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光武帝为政治施为的偶像，是高宗中兴形象塑造的另一策略。

先从宋高宗御书《汉光武纪》一事谈起。史载：

（绍兴二年十二月）丁酉，右谏议大夫徐俯入对，上面谕俯，有合奏禀事，不拘早晩及假，并许入。俯尝劝上熟读《汉光武纪》，上书以赐之曰：“卿近进言，使朕熟看《世祖纪》，以益中兴之治。因思读十过，未若书一遍之为愈也。先以一卷赐卿，虽字恶甚无足观者，但欲知朕不废卿之言耳。”^[52]

徐俯劝高宗“熟读”“熟看”《汉光武纪》，希望从光武朝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高宗手书《汉光武纪》并赏赐臣下，表明其对光武“中兴”事业的向慕。君臣围绕《汉光武纪》的互动，不唯是一场意义指向鲜明的精彩表演。说白了，高宗读写《汉光武纪》就是做给天下人看的。此事既是具有明确目的的政治宣示，又是高宗以光武为楷模的表露。

再看一件与此相关的事情。高宗八十大寿，孝宗命杨万里为奉册礼官，不料太上皇大怒，“作色曰：‘杨某尚在这里，如何不去？’”孝宗一头雾水，“不晓圣意”。高宗曰：“杨某殿册内比朕作晋元帝，甚道理？”^[53]高宗对臣下将其比作晋元帝极为不满，这涉及其对政治仿效对象的选择问题。

选择偶像，是关乎帝王形象塑造的大事。效法光武，是高宗君臣对前朝君主的比较与评判中得出的。高宗即位之初，李纲就进言，“宜深考汉之高祖、光武，唐之太宗所以创业中兴者”，予以效法。^[54]绍兴七年（1137年）八月丁酉，左从事郎朱松上奏：

自昔中兴之君，惟汉光武可以为法，晋元帝、唐肃宗可以为戒。元帝东渡，赏刑失中，强臣跋扈，晋室终以不振。肃宗虽复两都，而急于罢兵，是以终唐之世，不能取河北。^[55]

高宗对此称赞有加：

上悦其言，而于光武、晋、唐之论尤所嘉叹。明日以喻辅臣，且论元帝、肃宗之失，而尤以元帝区区仅保江左略无规取中原之志为诮。

“诮”者，责备与讽刺之意。通过对晋元帝的批判，来表明高宗的志向，“当是之时，圣志所存亦可见矣”。^[56]

在宋高宗君臣看来，晋元帝偏安东南，终究不能兴复中原；唐肃宗时藩镇强势，皇权式微。进而言之，仿效东晋是政治保守的象征，“东晋有江左，保守百余年”，效法光武则是致力中兴的体现，“胡不法光武……国祚乃复传”^[57]。对前朝君主的评判，实际上是对自己的定位，效法光武的潜台词就是立志“中兴”。

高宗公开宣示效法光武，对臣下将其比作晋元帝极为恼火也就不难理解，善察帝意者将高宗与光武相比就是自然中事。绍兴八年（1138年）五月戊戌，降金的张括等归宋，高宗以为背叛从伪者若能自归，即论功推赏。赵鼎等大为赞叹：“此汉光武之略也。”^[58]同年十月辛巳，朝廷为刘光世赐第，宰执称高宗恩礼武将，“深得汉光武遇功臣之意”^[59]。

效法光武是宋高宗的一面精神旗帜与政治招牌。高宗在平日言辞和朝廷诏令中直接表露出对光武的钦慕。需注意，高宗的光武叙述，因事因时而异，根据政治需要选取不同事例做出有针对性的解读。绍兴二年（1132年）十一月壬申，高宗对臣僚曰：“自昔中兴，岂有端坐不动于四方者？……若汉世祖起南阳，初与寻、邑之战，以少击众，大破昆阳”，“朕谓中兴之治，无有不用兵者”。^[60]此时宋金战事正酣，寻邑之战无疑具有强大的精神感染力，高宗“用兵”而致“中兴”的逻辑，正是抗金的亟须。

绍兴十一年（1141年）六月甲戌，高宗谓宰执曰：“中兴自有天命，光武以数千破寻、邑百万，岂人力所能乎？朕在宫中，声色之奉，未尝经心，只是静坐内省，求所以合天意者。”^[61]宋金谋求议和，高宗借光武之事，得出“中兴自有天命”的结论，强调“静坐内省”的重要性。同一个故事，解读却完全相反。高宗对光武故事在不同语境下按需所取，演绎出符合统治的意义来。(www.daowen.com)

宋高宗对光武“柔术治国”的态度值得仔细玩味。绍兴三年（1133年）十一月丁巳，布衣李汉英上书：“国家之弊，在用柔太过，故虏得逞。”高宗称：“光武治天下以柔，汉室复兴。”^[62]上书者此处所言的“柔”，指宋廷对金的保守策略与战争中的软弱。高宗的作答，化用光武“以柔”治天下而中兴的典故，将其转换成应对批评的依据。

