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至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使臣陈诚往返于中原与西域间，远至哈烈（今阿富汗）、撒马儿罕（今乌兹别克斯坦）等地。尽管没有郑和下西洋那样隆重，但在帝都也不乏送行之人，为此留下诸多诗歌，如“黄沙断碛千回转，玉关渐近长安远”；“玉关迢递塞云黄，西涉流沙道路长”。^[40]显然，明初人的西域界标意象仍停留在玉门关，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原与西域之间的界标还维系在汉魏时期形成的景观带。《西域行程记》载：“十七日，晴，过嘉峪关，关上一平冈，云即古之玉门关，又云榆关，未详孰是。关外沙碛茫然。”^[41]陈诚西行宿嘉峪山即想到“西行几万里，一去何时还”，而后述西域各国与明朝距离时均以嘉峪关为界，这是经行者的环境感知和空间建构。万历年间徐养量曰：“屹然华夷防，洵自鸿蒙辟。”此后，嘉峪关成为肃州八景之一，“关限华夷，即嘉峪关也……登之，猛然感慕汉光武闭玉门关，以谢西域之事。徘徊瞻眺，真天限华夷者也”。^[42]明中后期，嘉峪关是“西阻羌戎第一州”，也是“屹然华夷防”。它距汉代两关之地数百里，怎么就成了中原与西域的地理界标和“华夷”之限？这岂能与明朝西域经略、疆界东移无关？

洪武五年（1372年），冯胜奉命远征朔漠，归来时在嘉峪山麓建嘉峪关。此时，明王朝把国防重心从汉唐时期的西北移至东北，“锁钥培植以为根本”，“嘉域峪关以西置不问”，^[43]使西北地区在国防体系中的地位大大下降。^[44]在朱元璋看来，包括嘉峪关以西之地在内的“四方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45]至成祖时，虽采取较为积极的西北边疆经略，控制哈密并设置哈密卫，但其后朝内党争激烈，致使哈密臣服于吐鲁番，接着又将河西之外土地“拱手授之他人”，“关之西一民非民，尺地非土”。^[46]从明中期开始，吐鲁番屡次骚扰嘉峪关。嘉靖七年（1528年），兵部尚书王琼允许满速儿入朝进贡，并迁徙哈密回族部落到肃州东关居住放牧。从此，“西域诸夷入贡者亦竟嘉峪关，不复取道哈密矣”。^[47]嘉靖十八年（1539年），明朝二次关闭嘉峪关，“嘉靖中割弃哈密，嘉峪益为极边矣”。^[48]明王朝也以嘉峪关为界标参看与西域各国的方位关系，《明史·西域传》陈述西域各地方位时，就以嘉峪关为坐标，如哈密，“东去嘉峪关一千六百里，汉伊吾卢地”。西域各国贡使入明朝，亦以入嘉峪关为标识，“天方，古筠冲地，……其贡使多从陆道入嘉峪关”。^[49]明王朝与吐鲁番关系恶化，嘉峪关成为防御关外民族的要塞，也是关外附于明朝的少数民族的内属界点。

嘉峪关是明初关西七卫的东端界点，亦是西域进入中原的标志。明代中原与西域之间的边界，由最初关西七卫所形成的嘉峪关至哈密的缓冲带，逐渐演化成以嘉峪关及其所连边墙形成的线状防御体系，而其意象载体由初期的玉门关移至嘉峪关。同时，因民族关系恶化，嘉峪关也成为汉人与少数民族的分野。这种地理界标和民族界限的形成，是明朝疆界由哈密东移至嘉峪关的结果，亦是明代民族政策“华夷有别”的体现。

清初，西域游离于国家疆域之外，这一时期的西行诗尚存汉唐遗韵，仍将玉门关作为中原与西域界标。徐孙荃诗曰：“关到玉门中土尽，槎浮博望使星回。”及至乾隆时，纪昀说：“龙沙葱雪，古来声教不及者。”^[50]此时西域已进入大清版图数十年，在新疆生活经年的纪昀尚且认为“龙沙”之西是古来声教所不及之地。在过往行旅的心目中，玉门关、阳关、流沙和白龙堆这些传统的地理景观，必然是横亘在中原与西域的隔膜。难道明代已经十分明晰的地理界标嘉峪关至此被中原人所忘却？

实际上，在玉门关作为意象界标时，嘉峪关的意象也在逐渐丰富。嘉庆四年（1799年）流放伊犁的洪亮吉说，“雪深才出玉门关，三月君恩已赐环”，即以出玉门关作为离开中土的一种标识；道光年间林则徐被流放新疆，他说，“严关百尺界天西，万里征人驻马蹄……一骑才过即闭关，中原回首泪痕潸”，嘉峪关的界标意象真实而明确。从新疆返回时，诗人以入嘉峪关为进入中原或回到故土的标志，洪亮吉在《入嘉峪关》中曰，“羌回分畛域，中外此枢轴”，^[51]将几乎遗忘的嘉峪关“华夷关限”之基调重新弹起。此时清朝疆域从河西走廊西端扩至葱岭数十年，况《西域图志》早已说：“（乾隆二十四年）而后中土之与西域，始合为一家。”^[52]尽管如此，嘉峪关仍然是民族间的壁垒，考察清代嘉峪关的管理模式便可知晓。(www.daowen.com)

清王朝在嘉峪关设立巡检，严格的检巡制度使中原人对西域仍存疏离感。乾隆以前，嘉峪关虽属内地，但经常关闭，出入关者经验证方可开门放行。嘉峪关守卫制度严格，“以武营把总司启闭掌锁钥……以文员巡检盘诘，异言异服诘出入最为严禁”。^[53]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陕甘总督文绶上《陈嘉峪关外情形疏》：“嗣后将嘉峪关每日辰开酉闭，进关者仍行盘诘，出关者听其前往，不得阻遏农民。”^[54]对出入关者迥然有别的检查制度，阻碍民族融合，也使得出入者感受到嘉峪关是“中外枢纽”。林则徐入疆，“又五里至嘉峪关，宿关之城外驿舍。昨夕，司关官吏来问所带仆从及车夫姓名，告以人数”。^[55]在严格的巡检制度下，时人对关西的恐惧和对关内的向往，无疑强化了出入者视嘉峪关为羌回畛域的意象。

19世纪中叶以后，进入西域者增多，中原人对西域文化上的疏离感渐趋弱化。光绪十年（1884年）新疆建省，关内外实现治理模式的统一，“严关百尺”的嘉峪关难负盛名，巡检功能弱化，颓败之势渐现。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方希孟过嘉峪关：“惜余三度过此，未暇登临旷览，荒天绝漠奇景，愧负此壮游也。”^[56]晚清以后，中原与西域间的交通条件极大改善，穿行于其间的民众络绎不绝，出关者多倚关遥想当年的盛景，嘉峪关成了“荒天绝漠奇景”，绝塞和异域的疏离感已荡然无存。

明清两代中原与西域的关系不尽相同，但却造就了共同的地理界标，并形成共同的界标意象“羌回分畛域”，即民族界限。明王朝与西域的界标是河西的长城及与其相连的边墙，作为王朝防御体系缩影的嘉峪关，成了文人寄托家国情怀的指向。清前期玉门关等传统界标仍是西行行旅的界标指代，及乾隆平定西域，中外一家，然而森严的管理模式，使出入者仍以嘉峪关为壁垒。所以，“不待封侯已入关”这种社会心理还持续存在。晚清新疆设省，中原与西域实现了民族大融合，作为界标的嘉峪关成了废垒，其意象也无从存续，沿袭几千年的社会心理也不再显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