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年间，明王朝在肃州卫北边设置威虏卫。威虏卫设置后曾两度废弃，“（洪武）三十二年，以威虏卫官军补（山丹卫）前所”^[45]。永乐元年（1409年）八月，“复甘州前后卫、威虏卫、镇夷千户所”^[46]。可见，威虏卫第一次遭裁撤的时间应该在建文元年（1399年）以前。永乐三年（1411年），威虏卫再度被裁撤后并入肃州卫。^[47]嘉峪关以西的哈剌灰、畏兀儿及川边、王子庄、赤金、苦峪、柴城儿、骟马城、大草滩等处诸部族，“俱是我哈密、蒙古、罕东等卫属番，皆属肃州卫带管”^[48]，“皆分领于指挥、千户，而听命于西番都督者”^[49]。明初，明王朝国力强盛，关西战事稀少。王子庄属羁縻卫下的指挥、千户管领，“王子庄”很少出现在官方文书中。随着明王朝国力下降，关西诸卫屡遭到日益强盛的吐鲁番攻掠，在苦峪、王子庄、骟马城、大草滩等处地方驻牧的赤斤蒙古首当其冲，“王子庄”才频现于成化、弘治、正德朝边臣的奏疏中。正德九年（1514年）、十年（1515年），王子庄尚遭到写亦虎仙、火者他只丁、马黑木攻掠。正德十一年（1516年），屡遭掳掠的川边、王子庄、赤斤、苦峪等处部族内迁，暂被安置在肃州迤北威虏、金塔及沿边上、下古城等地方。^[50]嘉靖五年（1526年），内迁诸部的安置问题在明王朝内部引起争论，明王朝内部在内迁诸部族安置区域上并无分歧，争论的焦点是临时驻牧还是永久安置。巡抚陈九畴、兵部尚书金献民主张将哈剌灰、畏兀儿人安插肃州东关厢居住，川边、王子庄、赤金、苦峪、柴城儿、骟马城、大草滩等处部落安插肃州境外威虏城。杨一清无视西域政局变动下诸部内迁的事实，以兴复哈密作为解决内迁诸部问题的前提，因循原有的临时安置措施，得到嘉靖的支持，“以臣愚计请毋事纷更，待哈密复立之日方可议此，上以为然”^[51]。最终，“合无将前项川边、王子庄等处番夷，令其照旧于金塔寺地方住牧”^[52]。嘉靖七年（1528年），内附的雅尔穆呐被安置于威虏旧城及天仓墩、毛目城、白墩子等地。由于未筑城堡，散居驻牧无法给内迁诸部提供安定的环境，内附诸部相互攻掠，引起当地民众恐慌。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在巡抚都御史杨博的主持下，威虏、金塔寺古城被修葺，并添筑7座城堡，12座墩台，重新安置东迁诸部。此次安置的东迁部落共7支，帐房706顶，4490口，亦分别以他们在这之前的驻牧地“瓜州”“赤斤”“柴城儿”“苦峪”“川边”“沙州”称之。曾生活在王子庄一带的苦术之部众察黑包族、川哥儿族亦在安插之列。“若王子庄则住哈峪儿亦都督也，子曰喃上儿，乃今川哥儿之祖”^[53]。川哥儿族“亦赤金、王子庄苦术之部落也”^[54]。察黑包族“亦苦术之部属，分住川边”^[55]。王子庄，“头目川哥儿等部落男妇八十九名口”^[56]。安插的原则是“令各如所拟地认住”^[57]。“川边族，头目察黑包等部落……安插王子庄墩堡”^[58]。察黑包等部居住的墩堡即被称为王子庄墩堡，居住地附近的墩亦如是被称为为王子庄墩，“王子庄墩，去城一百里”^[59]。王子庄墩堡安置的实际上是察黑包之子满个虎力，“王子庄墩堡，城北一百里。先番族头目察黑包子满个虎力耕牧，因相互攻杀，遗众顺哥力哥失”^[60]。“《都司志》又有王子庄堡，在堡（下古城堡）北界。”^[61]《都司志》指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到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间包节所著的《陕西行都司志》。《陕西行都司志》中出现王子庄堡的记载是符合当时的状况的，更能佐证王子庄堡确实命名于这一时期。万历年间，王子庄（墩）堡亦被明人称为“王子庄”，《肃镇华夷志》载：“金塔寺堡……西至下古城境外王子庄三十里。”^[62]