南宋以临安为都，多为时人诟病，被视作保守的象征。对以“中兴”为号召的高宗来讲，无疑是一个需要解释的问题。绍兴八年（1138年）三月二日，诏令：“昔在光武之兴，虽定都于洛，而车驾往反，见于前史者非一，用能奋扬英威，递行天讨，上继炎汉，朕甚慕之。”以光武前例做好铺垫后，高宗转向当下：建都临安，以期“内修政事，缮治甲兵，以定基业”^[63]。经此一番费尽周折的解读，曲折婉转地将其保守策略转化成积极有为的宣示。

宋高宗效法光武兴建太学之举意味深长。绍兴十四年（1143年）三月，高宗亲临太学，诏：“世祖纬文建武，肇兴于太学，既抚绍开之运，咸推乐育之心。朕寅奉基图，敦崇教化，稽前王之轨范，遵列圣之规模，兹偃革以息民，乃恢儒而建学。”^[64]太学之建立，诏令明言乃“稽”汉世祖刘秀之“轨范”。高宗指出此中“偃革以息民”的意义，正是宋金议和后的政治需要。时人也称是举，“视光武兴汉先建太学比日临享者同意也”^[65]。

宋高宗还举光武旧例来化解武将不和之事。绍兴初，韩世忠与刘光世交恶，高宗两次调解，一次曰：“汉贾复、寇恂以私愤几欲交兵，光武一言分之，即结友而去。卿与光世不睦，议者皆谓朝廷失驾驭之术，朕甚愧之。”^[66]第二次高宗再以光武旧事晓谕当事人，称“今日朕为分之，宜释前憾”^[67]。高宗此举，以光武为楷模之用意很明显。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与高宗一样，臣僚的光武叙述，也是从中撷取对现实统治有意义的“情节”进行解读。这些“情节”有着政治宣传和高宗形象构建的“中兴”隐喻。于是乎，光武立志、亲临战阵、善待功臣等，根据不同的需要，被臣僚“有意挑选”出来，将之作为支持其言论和立场的依据，反复引用和阐述。

光武立志中兴的才略，时人再三致意。李纲称，光武以数千之卒起兵，“然志不为之沮”，汉以再兴。^[68]绍兴五年（1135年），李弥逊忧心高宗“圣志未定”，上奏称光武“谋深志定，力行而不疑，故功效之成”^[69]。李纲等所言光武立志中兴等，实际上是对高宗有为的期待。

光武“亲征”，为臣僚津津乐道。建炎二年（1128年）四月己巳，东京留守宗泽以光武“命驾南征，盗贼悉降，遂建东汉中兴之业”为例，建言高宗亲征。^[70]岳飞期待高宗“用汉光武故事，亲勒六军”^[71]。朝臣反复引述光武亲征故事，旨在激励高宗积极进取。

光武善待功臣与用人之术，为高宗君臣赞赏。绍兴三年（1133年）八月丙寅，君臣讨论武将增兵之事，席益曰：“方用兵之时，御诸将当如高祖，既定之后，待功臣当如光武。”史载：“上然之。”^[72]

兴建社稷，臣僚诉诸光武先例。绍兴十三年（1143年）三月乙巳，高宗下诏临安建太社太稷。究其原因，史载：“言者以谓社稷之祠，王者所重，故汉光武东迁，则置于洛阳”，宋室南渡，当建祠以示事神保民之意，“故有是命”^[73]。

光武故事也是经筵讲读的重要内容。高宗重视经筵，认为光武“干戈鞍马之间，亦惟道艺，不废讲论，复汉中天之统，朕心慕焉”。^[74]任侍讲者，对其职责也很清楚，“投戈讲艺，独追光武之遗风”^[75]。君臣不约而同地把经筵讲读与光武故事联系起来。

实际经筵讲读中，借光武故事评论时政自然是题中应有之意。绍兴初年（1131年），侍讲程瑀进言“汉光武亲临战阵”，高宗认为：“朕方欲措置江上，军将定迭即骑往按视抚劳，以作厉士气。”^[76]卫博对光武反对臧宫出兵匈奴“故事”的解读是：“光武身济中兴，闭玉关以谢西域之质，卑辞币以礼匈奴之使……苟非其时，不如息人。”^[77]借光武故事发挥息人自保的意义，显然是绍兴议和在士人言论中的投射。

很明显，臣僚对时政的讨论，往往以光武旧例为“话头”起讲，再将之与南宋的实情剪辑组合，最后针对时事提出意见和建议。光武朝行政的前例，成为高宗君臣政治施为的模范，是他们评论现实政治的标准和依据。高宗君臣对光武故事的因循取则，内容繁杂，随宜应变，体现出鲜明的“选择性”解释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