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开疆拓土，西边疆域在龙朔元年（661年）一度抵达咸海以东，安史之乱前多维持在葱岭一线，西域成为统一王朝的部分。在戴叔伦笔下，“愿得此身长报国，何须生入玉门关”，明显感受到玉门关不再是绝域的开始，而是中土的一部分。然而，西域悬远、荒凉，整体环境并没有因国家疆界西移而发生大的改善，与中原环境感知的反差依然存在。在众多咏及阳关、玉门关的唐代诗人中，对阳关、玉门关内外地理环境感知和地域空间建构，是很少有戴叔伦这种认同感的文化表达。阳关、玉门关在闺怨诗中借以指代边关表示情感被隔绝，在边塞诗中借以抒写思乡念国之情。^[16]骆宾王过两关曰：“魂迷金阙路，望断玉门关”；^[17]岑参过两关曰：“玉门关城迥且孤，黄沙万里白草枯”。^[18]这些经行者眼前的两关，既是地理上的关隘，出关即置身塞外，远离家乡；又是心理上的关隘，关外荒漠，隔断了望乡的梦魂。而戴叔伦并未亲自出塞，他的认同感不是自身空间的感知。他对国家开疆拓土极力颂扬，借以抒发他的豪情壮志，“何须生入玉门关”只不过是他这样立志报国群体的心理表达，还不能代表时世大众的社会心理。换言之，疆界西移，阳关、玉门关的内地化，纵然能消除过关者的归属感，促使“但愿生入玉门关”这样的社会心理发生改变，但还没能彻底消除过关者的疏离感、恐惧感，这就使得中原与西域间的界标不会被淡忘。

唐初，玄奘法师西行求法，“乃昼伏夜行遂至瓜州。……法师因访西路。或有报云：……上置玉门关，路必由之，即西境之襟喉也。关外西北又有五烽……五烽之外即莫贺延碛，伊吾国境。”^[19]这与《隋书·西突厥传》和《元和郡县图志》所述一致，瓜州晋昌以北的玉门关是大唐西境的咽喉。唐代玉门关位于锁阳城北约30 km，即今瓜州县城东50 km处的疏勒河岸双塔堡附近。^[20]唐太宗欲发兵讨高昌时，据“时公卿近臣，皆以行经沙碛，万里用兵，恐难得志；又界居绝域”^[21]所述，中原王朝疆域扩至沙碛。唐王朝的疆域已抵达沙碛以西，中原与西域之间的界标逐渐内地化。

唐朝在西域战争中接连取胜，相继实现了对天山南北的统治。据《册府元龟》记载：“（贞观）十四年（640年）九月置安西都护府，居交河城”（后移治西州）。唐朝在天山东部地区主权确立后，辖区不断扩大，相继设安西四镇。《资治通鉴》载：“长安二年（703年）十二月……置北庭都护府于庭州。”^[22]这是武则天时代管理天山北麓地区军政事务的最高机构。公元714年出现“碛西节度使”，为全国十节度之一，整个流沙大碛以西的广大地区都在其管辖之下，这是唐朝西陲由二府分治到一元化管理体制的演变。至贞元六年（790年），据《旧唐书》记载，“吐蕃陷我北庭都护府……北庭节度使杨袭古与麾下二千余人出奔西州”，^[23]存续了150年的庭州和存续了90年的北庭都护府陷落。唐宪宗元和三年（808年），安西也陷于吐蕃，唐朝在西域的政治主权至此终结。

唐王朝在西域的军政、行政设置及其名称多变，从岑参的诗作中就可以窥知。据朱秋德统计，近70首诗作中提到安西七次、北庭八次、碛西四次、镇西一次，却没有一次提到“西域”。^[24]西域被安西、碛西、镇西等名称取代，这是其地理意义弱化的表现。虽然“西域”一词还见于唐代文献中，但多指葱岭以西地区，如高仙芝于天宝九载引兵袭石国，“仙芝为俘献阙下，斩之，由是西域不服”，“开元盛时，税西域商胡以供四镇，出北道者纳赋轮台”。^[25]唐代西域区域认知发生如此改变，是因为瓜州以西、葱岭以东，不再是中原王朝的邻邦和民族政权的集合体，而是中原王朝的部分。唐初称其为安西以别于前朝，开元年间设置的碛西节度使，更是以地貌特征来称。唐王朝不用西域来指称前人所谓的邻邦，作为疆域的一部分，以其边疆特征（如安西、北庭）或地貌特征（如碛西）来命名，这是国家认同的一种体现，戴叔伦缘此才有底气称“何须生入玉门关”。(www.daowen.com)

唐代西域成为中原王朝的部分，虽然曾经作为中原与西域之间界标的阳关、玉门关已内地化，可实际上仍然没被淡忘。在《旧唐书·地理志》河西道中有：“伊吾，在敦煌之北，大碛之外……南去玉门关八百里，东去阳关二千七百三十里。”^[26]《新唐书·西域传》记西域各国与中原距离时，多记与都护府的距离，对于相邻的河西地区，则选择瓜州，如“喝盘陀……距瓜州四千五百里；于阗……距瓜州赢四千里”。^[27]唐代玉门关位于瓜州境内，西域各国以其最先进入的瓜州作为标识。

安史之乱爆发后吐蕃大军南下，侵扰河陇。在756—786年，相继占领了河陇地区，使王朝的疆界从葱岭移至陇山，“天宝之乱，边徼多虞，邠郊之西，即为戎狄，藁街之邸，来朝亦稀”。^[28]唐王朝的国势急转直下，空间认知也由唐初的华夷一家转向华夷有别，视安史之叛为戎狄乱华。陈寅恪即言，“安史为西胡杂种，藩镇又是胡族或胡化之汉人，故当时特出之文士自觉或不自觉，其意识中无不具有远则周之四夷交侵，近则晋之五胡乱华之印象。”^[29]吐蕃占领河陇地区后，阳关、玉门关已遥不可及，唐人诗文中的萧关就渐渐多起来，如杜甫曰：“萧关陇水入官军，青海黄河卷塞云。”^[30]晚唐敦煌《张淮深变文》曰：“河西沦落百余年，路阻萧关雁信稀。”^[31]尽管诗文中还咏及阳关、玉门关，但西域之行几乎被阻断，西域也鲜见记载。萧关逐渐取代显赫的阳关、玉门关，不仅成为外夷与华夏的界标，而且成为士人借以表达夷夏观念的代名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