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下半叶兴起的中外学者在新疆的考察探险活动，始终伴随着新疆政治社会的变迁。金树仁统治新疆时期，外国探险家在新疆的大规模考察进入尾声，中国本土学者开始涉足西北科学考察，西北科学考察团即是这一转变的重要体现。“赴新案”的发生，并非金树仁对考察团体制定新政策所致。他曾为英国探险家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第四次中亚考察提供便利，^[45]对德国吐鲁番考察队亦未极力阻止，而对于考察性质与组织方式与西北科学考察团相似的中法学术考察团，他则是以“该团远道来新，既系游历考察性质，自应准予通过”待之，^[46]所以“赴新案”仅仅是金树仁针对西北科学考察团的个案。

通过前文对“赴新案”的梳理，可以发现金树仁对西北科学考察团的阻挠表面来自于民众的呼吁，但背后真正的缘由则在于政治方面，反映出金树仁主政新疆时期复杂的政治社会。1928—1929年，新疆政局发生剧变。“七七政变”后，被斯文·赫定形容为“自缚的囚徒”^[47]的金树仁为谋求新疆省控制权，与省内各方势力及南京政府之间展开博弈。西北科学考察团作为这一时期唯一一支来自内地的科学考察团体，同新疆两任省政府、南京政府往来密切，亦与省内地方势力关系良好，使得“赴新案”成为新疆政治社会表面平静下暗潮涌动的一次集中体现。

“赴新案”首先反映出新疆省内政治局势的复杂。西北科学考察团与土尔扈特部落“私结条约”，其中或有金树仁担忧外国人刺探情报的成分，^[48]真正的原因乃是西北科学考察团与土尔扈特部摄政王、五世生钦活佛多布敦策楞车敏（简称“多活佛”）关系良好。1928年初，西北科学考察团甫抵新疆时，就是由多活佛的蒙古骑兵护送至乌鲁木齐，^[49]黄文弼等人曾拜访多活佛并出席他的生日宴会。^[50]亨宁·哈士纶于1928年10月前往新疆旧土尔扈特南路盟考察，与多活佛及其他上层官员交往频繁，斯文·赫定为获取一座蒙古包式喇嘛庙亦曾与多活佛有书信往来。^[51]“七七政变”后上台的金树仁，在初期对多活佛有拉拢、倚重之意，但因强制低价收购各牧区羊毛皮遭到多活佛抵制，二人渐生龉龃，^[52]再加之多活佛与旧土尔扈特南路盟上层之间的矛盾亦引起他的担忧，恐其势力坐大，^[53]故二人之间芥蒂愈深。西北科学考察团诸人与多活佛及土尔扈特部其他上层的交往活动，不仅引起金树仁的警觉，亦为其他妄图染指新疆的人所关注。^[54]“私结条约”之言，表明在1929年金树仁不仅与多活佛之间已有嫌隙，而且对之活动已有防备，为他在1932年处死多活佛埋下了伏笔。

金树仁在“赴新案”中，最为在意的是西北科学考察团来自内地，与中央政府关系密切。西北科学考察团与金树仁交涉时期，正值他与南京当局交涉，争取获得中央政府的正式任命。考察团成员了解“七七政变”诸多详情，与政变主谋樊耀南及其他省府官员往来颇多，而金树仁本人与政变亦有牵涉，^[55]所谓西北科学考察团与政变脱不了干系，实为金树仁担心考察团员，尤其是中方团员返回内地后会影响南京政府对此事的判断，对其不利。在“赴新案”期间及之后，金树仁曾命新疆省驻南京、北平官员搜集西北科学考察团成员返回内地后有关新疆的言论。徐炳昶的“现在新疆对于异国人之游该处者并无任何取缔，而对于本国科学家乃严加限制”^[56]等语道出此案的实质：金树仁视西北科学考察团为其主政新疆的威胁，阻止的对象主要是中国学者，背后的深层原因则是南京政府与金树仁对新疆省控制权的争夺。

