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西方“丝绸—丝国—通往丝国之路”的研究路径不同的是，中国是丝绸的原产地，这个长久以来被西方世界神话了的物品对于中国而言，并不存在那层神秘的面纱，因此研究路径是以中西交通道路为重点来展开的，故称呼五花八门，难以达成共识。如《史记》称它为“外国道”；《汉书》把塔里木盆地北缘的道路称“北道”，把塔里木盆地南缘的道路称“南道”；唐朝贞元时期（785—805年）的宰相贾耽将新疆至阿拉伯阿拔斯王朝各地及古印度之路程称为“安西入西域道”。^[32]还有如京畿道、关内道、秦直道、云中路、阴山道、圣人道、参天可汗道、关陇道、秦州路、乌兰路、河西道、青海路、秦道、牦牛道等称呼。在这些命名中，都没有涉及“丝绸”这一商品名称。到20世纪30年代，虽然研究中西交通史方面的成果日益增多，但极少使用“丝绸之路”一词。当时学者大都以“中西交通”“通往西域的商路”“东西商路”“中国—罗马商路”等词来称呼，指向性不明。如向达的《中外交通小史》，所依据的还是亨利·玉尔的《中国和通往中国之路》一书，即好望角航路发现以前中西交通状况的综述。与李希霍芬不同的是，向达的重点在于探索中西交通的政治背景及文化交流。^[33]向达的另外一部著作——《中西交通史》也是以中国民族西来说作为开篇，站在文化的角度上讨论中西交通史的。^[34]又如郑寿麟在《中西文化之关系》中，第四章作为全书的重点，在中国民族与文化由来问题中提到了李希霍芬的观点即中国文化外来说，并做了否定。^[35]1954年方豪出版了《中西交通史》，该书被誉为中国学界第一部对中西交通史进行全面论述的学术专著。该书同样以“中西文化关系”作为第一章，并对“中国人种西来说”大力抨击。^[36]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形，是因为20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初，中国学界关注的是文化交流，并反对中国文化外来说。在这一背景下，“丝绸之路”不可能被中国学者轻易接受。

随着中国文化外来说被逐渐否定，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学者开始逐渐使用“丝道”或“丝路”，并零星地采用“丝绸之路”一词。如1955年季羡林使用“丝道”一词。^[37]同年，谭一寰在其所著《探险家张骞》一书中，将从罗马经过西域到长安的道路，称为“丝路”。^[38]次年，齐思和在《中国和拜占庭帝国的关系》中介绍了塔里木盆地南北两道以后，说“此东西通商大道，号称‘丝路’”。^[39]陈竺同在《两汉和西域等地的经济文化交流》中介绍汉代通往西域的陆路时，称南道为“丝路”，北道为“毛皮路”。^[40]1962年，蔡英在《世界知识》杂志上发表《友好邻邦阿富汗》一文，开始使用“丝绸之路”全称概念。^[41]1963年夏鼐所著《新疆新发现的古代丝织品——织锦和刺绣》一文并附有“丝路”地图。^[42]1964年的《世界知识》杂志上，世明又使用了“丝绸之路”这一名词。^[43]1972年文物出版社出版的《丝绸之路：汉唐织物》是较早以“丝绸之路”为名的专门著作。^[44]

中国学者完全接受“丝绸之路”这一概念的时间是20世纪80年代，并逐渐形成了“丝绸之路”的研究高潮。在这一时期，中国学者对“丝绸之路”的认识主要依据李希霍芬等人所主张的陆路交通为核心来展开。如1980年《新疆史学》杂志第一期以“丝绸之路”为主题发布丝绸之路专辑；1980年，陈振江在《丝绸之路》中谈道：“近几十年来，在东起长安，西至地中海东岸的广大地区，陆续发现了大批我国古代的丝织物。这不仅反映了东西商路的繁荣景象，而且说明，把这条陆路交通要道称之为丝绸之路，是十分明确的。”^[45]1980年，郭嗣汾在台北锦绣出版社出版的《千里丝路》中认为：“长安通向西方的‘丝路’”，从地理上来讲“则为由长安至我国西陲的葱岭，也就是今日的帕米尔高原”。^[46]1981年杨建新、芦苇在《丝绸之路》一书的前言里写道：“编写本书的目的，就是想为读者粗略地介绍丝绸之路这条古代中外陆路通道的开辟、发展和变化；介绍古代中国与中亚、欧地区，以及中国内地和边疆通过丝绸之路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来往和交流。”^[47]1981年，成一、赵昌春等人在《丝绸之路漫记》中指出：“这条总长七千多公里的古代东西方交通干道及其支路，从公元前二世纪到公元前十五世纪海陆运输蓬勃发展时止，曾经把古老的黄河流域文化、恒河流域文化，以及著名的古希腊文化和波斯文化联结起来。”^[48]1983年，武伯纶在《传播友谊的丝绸之路》中谈道：“丝绸之路是从汉、唐时代中国的都城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市）开始，经过中亚、南亚、西南亚各地，又联结了欧洲、非洲许多国家和地区的陆路交通线的总称。”^[49]1988年，杨建新、芦苇在《丝绸之路》再版序言中指出：“近若干年来，又有不少学者研究认为，古代中国的丝绸不仅通过陆路远运亚欧，而且还通过海上交通远运各地，所以又把从中国东南沿海到日本、东南亚和南亚等地的海上航线，称为海上丝绸之路。这个看法也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海上航运确实是中外之间丝绸等商品贸易，以及中外之间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途径。为此，本书专门用一章的篇幅介绍了海上丝绸之路的情况。但是就‘丝绸之路’一词传统的、公认的含义来说，仍主要是指古代从中国出发，横贯亚洲，进而联结非洲、欧洲的古代陆路交通线，以及通过这条线路所进行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50](www.daowen.com)