诸部内迁肃州近边后，其社会生产方式逐渐发生变化。内迁的川边、王子庄、苦峪、赤斤等众“亦善耕牧”^[63]。迁入州的畏兀儿、哈喇灰部众“惟事畜牧，不善耕作”^[64]。明朝边臣把耕牛、农具、种子散发给内迁的哈剌灰、畏兀儿部众。“初给种米五百石，后或百石，诸夷亦颇安之，及是其酋癿吉孛剌、合剌灰、畏兀儿等以房屋、地土不足居种，奏请拨给”^[65]。嘉靖十三年（1534年），“以肃州卫钵和寺境外间地一十六顷有奇，给寄住哈密卫都督癿吉孛剌等部落耕种”^[66]。明朝边臣“筑修威虏城以安属夷，置买农器，散给以资其食，不许肃散乱往返，以严夷夏之防”^[67]。但内迁诸部并没有如明朝边臣所愿，定居在威鲁堡等7城堡，定居20余年后，安置于威虏城等处的各部又陆续回迁至肃州周边，“后因威虏北边各夷安插日久，又至肃州金塔地方住牧……遂使移入内地，散处城东大路草滩，与当时安插至意大异”^[68]。当时主持安置事宜的杨博对此颇为不解，“臣博往年巡抚之时，已题奉钦依移住境外金塔寺等处，至今二十余年，不知何故，又容其入内分住”^[69]？明朝不得不再次安置散住肃州周边诸部。受汉族农业生产方式的影响，安置肃州附近的诸部最终成为农耕生产者，有些甚至融入汉族。万历年间，癿吉孛剌等部落农牧兼营，“好耕牧”，“食则足于田亩，衣则足于孳畜”^[70]。肃州边臣“又令夷童亦诵儒书，而夷俗少变”。^[71]清代，散居肃州的内迁诸部被称统称为“黄番”“黑番”，“黄番”八族原来临肃州城各坝居住，与当地土著民众一样种地当差，个别无地“黄番”或充伍食粮，或与民佣工，或牧放为生。而“黑番”居住在南山一带，与土著居民杂居，一部分在平地种地纳粮，也有在山里开垦荒地者，更有畜牧为生者。内迁部族已经融入了当地社会，“迄今，本朝德化涵濡，渐摩愈久，并多篪毡裘而袭冠带，俗同编户，与内地人民一体纳粮当差，以供赋役”。^[72]

诸部内附以后，嘉峪关以西重新沦为西喇郭勒蒙古部人游牧地，这一带的地名逐渐被称为“达里图（达儿兔）”“西吉木”。“嘉靖以后，哈密部人散居赤斤等处，归属于吐鲁番。明季及国初为哈密别邑，名曰达里图、西吉木，而漠北及及青海蒙古亦杂处焉。”^[73]“达里图（达儿兔）”“西吉木”同“赤斤”“布隆吉”均系蒙古语。“苦峪者，夷言达里图。”^[74]明末，嘉峪关以西的王子庄城及肃州北部的王子庄（墩）堡都遭废弃。随着时间的流逝，嘉峪关以西的王子庄逐渐消失在当地人的记忆中。清初，已经很少有人知道前代王子庄城的位置，修于顺治十三年（1656年）的《肃镇志》既没有引述明人对王子庄、王子庄堡的记载，也缺少清代人对王子庄现状的描述。此后，只有《读史方舆纪要》《秦边纪略》《通鉴纲目三编》仅引述明人旧说。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张寅押送军粮，过“回回墓”、鄯马城、柳沟等地，却唯独没有提及处于交通要道上的王子庄。^[75]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清廷同额鲁特贝子阿喇卜坦就西吉木等三处划界后，“于达里图置靖逆厅，于西吉木设赤金卫，乾隆中并改为玉门县治靖逆城。”^[76]“西吉木”“达里图”等地名在清代的文献中短暂出现后，即被“靖逆厅”“赤金卫”“玉门县”替代。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以后，关外变为通衢，清人关于嘉峪关以西地理的著述增多，嘉峪关以西的王子庄完全没有出现在清人的著述中。常均所著《敦煌随笔》记载“回回墓”、骟马城、赤金治所，但却没有提及关西的古城垣王子庄。清末，陶保廉云：“无名氏《秦边纪略》卷六，嘉峪关至哈密地名，问之缠回，绝无知者。”^[77]清人只能把王子庄堡误认为王子庄旧址。(www.daowen.com)

从明代王子庄城、堡的地理位置、命名及明代嘉隆万时期王子庄、王子庄墩堡共存，王子庄墩堡被称为王子庄，清代王子庄、王子庄堡名称通用判断，清代的王子庄系明嘉靖年间新建的王子庄墩堡。北凉时期，嘉峪关周边均属北凉的领域，系农牧交错地带，沮渠牧犍准确的驻牧地无考。如王子庄确因沮渠牧犍驻牧而得名，沮渠牧犍驻牧的地点应该是嘉峪关以西的故城垣王子庄城，而不是明代新筑的王子庄墩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