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河西走廊的水利纠纷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为上下游、各县之间的争水，此类水案需由官府出面主导处理，地方士绅等为辅。另一类为同渠、同村户民日常之间的争水，此类小型水利纠纷一般由乡村士绅与管水吏役等主导处理，官府仅起督率作用。在各种类型水案的处理中，官府与士绅之间的相互依附及合作关系普遍存在。清代河西走廊官绅之间的合作与依靠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官府需要依靠士绅解决民间的小型水案，在大型水利纠纷的调处中士绅亦可辅助官府；另一方面，清代河西地区的士绅也时时处处要依靠官府权威，维护自身的社会地位与权益。

首先，官府仰赖士绅解决民户的日常水利纠纷，大型水案的调处中双方亦存有较紧密的合作关系。清代河西走廊因水源匮乏而致水利纠纷不断，民间小型水案层出不穷，政府往往无力亦无暇处理，因而官府一般会将小型水案的调处权统归于管水吏役与乡绅。在清代河西走廊，管水吏役与士绅往往本身就合二为一，即担任管水吏役者多为士绅。据史料记载，河西水规中对渠长等管水吏役的选举资格进行了限定，如敦煌县规定：

渠长非具有下列资格之一者不得公举。一，应在上下渠分轮流之列者。二，曾任渠长、排水者。三，曾任地方水利监察会会员者。四，办理乡区公益三年以上著有声望者。第二十五条，渠长非具下列资格者不得被选。一，充当排水一年以上者。第二十六条，排水非具有下列资格之一者不得充任。一，家道殷实者。二，在本渠有田地半户以上者。三，本渠坊会首、乡望素孚者。^[4]

这样的规定，使得出任水官者多来自乡村上层的士绅地主等。士绅通过制定水规、兴建水渠等方式担负起了河西地区日常水案的处理工作。

在清代河西走廊的水规议定中士绅是不可或缺的成员。据敦煌县《普利渠渠规》，敦煌普利渠渠规遭恶人破坏后水利纠纷频发，为此，在乡绅龚翰文的召集与倡导下，“合渠绅衿、农约、坊甲人等公到会所议定章程”，^[5]新的《普利渠渠规》因之诞生。以新渠规为依据，有效地调解了各争水势力之间的争斗。再如，光绪十二年（1886年）酒泉下四闸公议水规，绅耆、农约、士庶代表则是水规议定的既定三方势力。^[6]除参与渠规制定外，士绅还通过兴建水渠、修治渠坝的方式解决水利纠纷。如清光绪年间，甘州草湖、二坝共用弱水浇灌，后因弱水微细，加之未能及时修筑渠坝，致使河堤崩跌，无水可灌，水案乍起。为此，二坝士绅于兴门认为如果能够导引山丹河水引灌即可解决问题，然而却遭到上下坝民的反对。在多次兴讼之后，二坝胜诉。因此在于兴门的带领下，疏渠导引山丹河水，开渠使水。^[7]我们看到士绅在调处各日常水利纠纷中尚能秉公持正。如山丹县士绅马良宝担任暖泉渠水官，为人公正不屈，秉公处理水案，“河西四闸强梁，夜馈盘金劝退步，良宝责以大义，馈者惭去，于是按粮均定除侵水奸弊，渠民感德”。士绅毛柏龄亦是山丹暖泉渠水官，“秉公剖析，人称铁面公”。^[8]清光绪十九年（1893年）高如先被公举为临泽二坝下渠长，“秉公持正，水利均沾”。^[9]这些士绅能够较公正地处理水利纠纷，成为河西官府调处乡村日常水利纷争的臂膀。(www.daowen.com)

