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中西贸易中，丝绸是重要的物品之一，“游牧部落极为看重这种丝织品，因为它质地好、分量轻，铺床做衣都用得上。丝绸同样是一种政治权力和社会地位的象征”，它作为“一种奢侈品的同时，还成为一种国际货币”^[1]，具有特殊的影响力。“丝绸之路”的提出并不是突兀的，而是丝绸的特殊影响力和西方学者长期研究所产生的必然结果。西方正是通过“赛里斯”来关注和认识中国的。

“赛里斯”一词最早出现在公元前4世纪古希腊作家克泰夏斯（Ctesias）的作品中。^[2]而西方人第一次见到中国丝绸是在公元前53年的卡莱之战。正是在这次战斗中，罗马人见到了令人眼花缭乱的丝绸军旗。^[3]以此为开端，西方古籍中开始出现有关赛里斯织物的记载。当时的西方人认为赛里斯织物是产自树上的羊毛。这种观点一直延续到公元1世纪。如罗马人老普林尼（PlineL’Ancien）在《自然史》中写道：“赛里斯人向树木喷水，冲刷下树叶上的白色绒毛，然后再由妻室来完成纺线和织布两道工序。”^[4]到了公元2世纪，希腊人包撒尼斯（Pausanias）对丝绸有了新的认识，他在《希腊志》中第一次提出赛里斯织物不是从树叶上梳理的“羊毛”，而是一种叫“赛尔”（Ser）的蚕虫肚子胀裂之后产生的丝。^[5]包撒尼斯的记载意味着西方开始意识到丝绸是和动物相关的。然而遗憾的是，这一认识并未在当时引起广泛关注。直到公元6世纪，西方人才弄清了丝与蚕的关系。普罗科波（Procope de Cesaree）的作品中有一段关于印度僧侣如何将蚕卵带入拜占庭的描述，从此西方世界对蚕、蚕卵和丝的认识才算是步入了正确的阶段。^[6]正如杨共乐所言，西方人大约用了六百年的时间彻底弄清了丝与蚕的关系，对丝和丝织品才有了正确的认识。^[7]

在古代西方，人们主要围绕“通往赛里斯国之路”来认识中西交通的。如公元1世纪末由古希腊佚名商人所写的《厄立特里亚航行记》（又译名《红海环航记》），是较早的将中西交通与丝绸贸易相结合的著作。作者指出了从赛里斯国到印度的交通路线，并且分别记述了可以从陆路以及海陆两种方式沟通彼此。根据作者的记载，赛里斯国通过两条不同的道路向印度出口丝线和丝绸。第一条道路经过大夏到达婆卢羯车大商业中心，另一条路沿恒河到达印度。关于赛里斯国的位置，作者认为：“赛里斯地区恰好位于小熊星座下面，而且据说它是蓬特（Pont）和里海对岸毗邻地区（即东方），在里海一侧便是莫迪斯低洼地（Palus Maeotis），里海海水由这里注入了大洋。”^[8]这部航行记为人们认识中西交通提供了新的视角。

公元2世纪，古希腊地理学家托勒密（Ptolemy）在所著《地理志》中，明确描述了通往赛里斯国的具体道路，并且标注了赛里斯国的详细位置。托勒密根据古希腊地理学家马利奴斯（Marinos）的记载，同样用丝绸贸易描述中西交通：这条道路，是西方商人为了贩运丝绸为目的，从幼发拉底河渡口出发，向东前往赛里斯国的一条商路。这条商路途径一个叫石塔的中转站，最终到达赛里斯国都城赛拉（Sera，洛阳）。公元6世纪，古希腊作家科斯马斯（Cosmas）在其著作《世界基督教风土志》中进一步对中国的位置进行了详述，并且描述了丝绸之国到波斯的道路，可以分别取道陆路和海陆。^[9](www.daowen.com)

在公元9世纪，波斯地理学家伊本·胡尔达兹比赫（Ibn Kburdadhhh，约约820—912年）在《道里邦国志》中对丝绸之路西段的道路走向进行了描述。^[10]到了13世纪，世纪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Marco Polo）在《马可波罗游记》中将中国描述为地域广袤、物产丰殷的富饶之地，无疑更加激发了西方人对中国的向往。西班牙的犹太艺术家亚伯拉罕·克里斯奎（Abraham Cresques）于1375年绘制的《加泰罗尼亚地图集》，描绘了一支沿着连接中国和波斯的丝绸之路旅行的骆驼商队，他们从直布罗陀海峡到西欧、东欧、西亚、中亚直到中国。该地图也是中世纪第一幅欧亚大陆交通图。航海家哥伦布（Cristoforo Colombo）正是由于受到《马可波罗游记》以及《加泰罗尼亚地图集》的影响，踏上了寻找游记中的东方帝国之路。1615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在《利玛窦中国札记》中进一步证实了古希腊经典著作中的“赛里斯”“秦奈”以及马可波罗所说的“契丹”就是中国。^[11]1866年，英国地理学家、东方学家亨利·玉尔（Henry Yule）在其著作《中国和通往中国之路——中世纪关于中国的记录汇编》中站在欧洲的角度首次明确提出了“通往中国之路”的概念^[12]。

从上述中可以看出，从对赛里斯织物的探索到对赛里斯国的追寻，自古以来西方世界对于中国的探索从未停止过，并且随着时代的变迁和认知的不断深入，通往中国之路越发清晰地展现在西方世界面前。特别是亨利·玉尔明确提出的“通往中国之路”观点，为尔后李希霍芬提出“丝绸之路”奠定了良好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