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西北，除陕甘宁边区外，绝大多数是新解放区，新旧政权交替，新区群众对党和人民政府多存疑虑，宰杀牲畜、隐匿家资时有发生，部分地主因惧怕土改，也纷纷分散畜群，大吃大喝，为消除牧主的疑虑，西北军政委员会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34条“保护和发展畜牧业”的方针，在牧区实行“不斗不分，不划阶级”，“牧工、牧主两利，扶持贫苦牧民”的政策，并为他们供应优良畜种，发展畜牧生产。在土地改革地区，对于兼营畜牧业的地主，“也只没收其封建剥削部分的土地财产，对其经营的畜牧业，不论畜群大小和种类，则一律不动。对于没收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的畜群，也有政府集体经营或与牧民合作放牧，一概不许分散，使其获得更加发展可能的前途”。^[16]

在西北军政委员会一系列积极政策的鼓励和推动下，广大牧区人民的情绪开始稳定下来，“和硕县三区牧主查汗，挖出在地下埋了多年的三十两黄金，买了五百八十八只羊投入生产”。^[17]很多牧主后悔说：“过去不了解政府政策，不该杀的也杀了，不该卖的也卖了，今天明白了要好好管理牲畜。”^[18]而对没有生产资料的牧民西北军政委员会则要求各省发放贷款，提供必要的生产资料，以帮助当地发展畜牧业生产。“新疆省人民银行先后发放畜牧贷款三百七十多亿元。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区成立后的十个月中，人民银行就发放了贷款六十四亿四千多万元”。^[19](www.daowen.com)

除稳定牧民生产情绪、发放贷款之外，西北军政委员会还通过实行民族区域自治^[20]、控制疾病、管理草原、储草备冬、改良畜种、拓展贸易、保畜增殖、发展水利等多方面措施来恢复和发展西北地区的畜牧业生产，截至1951年底，西北役畜已较1950年增加了13.3%，超过1937年战前水平的1.83%。^[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