士绅除了在上述小型水案的调处中扮演关键角色外，在大型水案的调节中亦能较好地辅助官府开展工作。清代河西走廊涉及多县及上下游的大型水案需由官府出面调停，而官府在调解水利纠纷时，士绅亦往往能够与官府合作，帮助官府调处水案。如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酒泉县茹公渠水案中，酒泉、金塔二县争水，肃州州判与金塔县府在处理该案时，根据金塔士绅等人对案情的呈奏，判定金塔坝得水七分，茹公渠得水三分。^[10]再如安西、玉门两地争水案中，因皇渠年久失修，无水浇灌，田苗悉枯。玉门、安西两处为此争讼不休。为此，安西县长曹馥“会商诸绅”，在与士绅商议的基础上成立了皇渠会。皇渠会通过各个士绅捐资积累资金以资助皇渠的修治，“积资生息岁作工食”，从此“庶几于渠无抛荒之忧，于年有丰登之兆也”。^[11]得到了士绅的支持，皇渠会因而成立，水渠修治得到保障，水利纠纷亦从而解决。从上述大型水案调处中士绅的参与我们看到，士绅的支持可辅佐官府更好地解决水案。

其次，士绅阶层需依靠官府权威以维护自身的权益，尤其在面对一些长期无法有效解决的顽固性水利纠纷中，士绅尤其需要仰赖官府的支持，方能获得水利公平。清代河西走廊一些水利纠纷往往持续时间很长，少则三五年，多则数十年，双方矛盾累积多年而得不到有效解决。处于纠纷弱势的一方士绅往往会带领民众上控官府，以求得官府支持，从而获得水利公平。

清代河西地方士绅为民请命、依靠官府的代表还要数镇夷堡的阎如岳。康熙年间，甘州府高台县与镇夷堡共同使用黑河水灌溉，然而高台、临泽等县地处黑河上游，每年春季需水时节，地处上游的高台各渠拦河阻坝，造成下游镇夷堡无水可浇，两地民众因争水几至打伤人命。下游民众在镇夷堡绅耆阎如岳的带领下数次兴讼，“如岳倡率里老居民，申诉制府绰公，求定水规。辄收押，乃甘州、高台民众力强，贿嘱看役，肆凌虐，备尝艰苦，如岳百折不回”。^[12]地方绅民倡率里老居民为民请命，历经艰辛。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阎如岳^[13]带领民众“等遮道哭诉背呈受苦情由”，得到官府支持后，得以重订分水章程。然而，“孰知定案之后高民又有乱法之人，阳奉阴违或闭四五日不等仍复不遵”。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恰逢年羹尧前往甘肃，阎如岳率领士民等“报辕苦陈受苦苦情”，为此年羹尧下令将两地合为一县，但仍然无法实现水利公平，“亦有刁民乱法先开渠口者仍复不少，镇五堡仍复受害”。雍正四年（1726年）年羹尧再次途经肃州，镇夷五堡士民阎如岳等“携拽家属百事哭诉苦情”。^[14]年羹尧采取强力措施，将地方官员革职查办，由安肃道派毛目水利县丞巡河，封闭甘、肃、高台渠口，并派夫丁严密看守渠口以防上游乱开渠口，至此该水案方得以解决，镇夷堡水利方有保证。后人为此修建阎公祠堂以彰显阎公事迹，“于芒种前十日祝如岳并年羹尧，至今不替”，^[15]为民争水的阎公在地方上拥有很高声望。可见，面对上游强行违规，处于弱势的下游地区往往由乡村士绅带领民众控诉争竞，获得官府支持后方能保证应有的水权。阎如岳成为地方绅耆带领民众争取水利权力的典型，同时也清晰地反映出士绅对官府权威的仰赖。另据民国档案记载，金塔酒泉争水中，金塔县士绅赵积寿负责金塔水务，该绅多次为金塔民众申请水源，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时为金塔讨要讨赖河水，却遭到酒泉民众的控诉。酒泉民众多次上控官府认为赵积寿扰害酒泉水利，要求惩处赵积寿，甚至一度上告至兰州省政府。对此省政府对赵积寿的处理意见为“对赵积寿未免言过其实”，^[16]并告诫民众以后不得如此中伤赵积寿。从此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到，官府往往保护为地方事务服务的士绅，官绅之间的契合一直存在。

总体而言，清代河西走廊官绅之间的合作与依靠是双向的。一方面，官府依赖士绅为其解决日常的民间争水，在大型水案中士绅也可起到辅助作用。另一方面，从为民请命可清晰地体现出在水利不公面前，士绅阶层对官府的依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