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中叶以前，农牧兼营是嘉峪关外的社会经济结构。陈诚曾在嘉峪关以西的赤斤、卜隆吉等地，看到有夷人种田处。^[78]从诸部内迁到清初，嘉峪关西、肃州北部沦为蒙古游牧草场，千里沃壤，“鞠为茂草，无复田畴井里之遗”。^[79]清初，“出关而外，则皆昔之赤斤蒙古地，今皆西夷据牧之”^[80]。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张寅押送军粮，过“回回墓”、鄯马城，“二十七日，五十里至柳沟，群夷就牧，羊牛成群”。^[81]“威虏城在北六十里，今西部额尔克科尔罗住牧”。^[82]

康熙中叶以来，清廷大规模在关外屯田。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清廷招徕官民在肃州与布隆吉尔毗连迤北的西吉木、达里图、金塔寺等处垦种。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清廷同额鲁特贝子阿喇卜坦就西吉木、达里图等3处进行了划界，“现于交错耕种处立界，令不得逾越”。^[83]划定界地带动了边陲地区的经济开发与社会发展，关西以牧业为主的经济结构开始变动。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肃州卫守备曹锡钺开垦金塔堡田地“九顷八十亩”。^[84]雍正四年（1726年），毛凤仪开垦王子庄东、西两坝。同年，土鲁番维吾尔托克托、吗穆忒等内迁金塔寺，威鲁堡安插吐鲁番回族人250户，承种熟地15360余亩。^[85]随着垦田规模不断扩大，雍正七年（1729年），岳钟琪奏请肃州设立直隶州，王子庄设立州同。“各省设立分防佐贰，原因地方辽远，州县耳目难周，特驻专员，用资巡察。”^[86]“查金塔寺营所属之威虏堡，既已迁住回民，而附近之王子庄、东坝等处又有招垦民户。凡伊等受田屯种，全资水利。旧时虽有河渠一道，已为民户所有，且水势微细，民户灌溉之外，回民田庄不能霑足。兼之汉回共用，将来恐启争佔之渐。臣于雍正四年前赴沙州，已值吐鲁番回民移驻内地之时，臣即来便将威虏堡等处地利情形逐一确查，见水利农所必需，因行令肃州通判毛凤仪等，趋筑堡盖房鸠工之便，相度讨来河水势，另开新渠二道，长四五十里不等，现在四百余顷之田灌溉有余。令户民、回民各管一渠，分定界址，以杜混淆，计共需银二千六百余两，……惟是威虏等处去肃一百数十里地方，官稽辖颇遥。臣思意应设肃州州同一员分驻威虏堡，既可化晦弹压，兼令专司水利，似于地方有益。”^[87]

雍正八年（1730年），设王子庄州同一员，衙署地名噶里戈什。州同驻威鲁堡与解决水利争端有关，并无其他职责。“查该州同前于分驻王子庄案内，止议令化导回民专司水利，并无管理地方之责。”^[88]州同“迩时并无印玺，用者其文曰：驻扎威鲁堡化导回民专司水利王子庄州同关防”。^[89]雍正十年（1732年），王子庄出现在了清廷的粮价奏报折中，凸显王子庄屯田在西路清军补给中日益重要。随着屯田规模不断扩大，水资源紧张日益凸显。雍正十年（1732年），清廷计划将吐鲁番维吾尔人安插在王子庄，但“肃州之王子庄水泉甚少，可垦之地不敷回民耕种”。^[90]