金树仁在新疆“七七政变”后预效法杨增新的统治，而北伐战争结束后的南京政府则试图借机统合新疆。甘肃省政府主席刘郁芬曾派员前往新疆调查政变，认为金树仁“才力逊于杨增新远甚，此后内外棘手，非金所能维持……须派声威素著之大员前往”，^[57]但仍无法为南京政府谋划新疆提供具体意见。经历马福祥计划赴新、新疆分省案和新疆省政府改组等事件后，金树仁逐渐掌握了新疆的军政大权，南京政府与之在统合新疆的博弈中陷入被动，^[58]很大程度上源自于南京方面对新疆省缺乏了解，甚至“远不如瑞典人、苏联人清楚”。^[59]从蔡元培、蒋梦麟等南京政府要员的言辞中，可明显发现他们对新疆了解之贫乏。“赴新案”自然就成为南京政府了解和介入新疆事务的重要契机，如此一来就不难理解为何蒋介石等政府最高层，会在蒋桂战争前夕集体会见徐炳昶和斯文·赫定二人。

西北科学考察团与新疆省政府过从甚密，同杨增新、樊耀南、阎毓善等省府官员交往频繁，对新疆省政治局势认识深刻。考察团成员多为知识精英，对新疆的社会经济、资源交通等各方面考察细致，使得西北科学考察团成为内地了解新疆的渠道，^[60]这也是南京政府最高权力层与之接触的主要动机，使得西北科学考察团成为近代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得到南京政府最高领导人接见，并得到其支持的考察团体。通过与徐炳昶和斯文·赫定的初步交流，南京政府高层便对新疆政治局势有了直观的了解。所以南京当局对西北科学考察团的支持，也并非完全来自学术的考虑。^[61]对新疆复杂政治局势有切身感受的西北科学考察团成员，亦积极投身于解决边疆危机和南京政府统合新疆的谋划中，徐炳昶受南京政府邀请，为准备进入新疆的国民党员讲演杨增新与金树仁主政新疆时期的政权组织与政治局势。^[62]在其他场合中，如斯文·赫定在南京和北平的讲演、徐炳昶在北平陆军大学的讲演等，均对普及新疆省在国家边防中的重要性有重要作用。同时，他们对金树仁主政新疆时期的诸多政策提出批评意见，并提供了如进行移民屯垦，开发和利用矿产资源，兴建内地通往新疆之交通以加强两地之交流等诸多具体措施，^[63]可见西北科学考察团在新疆的考察，对于南京政府统合新疆所具有的重要价值。^[64]在这一背景下，西北科学考察团“赴新案”作为近代中国探险史上唯一的案例，成为反映金树仁主政新疆时期政治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事件。同时，它也预示着近代中国西北考察探险时代走向终结。

（原刊于《西北民族论丛》2017年第2期）

【注释】

[1]“西北科学考察团”为专用历史名词。《中国学术团体协会为组织西北科学考察团事与瑞典国斯文·赫定博士订定合作办法》，载《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第2卷第6期，1927年。

[2]George Kish，To the Heart of Asia：The Life of Sven Hedin，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84，p.116.

[3]金树仁（1879—1941年），字德庵，甘肃河州人。“七七政变”后接替杨增新主政新疆，上台伊始便开始阻止西北科学考察团在新疆的考察。

[4]杨增新（1864—1928年），字鼎臣，云南蒙自人。1911年辛亥革命后担任新疆省督军，1928年“七七政变”遇刺身亡。他主政新疆期间，对西北科学考察团在新疆的考察持支持态度。

[5]有关“赴新案”的材料，散见于各种公文、电报、信件、日记、游记和考察报告。基于立场、时间等因素，各方记载有所偏差，电报与公文也因内地与新疆邮路不畅出现混乱与缺失，已刊档案的内容编排与日期等亦有与实际不符的状况。参见罗桂环：《立言诚不易，编书亦烦难——评〈中瑞西北科学考察档案史料〉》，载《自然科学史研究》2007年第4期。

[6]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日本佛教大学尼雅遗址学术研究机构编：《中瑞西北科学考察档案史料》，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2006年，第21页。

[7]Sven Hedin，History of the Expedition in Asia 1927-1935，part Ⅱ，Stockholm：Elanders Boktryckeri Aktiebolag，1943，p.12.

