陇右河西被吐蕃占领后，拥有半壁江山的唐王朝，与吐蕃大致以陇山、萧关为界，中原与西域的界标开始变得模糊不清，唐诗中的边塞开始由萧关来指代。及至两宋时期，中原王朝的边疆与西域间隔多个民族政权，相距数千里，遥遥相望，在有限的交往中，阳关和玉门关虽然不具有界标的实际意义，但表达社会心理的界标意象依稀尚存。如陈与义曰：“乡心促、日行万里，幸此身、生入玉门关。多少秦烟陇雾，西湖净洗征衫。”^[32]宋代诗词还咏及阳关，但大多数是曲名，即《阳关三叠》的简称。这些诗词中的玉门关、阳关，以边地想象为主，因远离西北疆域，均没有实际地理意义。国家残破，阳关、玉门关不可经行，引发了富有爱国情怀的陆游对汉唐盛世的眷念，继而感慨：“壮岁从戎，曾是气吞残虏……烟波无际，望秦关何处？”^[33]秦关无处可觅，却又念念不能忘，这恰是中原人对西北边疆的守望。

五代时，河西走廊各州已被中原政权视为外国，“回鹘、党项诸羌夷分侵其地，而不有其人民”。后凉州与中国绝，“独瓜、沙二州，终五代常来”。列入外国传的沙州，“至唐庄宗时，回鹘来朝，沙州留后曹义金亦遣使附回鹘以来，庄宗拜义金为归义军节度使、瓜沙等州观察处置等使”。^[34]此后，曹氏归义军与晋、汉、周均有朝贡关系，“其所贡碙砂、羚羊角、波斯锦、安西白、金星矾、大鹏砂、眊褐、玉团”，其中波斯锦、安西白显然是通过西域孔道传入。五代时高居晦出使于阗，“又西百里出玉门关，经吐蕃界……西至瓜州、沙州，二州多中国人，闻晋使者来，其刺史曹元深等郊迎，问使者天子起居……其西，渡都乡河曰阳关。沙州西曰仲云……自仲云界西，始涉醎碛，无水。”^[35]敦煌与于阗不相接，仍以沙碛为界。此时西域的于阗，“五代乱世，中国多故，不能抚来四夷。其尝自通于中国者仅以名见，其君世、终始，皆不可知。而于阗尤远，去京师万里外”。^[36]西域与中国间以“尤远”而闻，且国之详情不能知，两者间不存在地理界标。

北宋建立后，仍无力控抚西北地区，中原与西域边界不相接，宋人何亮云：“西戎既剖分为二，其右乃西戎之东偏，为夏贼之境；其左乃西戎之西偏，秦、泾、渭、仪之西北诸戎是也。”^[37]陇山、六盘山以东以北为党项居地，以西以南为吐蕃居地。后来，西夏在元昊与唃厮啰甘州之战中，才把疆域拓至“瓜、沙、肃三州”，成为与西域相接壤的政权。宋室南渡后，中原与西域更不牵涉。“西若天竺、于阗、回鹘、大食、高昌、龟兹、拂林等国，虽介辽、夏之间，筐篚亦至，屡勤馆人……南渡以后，朔漠不通，东南之陬以及西鄙，冠盖犹有至者。”^[38]虽然《宋会要辑稿·蕃夷四》记载，于阗朝贡仍经由河西走廊，但这条出使路线与隋唐时期的丝绸之路经行的阳关、玉门关已无涉。故毕生呼吁“王师北定中原”的陆游，才由衷慨叹“望秦关何处”。(www.daowen.com)

蒙古人入主中原，并挥师西向，使其西北疆域倍增。陈垣在《元西域人华化考》中曰：“元人著述中所谓西域，其范围亦极广漠，自唐兀、畏吾儿，历西北三藩所封地，以达于东欧，皆属焉。”^[39]西域成为元王朝的一部分，两者之间的界域之别因此被弱化。在辽阔的疆域中，在异族的统治下，元代文学作品虽常咏及玉门关，如张可久《怀古二首》曰：“美人自刎乌江岸，战火曾烧赤壁山，将军空老玉门关。”吴西逸的《北雁儿落带过得胜令》曰：“万里玉门关，七里钓鱼滩。晓日长安近，秋风蜀道难。”他们已不再感慨“入关”“出关”带给个体的强烈感受。元曲中的玉门关前，已看不见战火纷扰，亦少见行人离愁，中原与西域间的天堑隔离近乎无存。

五代至两宋，中原政权远离西域，两者边界不相连，贡赐关系几乎不存，汉唐时期形成的界标意象随即失去了存续的基础，故而逐渐模糊。元代则呈现另一番景象，西域地区是其辽阔疆域的一部分，界标几近消亡，这与两宋时期的“望秦关何处”契合。不过，汉唐界标体现出的社会心理，在这一时期并没有因为中原与西域被阻隔或者一统而消失，“幸此身、生入玉门关”这样的社会心理，还时而显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