乾隆二十年（1755年），新疆底定，安西、肃州一带在地理位置上已属内地，对于清王朝遥控新疆，战略位置颇为重要。肃州特殊的地理位置推动了王子庄周边的垦荒活动。“昔为沿边屏障，今成腹内要冲。生聚既繁，田畴宜辟。”^[91]官方通过免除赋役等经济手段鼓励垦荒。垦荒活动引起了王子庄社会生产方式、经济结构的巨变，“而其功最大而利最久者，莫如开垦王子庄地，招民居种，浚渠引水，以数百年龙荒沙漠之区，一旦而化为鸡犬桑麻之境，平畴弥望，烟火相错，上裕国赋，下育黎元”。^[92]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威鲁堡开垦新地12000余亩。^[93]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二十七年（1762年），“查肃州金塔寺等处，近垦荒地一万七千余亩”。^[94]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州同驻地移驻南移金塔寺土城。州同驻地迁移，一方面是与威鲁堡维吾尔人回迁吐鲁番有关；另一方面，随着移民增多，屯田规模扩大，当地移民社会呈现复杂化，其中，水资源不足的矛盾显得尤为突出。水井遍布王子庄周边的村庄、州同署地。宣统元年（1909年）统计，王子庄只有1443户，5807人，尚有水井53口，7宇龙王庙，州同城内有水井12口，附城有井4口。^[95]王子庄的许多村庄的名称，例如东坝四分、东坝三分、东坝上三分、西头坝、西坝二分等，显然与建立水利制度分配水资源有关。王子庄周边水资源稀少，引发纠纷是不争的事实。“年年均水起喧嚣，荷如云人语繁，细刻分阴冕，一滴俱关养命源”^[96]是王子庄水资源紧缺的真实写照，分配水资源仍属州同的职责。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金塔民众与肃州民众因引水灌田引起争讼，“前分州张会同前肃州徐判令金塔得水七分，茹公渠得水三分立案为例”。^[97]除分管水利外，州同职责扩大，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金塔寺、威鲁堡等处各类已升科、未升科的地5600余亩，金塔寺户口坝等9坝原额正粮850余石，先后“俱请交与王子庄州同督率垦种，并收放粮石”。^[98]“今回民俱已迁徙，自应仿照各州县分驻佐贰之例，将附近王子庄各村庄之斗殴、赌博、户婚、田土与一切违禁之事，俱责成该州同就近办理，分别详报。其命盗重案仍听该州审理。”^[99]“州佐贰为州同、州判……所管或粮、或捕、或水利。”　^[100]上述均属州同职责。除征收田赋外，当商、山陕商人在当地从事商业活动。王子庄有包括德顺铺在内的当商7户。^[101]当地有山陕会馆，“关帝庙，旧名山陕会馆，在城内东街”。^[102]王子庄州同征收当税、畜税、畜契税分别为340两、81.024两、6.747两。^[103]从《清实录》《王子庄州同赋役全书》中关于豁除额赋、升科的记载来看，乾隆中叶以来，王子庄小规模的垦地活动一直在继续。清末，王子庄的各类地亩数量约为124700余亩，“应征仓斗正粮一千三百一十八石一斗二升八合”。^[104]从王子庄的土地规模、商业活动、征税种类、数量来看，王子庄已转变为以农业为主的社会。

王子庄经济的发展要求加强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这一要求同时为城镇的发展提供了动力。“凡设官分治，必有城垣以资捍卫，学校以资教育，又必有祠宇以肃人心而神感化，盖所在皆然也。”^[105]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王子庄州同移驻金塔城，土城周围190丈。乾隆五十年（1785年），州同彭以懋按照规制扩充金塔旧有土城堡为金塔城。同治五年（1866年），知州李元嘉、州同刘季挹为应对“回民事变”，对旧有城墙加筑。光绪元年（1875年），州同郝遇龙增修南北城楼2座，又筑北城外月城一道，城门、瓮城皆以砖石砌成。^[106]王子庄州同署移驻金塔城后，衙署借寓民房。乾隆三十年（1765年），州同姚墟请拨银2100两建县署，获准未建。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州同瑚公修建衙署头门、大堂、仪门。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州同谭乃熊扩建州同衙署：“五十五年，予莅兹任，见街署窄小，从宅门到头门仅五丈，固详准上宪借得养廉三百两，于是以银一百余两赀添杨、张、李等五家地基，鸠工庀材修盖头门仪门大堂、二堂、书房、内宅、衙役房、群房、迎宾馆、土地祠共八十余间，历百七十余日而工竣，共费一千八百余金，旋奉部驳，估变噶里戈什旧署砖瓦木料，饬解银二百一十二两零。二项并解费共用银二百六十余两。……今日新署柱梁皆属大木，椽檐皆构松株，房上屋脊则用兽头简瓦花砖，壁则灰饰丹粉，地则墁砖镶石，外固垣墉，内启门窗，照壁前峙，辕栅旁列，掘井栽树，安挂匾联。”^[107]