[8]新疆省政府宣传委员会：《中华民国十八年一月八日即来复二新疆省政府第二十七次政务会议记事录》，载《新疆省政府公报》第1期，1947年。

[9]徐旭生：《徐旭生西游日记》卷3，载《民国丛书》第2编（87），上海：上海书店，1990年，第161页。

[10]Sven Hedin，History of the Expedition in Asia 1927-1935，part Ⅱ，p.30.

[11]Sven Hedin，History of the Expedition in Asia 1927-1935，part Ⅱ，p.37.

[12]黄烈整理：《黄文弼蒙新考察日记1927—1930》，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323页。

[13]《西北科学考察团团长徐炳昶回平》，载《新晨报》1929年4月10日，第6版。

[14]《西北科学考察团考察蒙新经过谈：团长袁复礼昨返平携回采集品四十二箱》，载《大公报》1932年5月11日，第4版。

[15]《斯文·赫定昨日离平》，载《大公报》1929年10月31日，第4版。

[16]〔瑞典〕斯文·赫定著，侯仁之译：《新疆公路视察记》，载《禹贡半月刊》第3卷第3期，1935年。

[17]Sven Hedin，History of the Expedition in Asia 1927-1935，part Ⅱ，p.51.

[18]《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赴新考察案》，载《外交部公报》第2卷第1期，1929年。

[19]Sven Hedin，History of the Expedition in Asia 1927-1935，part Ⅱ，p.52.

[20]Sven Hedin，Chiang Kai-shek Marshal of China，New York：Da Capo Press，1975，p.29.

[21]Sven Hedin，Chiang Kai-shek Marshal of China，p.31.

[22]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日本佛教大学尼雅遗址学术研究机构编：《中瑞西北科学考察档案史料》，第59页。

[2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日本佛教大学尼雅遗址学术研究机构编：《中瑞西北科学考察档案史料》，第62页。

[24]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日本佛教大学尼雅遗址学术研究机构编：《中瑞西北科学考察档案史料》，第50页。

[25]《甘肃省政府复新疆省教育会电》，载《甘肃省政府公报》第93期，1929年。

[26]胥兆梅：《新疆全省教育会阻止斯文·赫定赴新考察史料选》，载《民国档案》2004年第3期。

[27]胥兆梅：《新疆全省教育会阻止斯文·赫定赴新考察史料选》，载《民国档案》2004年第3期。

[28]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日本佛教大学尼雅遗址学术研究机构编：《中瑞西北科学考察档案史料》，第65页。

[29]Sven Hedin，History of the Expedition in Asia 1927-1935，part Ⅱ，p.58.(www.daowen.com)

[30]近代以来，民众和地方政府因缺乏科学知识，对于科学考察有所争议，金树仁与西北科学考察团关于考古“发掘”与“盗墓”的争辩便是一例，在其他的考察活动中甚至有危及考察人员人身安全的情况出现。参见罗宏才：《陕西考古会史》，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2014年，第176页；Roy Chapman Andrews，This business of exploring，New York：G.P.Putnam’s Sons，1935，pp.88-101.

[31]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日本佛教大学尼雅遗址学术研究机构编：《中瑞西北科学考察档案史料》，第53页。

[32]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日本佛教大学尼雅遗址学术研究机构编：《中瑞西北科学考察档案史料》，第59页。

[33]《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赴新考察案》，载《外交部公报》第2卷第1期，1929年。

[34]电文日期原定为7月，据“韵目代日”，电文末尾的“沁”字可得知电文发于27日。国民政府文官处7月12日致行政院的公函提及此电，故推定此电发于1929年6月27日。胥兆梅：《新疆全省教育会阻止斯文·赫定赴新考察史料选》，载《民国档案》2004年第3期。

[35]电文日期原定为1930年7月3日，据内容推断日期有误，因当时中方团员尚在新疆各地区考察，那林、贝格曼等人在塔城等候，故日期应为1929年7月3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日本佛教大学尼雅遗址学术研究机构编：《中瑞西北科学考察档案史料》，第117页。

[36]与前注原因相同，此公函的时间应为1929年7月4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日本佛教大学尼雅遗址学术研究机构编：《中瑞西北科学考察档案史料》，第118页。