以上认知过程还可以通过《辞海》对该词由无到有、由片面到比较全面的解释来做进一步的说明。1936年版的《辞海》中没有收录“丝绸之路”一词。在1963年版中，开始出现“丝路”一词，并解释为：“古代横贯亚洲的交通道路。其主要路线：东起自渭水流域，向西通过河西走廊，或经今新疆境内塔里木河北面的通道，在疏勒以西越过葱岭，更经大宛和康居南部西行，或经今新疆境内塔里木河南面的通道，在莎车以西越过葱岭，更经大月氏西行，以上两条西行的路线汇于木鹿城，然后向西经和椟城、阿蛮、斯宾等地以抵地中海东岸，转达罗马各地。约自公元前第二世纪以后千余年间，大量的中国丝和丝织品皆经此路西运，故称丝路。其他的商品以及东西方各种经济和文化的交流，在整个古代和中世纪时多通过此路。丝路的支线，亦有取道今新疆天山北面的通道及伊犁河流域西行者；亦有取道海上者，或自中国南部直接西航，或经由滇、缅通道再自今缅甸南部利用其海道西运，或经由中亚转达印度半岛各港再有海道西运。”^[51]可以看出，此版《辞海》将其解释为“古代横贯亚洲的交通道路”，既没有说明是“丝绸之路”的简称，也没有提及李希霍芬的贡献。直到1979年，《辞海》修订时删除了“丝路”，正式采用“丝绸之路”一词，并言：“丝绸之路”亦称“丝路”。但该版只是将“丝路”改称“丝绸之路”，其词意基本上抄录了原“丝路”的内容。^[52]1989年版《辞海》对“丝绸之路”的释义与1979年版一致，未做改动。^[53]1999年修订时，才第一次指明李希霍芬是该词的最初使用者，并大幅度修改了“丝绸之路”一词的内容，明确了丝绸之路包括陆上、海上两类以及草原之路、绿洲之路和海上丝路三大干线，其言：“‘丝绸之路’亦称‘丝路’。古代以中国为始发点，向亚洲中部、西部及非洲、欧洲等地运送丝绸等物的交通道之总称。19世纪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最初使用该术语时，只指称从中原地区，经今新疆而抵中亚的陆上通道；后来，所指范围逐步扩大，以至远大亚欧非三洲，并包括陆海两方面的交通路线。在现代学术界，该词不仅用以指称联结整个古代世界的交通道，同时成为古代东西方之间经济、文化交流的代名词。通常认为，丝绸之路可以分为两类（陆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三大干线：（1）草原之路，主要由古代游牧人开辟和使用，大致从黄河流域以北通往蒙古高原，西经西伯利亚大草原地区，抵达咸海、里海、黑海沿岸，乃至更西的东欧地区；（2）绿洲之路，主要通过亚欧大陆上的定居人地区，始于华北，西经河西地区、塔里木盆地，再赴西亚、小亚细亚等地，并南下今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等地；（3）海上丝路，开辟的时间晚于陆路，繁荣与中世纪以降，始于中国沿海地区，经今东南亚、斯里兰卡、印度等地，抵达红海、地中海以及非洲东海岸等地。近年来有学者主张丝绸之路东端延伸至日本。”^[54]至此，《辞海》对“丝绸之路”做到了相对客观和全面的诠释，说明学界对“丝绸之路”的认识进入了一个全新时代。从1999年版《辞海》对“丝绸之路”的释义中可以看出，此时对“丝绸之路”的认识已臻于完善。同时借助198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的“丝绸之路考察”十年规划与活动，该词“从书斋走向大众”，^[55]“变得家喻户晓，知名度大为提高”。^[56]

在半个多世纪中，“丝绸之路”一词在中国由零星的使用到最终取代所有称呼，成为各界通用名词，反映了当代中国的巨大变化。其中既包括改革开放的兼容并包，又包括学术研究的理性自信。只有当中国全面接受了“丝绸之路”一词，就标志着李希霍芬提出的“丝绸之路”被世界普遍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