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先秦时期，中原人就注意到周边的民族和地区，在与其交流中，形成了华夷五方的格局认知。据《尚书·禹贡》所载，此时中国“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分为九州，这是早期的地理认知和空间构建。

张骞凿空，开启了中原王朝与西北地区交往的门户，此后汉王朝通过系列战争，使疆域向西扩展，最终占据河西走廊及其周边地区。此时中原人对西域的空间认知比较模糊，常以“西极”“四夷”等相称，如汉武帝《西极天马歌》所述：“天马来兮从西极，经万里兮归有德。”　^[3]张骞出使乌孙时，称之为“西北国”，“骞所遣使通大夏之属者皆颇与其人俱来，于是西北国始通于汉矣”。此时汉王朝的疆域扩至“流沙”。至李广利伐大宛，“贰师将军既西过盐水，当道小国恐，各坚城守，不肯给食”。贰师“引兵而还……天子闻之，大怒，而使使遮玉门，曰军有敢入者辄斩之！贰师恐，因留敦煌”。^[4]此时汉王朝疆域已扩至盐水，贰师返回时，过盐水即踏上中土，况且已到敦煌，为何要视入玉门为回归？虽然也有玉门关此时在敦煌以东这方面的因素^[5]，但最主要的原因是时人已把玉门关视为界标。

武帝伐大宛后，“西域震惧，多遣使来贡献”，西域取代“西极”“西北国”。《汉书·西域传》开篇言：“西域以孝武时始通……皆在匈奴之西，乌孙之南。东则接汉，厄以玉门、阳关，西则限以葱岭。”^[6]西域的范围至此明朗，与中原以玉门、阳关为界。阳关建于汉武帝元鼎年间，今学界基本认同其位于今敦煌市西南70 km外的南湖乡境内。^[7]汉宣帝于神爵三年（前59年）设立“西域都护府”，西域“都护治乌垒城，去阳关二千七百三十八里”。西域都护府作为管理西域的最高军政机构，直接管辖昆仑山以北、天山南北、帕米尔及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广大地区，西域进入中原王朝版图，西域空间至此形成，即“白龙堆”至葱岭，与中原之间以玉门关、阳关为界标。元始中，“去胡来王唐兜，国比大种赤水羌，数相冠寇，不胜，告急都护。都护但钦不以时救助，唐兜困急，怨钦，东守玉门关。玉门关不内，即将妻子人民千余人亡降匈奴”。^[8]去胡来归汉，在他的空间认知中进入玉门关才安全，玉门关成为中土的象征，界标意象萌生。

光武初，河西扰攘，中原与西域间交往受阻。建武二十一年（45年），“冬，车师前王、鄯善、焉耆等十八国俱遣子入侍，献其珍宝”。后，天子令侍子反，皆不愿，遂在敦煌太守裴遵奏请下留居敦煌。和帝时，“其后北虏连与车师入寇河西，朝廷不能禁，议者因欲闭玉门、阳关，以绝其患”。此时，玉门关、阳关成为西域各政权与中原的分界点，国家的防御也以此分界。至永元十二年（100年），“安息遣使献大爵（雀）师（狮）子，超遣子勇随入塞”，并上疏请求告老还乡，疏曰：“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愿生入玉门关。”^[9]班超终毕生精力安辑西域各国，对西域整体环境的认知可谓真切，他强烈的归宿感，最能反映出时世的社会心理，为界标意象定了基调。后，班勇为西域长史，“将兵五百人出屯柳中”。^[10]柳中成为西域政治中心，“自敦煌西出玉门、阳关，涉鄯善……此其西域之门户也。”^[11]东汉朝与西域通绝不时，西北疆域多变，时人以入关为进入中原。这是地理空间的认知，也是社会心理的再现。(www.daowen.com)

三国时西域属曹魏政权。曹魏在此行郡县制，设伊吾县管辖西域，隶敦煌郡，但中原与西域的界标并未因西域进入版图而改变。此时丝绸之路增为三道，分界点仍在玉门关，“从玉门关西出，经若羌转西……为南道。从玉门关西出，发都护井，回三陇沙北头……为中道。从玉门关西北出，经横坑……转西与中道合龟兹，为新道。”^[12]此时伊吾为敦煌辖县，但中原的范畴并未扩展至沙碛以西，中原与西域仍以玉门关为界。

及至隋代，玉门关移至晋昌东通关中的大道上。^[13]据《隋书·西突厥传》载，处罗可汗兵败遁于高昌，帝遣裴矩送处罗可汗之母向氏“驰至玉门关晋昌城”。晋昌为瓜州辖县，瓜州成了西行者的必经之路，亦成为界标，如《隋书·西域传》载：龟兹国，“东南去瓜州三千一百里”；米国，“东去瓜州六千四百里”^[14]，等等。但在众多文献中，仍以玉门关为指代。“炀帝规摹宏侈，掩吞秦、汉，裴矩方进《西域图记》以荡其心，故万乘亲出玉门关，置伊吾、且末，而关右暨于流沙，骚然无聊生矣！”^[15]炀帝西巡所到之地是张掖而非玉门关，史臣所言是扬炀帝亲至边关之名，借玉门关来指代隋帝国的边疆。

纵观中原与西域两大地理空间，在汉至隋数百年中，它们几乎皆以河西走廊西端的行政区敦煌及其所辖的关塞玉门关、阳关等为界标，但有移动。汉晋时代，多以敦煌为标识；十六国北朝，通西域的道路向东北移动，转至新玉门关和瓜州；至隋代，虽西行道路增多，但从肃州经瓜州直接西行的伊吾道更为便捷，故绕敦煌西行者日渐稀少，敦煌的界标意义逐渐弱化，玉门关的界标意象萌生，“但愿生入玉门关”，随即成了这数百年间的社会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