[37]《呈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十八年七月二十五日第一号》，国立中央研究院编：《国立中央研究院院务月报》第1卷第1期，1929年。

[38]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日本佛教大学尼雅遗址学术研究机构编：《中瑞西北科学考察档案史料》，第69页。

[39]《咨教育部部字第四一五号》，载《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公报》第5辑第2卷第1期，1929年。

[40]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日本佛教大学尼雅遗址学术研究机构编：《中瑞西北科学考察档案史料》，第70页。

[41]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日本佛教大学尼雅遗址学术研究机构编：《中瑞西北科学考察档案史料》，第77页。

[42]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日本佛教大学尼雅遗址学术研究机构编：《中瑞西北科学考察档案史料》，第68页。

[4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日本佛教大学尼雅遗址学术研究机构编：《中瑞西北科学考察档案史料》，第133页。

[44]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日本佛教大学尼雅遗址学术研究机构编：《斯坦因第四次新疆探险档案史料》，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2007年，第55页。

[45]金树仁出于购买军火的考虑，最初同意了斯坦因的考察。后来在南京政府及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对下，他才禁止了斯坦因的考古活动。王冀青：《斯坦因第四次中国考古日记考释》，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176、197、291页。

[46]《世界科学考察团将赴新疆游历》，载《时事月报》第2卷第3期，1930年。

[47]Sven Hedin，History of the Expedition in Asia 1927-1935，part Ⅱ，1943，p.25.

[48]民国时期，中央与地方政府对外国人在中国的活动颇为谨慎，其中一个因素就是可能涉及国防安全和情报侦测。参见《准外交部函以阅于外人前往西北各省请求签发护照有可疑情形者均须先行电部审查一案仰即遵照办》，甘肃省会警察局档案10-1-116。

[49]电文日期原定为1927年2月11日，应为1828年2月11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日本佛教大学尼雅遗址学术研究机构编：《中瑞西北科学考察档案史料》，第1页。

[50]黄烈整理：《黄文弼蒙新考察日记1927—1930》，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157页。

[51]〔丹麦〕亨宁·哈士伦著，徐孝祥译：《蒙古的人和神》，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99-300页。

[52]马大正、成崇德：《卫拉特蒙古史纲》，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505页。

[53]留草、刘杰、王显辉：《多活佛之死》，载《西域研究》2006年第2期。

[54]斯文·赫定从新疆返回内地时，日本人曾与之接触，而1930年亨宁·哈士纶在天津时，被溥仪秘密召见，并撺掇他鼓动多活佛从事分裂活动，但被之拒绝。〔丹麦〕亨宁·哈士伦著，徐孝祥译：《蒙古的人和神》，第255-256页。

[55]郭胜利：《新疆“七七政变”真相述考》，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0年第1期。

[56]徐旭生：《徐旭生西游日记》卷3，第160页。

[57]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五），台北：兰溪出版社，1980年，第2704页。

[58]姜刚：《也论新疆“三七政变”》，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2年第1期。

[59]黄汲清：《三十年来中国之地质学》，转引自罗桂环：《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综论》，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9年，第265页。

[60]考察队员回到北京之后，各大院校争相邀请他们讲演西北状况。参见《国立北京大学西北科学考察团公告》，载《北大日刊》第2847期，第1版；第2848期，第1版。记者：《纪西北科学考察团》，载《国闻周报》第6卷第6期，1928年。

[61]从前述三条考古限定办法来看，南京政府对外国人在中国的考察是有所防备和抵触的，1931年教育部请外交部照会各国使馆，“今后已无允许外人再往之必要”，“遇有请求考察我国西北者，一概谢绝”等语更加明显地体现了这一态度。参见《其他消息》，载《时事月报》第5卷第3期，1931年。

[62]Sven Hedin，History of the Expedition in Asia 1927-1935，part Ⅱ，p.51.

[63]《西北科学考察团》，载《史学杂志》第1卷第1期，1929年；丁道衡：《对于新疆乱事的一个紧急提议》，载《独立评论》1933年第49期。

[64]1933年，在斯文·赫定的建议下，南京政府铁道部组织“绥新公路察勘队”，勘测从内地通往新疆的公路，成员大多来自西北科学考察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