开武力争斗。此后，相互明抢暗盗牲畜，强力占有草场，械斗仇杀事件屡屡发生，连年不断。仅从清朝末年起至1949年前的40多年中，大械斗就发生过5次，双方群众死伤78人，损失牛羊达1万多头（匹、只）。^[22]甘青新三省边境散居着的蒙、藏、哈萨克等族人民，“由于历年械斗而损失的牲畜在二百万头以上，其他财产损失更难以估计”。^[23]为解决这些问题，西北军政委员会根据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定的《共同纲领》的指示，在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蒙族聚居的阿拉善旗、额济纳旗和肃北地区，藏族聚居的夏河、卓尼、天祝、武坪，东乡族聚居的东乡，均已先后分别建立的区域自治政权，在上级人民政府领导之下，管理自己民族的事务。更多的地方（如甘、青、宁三省许多回民聚居的区、乡甚至县以及新疆维、哈等族聚居地），虽然没有宣布区域自治，但实际上也已由本民族干部，负责管理自己民族的事情”。^[24]

让少数民族自己管理本民族的民族事务，对各民族之间的纠纷予以调解。到1953年，西北军政委员会仅在青海一省调解解决的纠纷就达3千多起。^[25]而“藏族内部加吾部落与甘加部落的草山纠纷，甘肃永昌县沙沟寺藏民与青海门源县皇城滩回民间的牧户土地纠纷，新疆莎车与泽普、麦盖提与叶城的水利纠纷，昌吉汉族与哈族的牧场纠纷”基本都得到了解决。^[26]这些纠纷的解决，不仅大大提高了新中国建立初期各级人民政府的威信，加强了各民族内部与各民族之间的团结，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扫除了牧业区各民族人民发展畜牧生产的障碍。(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