从衙署的规制来看，王子庄州同的衙署颇具规模。光绪四年（1878年），署州同郝遇龙重修破败的衙署，“先将头门、仪门、照墙、甬道设法重修。所需木瓦、砖石、灰料、工匠各费官自给发，不动公，不扰民财，次第完整”。^[108]除此之外，常平仓、义仓等州县必备的基础设施亦被兴建。在前代兴建的基础上，一大批与当地居民生活信仰密切相关的祠宇被不断兴建。王子庄州同境内共有所建坛庙、寺观共28所。^[109]文庙、关帝庙、城隍庙、文昌宫、魁星阁、马王庙等祠宇庙坛与内地一致，九莲寺、总圣宫、孔雀寺、毛公祠等颇具地方特色。宣统元年（1909年），城内尚有文武衙署4所，高等小学堂1所，庙宇共6所，魁星楼一座，劝学所一处，巡警局一所，井13口。^[110]城市的建构具备了内地州县的特征。一些地方崇祀活动被纳入到国家崇祀的范围。光绪十年（1884年），“以神灵显应，颁甘肃肃州金塔堡关帝庙扁额曰灵武冠世，城隍庙扁额曰镇慰黎元，并加封号曰灵感龙神庙，扁额曰应节合义，并加封号曰沛泽”。^[111](www.daowen.com)

明代成化以前，肃镇“虽富庶胜前，而文教未兴”。经过官员不断推行文教，“而夷俗为之稍变……盖经转移化导之后，虽伏处边鄙天末，亦属几与内郡同风矣”。^[112]乾隆以来，文教事业越过边墙，乾隆五十年（1785年），王子庄州同彭以懋创建柳堤书院。同治五年（1866年）被焚毁后，同治十二年（1873年），州同郝玉龙会同本地岁贡生陈豫讷移建于金塔城内东北隅，改为金泉书院。书院内文昌宫、文庙俱全。义学、社学次第繁兴，“自乾嘉以迄同光，所设义学不下数十处之多”。^[113]僻处边外的金塔“异时，士气蒸蒸日上，与中原文士并驾争驱”。^[114]“金虽僻陋，颇饶文风，关于每届试院，几分肃学之半，其掇巍科、登贤书者，代不乏人”。^[115]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州同杨泰遇在堂金塔堡内开办王子庄分州高等小学，教习正副2员，学生20名，初级小学堂7座，教习各一名。^[116]

明初，附近的威虏卫、威远卫皆汉人居住。从明代中期到清初，大量寄住民族迁入，这一区域成为民族迁徙流动的中转点，民族结构在民族不断迁徙融合中改变。州同驻地金塔寺堡“先年属威虏，汉人居住……后因威虏归并肃州，因以安插西番日羔剌等”。^[117]“计所安置番帐七百余所，部落男妇三千四百余人。”^[118]内迁部众不断迁徙融合，“经过近两个世纪的漫长发展变化，迁入肃州的哈密卫三大部众，士、农、工、商各业兼而有之，已逐渐融入了当地社会”。^[119]清初，内地化进程加速后，内地民众不断西迁金塔，“本县户口在明末清初时，拓民开荒，迁自晋陕及镇番、高台等处”。^[120]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来自山西、陕甘的35户移民即被安插在金塔寺地方。^[121]镇番民众迁至金塔县“垦地务农”。^[122]雍正四年（1726年），吐鲁番维吾尔人托克托、吗穆忒等内迁于此。维吾尔人回迁后，“此地遂空。因分金塔所属各汉民二百四十余户移此住种，百余年来，休养生息，田肥美，民殷富，户口三千余众”。^[123]“回民事变”中，金塔人口丧亡，此后，王子庄的人口保持在5800到7500人之间。民族成分皆属汉民。^[124]就社会结构而言，“编户皆迁自他邑，惟知务耕稼、牵车服贾为治生计”。^[125]士、农、工、商各业兼而有之，同内地无异。

明代“河西孤悬境外，肃镇尤为极边”。^[126]肃州卫墩堡相列，驻军众多。明清嬗代，长城沿线的防务被弱化，边关要塞的地位不断下降，“今蒙汉一家，羌戎服化，新疆外包，此为腹里，从前隘防斥堠，似无所用”。^[127]王子庄周边大量具有军事防卫性质的墩堡转变为村堡。在设立州同之前，王子庄堡、威虏卫、威虏城的地理位置比较模糊。随着社会经济的变迁，王子庄州同的设立，王子庄成为这一区域的代称，界域逐渐清晰。王子庄边界、幅员等行政区划的一切要素都已经具备，完成了内地化的进程。民国二年（1913年），王子庄州同正名为金塔县。

边陲内地化的进程在清代不断向西拓展。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到雍正五年（1727年），清廷在明代羁縻卫所的旧址上设立了具有一定的军事组织性质的行政建制“关西五卫”。不断移民、屯田，关西的社会生产方式、经济结构、民族成分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乾隆二十五（1760年），“关西五卫”地方改为渊泉、玉门、敦煌三县，设安西府管辖。^[128]关西在行政体制上完成了内地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