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广袤的西北地区，自古以来就是我国的畜牧业生产基地，“有辽阔肥沃的草原，草原上牛羊成群，还有满山遍野的骡马，成群结队蜿蜒几百尺的骆驼队，这些，都是西北人民的主要生产动力和重要的财富”。^[3]

据统计，“西北五省土地总面积为五十亿零九千三百四十余万亩，其中已耕地一亿一千八百一十余万亩，拟耕地一亿七千余万亩，牧地及不毛之地二十八亿九千二百八十余万亩。但所有拟耕地者绝大部分是山坡、盐地、旱地、沙质地等，开垦后害多利少，是特别易牧的土地，所以牧地近于三十亿亩，占总面积五分之三。”^[4]牧业占农业总收入的百分之四十。^[5]新疆、青海、甘肃各省，许多民族地区就是以畜牧业经济为基础的，青海省牧区面积占该省土地的十分之九。

西北各地除广大的牧区外，在农耕地区，以畜牧为主要副业的情形也很普遍。西北各种牲畜中，以绵羊最为重要，“战前常年的羊毛产量约为五十万担，占到我国羊毛总产量的一半以上。除绵羊外，山羊、牛、牦牛、马、驴、骆驼和猪等的数目也很大，陕西的秦川牛和关中驴，新疆的焉耆马和青海的乔科马都是良种，秦岭山区和大巴山区每年繁殖大量耕牛，供应我国北方省役畜之需。总计西北地区每年出产各种皮达四五百万张之多”。^[6]

1949年前，在西北广袤的土地上直接经营畜牧业的主要有满、维、回、藏、哈、蒙、塔、土等将近20个少数民族，“人口将近七百万，约占全西北总人口的四分之一”。^[7]但是，近代以来，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西北地区畜牧业产品的掠夺，加之“国内各反动统治的长期压迫、掠夺，又加各种自然灾害的侵袭，给牧区各族人民造成了严重的灾难，使畜牧业遭到了严重的破坏”。^[8]

甘肃肃南草原的托赖在清末民初时，有牲畜35万多头（只），是祁连山中部重要畜产品交易中心，酒泉商人曾在此建立所谓“十大公庄”。1932年马步芳部占据后，敲诈勒索，牧民无法生活，逐渐离开，至1946年马步芳全部霸占了托赖东部草原，成立了官办牧场。八字墩草原是裕固族的重要牧区，1928年设立青海省后，马步芳即派大批军队进入了二寺滩、扎麻什克一带开垦，裕固族牧民被逼迫远离。皇城滩草原是河西著名草原之一，向为藏族及少数蒙古族放牧，1929年马步芳侵占后，成立畜牧公司，藏民四处流离。^[9]1937年，新疆的阿勒泰、巴里坤的哈萨克族人民，因受不了杂税压榨，5千多户人家约有3万多人驮着“哈萨克围”（哈萨克人住的帐篷）逃入青海，受马步芳的剥削，不但被抢去了牛羊和家产，年轻人被抓去做苦工，10多年来在青海过着流亡的生活，至1949年青海解放时，境内的哈萨克族只剩下5千多人了。^[10]在青海玉树藏族地区，光是1941年就被马步芳抢走各种牲畜22万头以上。^[11](www.daowen.com)

为控制西北的畜牧生产，西北地区各级官僚曾在牧区设有诸多的商业贸易公司，新疆有“新疆土产公司”，甘肃有“甘肃省企业公司”和“富宁企业公司”，青海省有“湟中实业公司”等，这些官僚资本的商业网络遍布牧区大小城镇，在“统购”与“官价”的名义下，垄断着牧区畜牧业产品，他们以低价收购畜产品和土特产品，然后高价出售工业品和粮食。如青海省“德兴海”即马步芳开设的“湟中实业公司”的分支机构，常常以10块银圆的“官价”收购100斤羊毛，转手之后以70块银圆，甚至更高的价格卖出。甘肃巴音浩特（现位于内蒙古自治区）所产驼毛抗战前每百斤为100银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在“宁夏企业公司”的垄断下，降为5块银圆，牧民的交易可谓是“满驮进城手提回，去时流汗归来寒”。垄断贸易使牧区许多可以畅销国内外的畜产品和土特产品销路滞塞，造成了牧区“羊毛不剪”“羊肠喂狗”的景况。每逢羊换毛的时候，眼看着雪白的羊毛一片片、一缕缕地悬挂在荆棘上，飞散在草丛里。^[12]

在这些人为的摧残下，西北畜牧业日趋衰落。据《临泽县志》记载：1937年归临泽管辖的地区曾有大小牲畜20余万头，到1949年前夕全县只剩下绵羊43032只，山羊27738只，牛6790头，马1738匹，驴1457头，骆驼1332峰，骡35头。1949年，大小牲畜比1937年减少了50%，羊只减少了30%以上。据青海畜牧厅的历史资料记载，“1937年全省牲畜总数曾达到12381000头只的最高纪录，以后便连年下降，至1949年，总头数便只剩下7487320头只了，比1937年降低38.7%，比清朝末年的7533280头只也减少了”。^[13]陕西省兴平、武功一带的牛、骡、马和蒲城、富平一带的羊也都衰落了。青海柴达木盆地的大吉来（青海左翼蒙古的一个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20年的时候，有1千多顶帐篷，最差的人家也有200～300只羊，30～40头牛，10几匹马，几峰骆驼，1949年时只剩下136顶帐篷。全旗只有14峰骆驼、20匹马，王爷是全区最富的人，也只有120只羊。原宁夏阿拉善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10年的时候，有马5万匹，骆驼15万峰，1949年时全旗只剩下3千匹马和5万多峰骆驼。新疆阿勒泰牧区，1939年有大小牲畜110万头，1949年时只剩下25万头了。^[14]

畜牧业的衰落，使广大的牧区人民过着非人的生活。很多人一年到头吃不到粮食，甚至连牛羊肉都吃不上，有些王爷、千户连糌粑和雪奇台（乳酪和牛血混合在一起的酪浆）都很少有的吃。边远地方的牧民吃的是自己猎获的野牲畜，以各种野草作为副食品，不认识什么是粮食，“青海通天河南念木错的一个二十多岁的藏族青年认为煮熟的大米是蛆，说挂面是虫，尝都不敢尝”。^[15]“乡村无青年，市集无人烟”正是当时西北牧区人民凄惨生活的真实写照。

显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西北的畜牧业已残破不堪，留给新生政权的只是一个烂摊子，这一切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西北畜牧业的恢复与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