巧妙地借用光武帝刘秀的符瑞，是高宗中兴形象塑造的重要策略。

靖康二年（1128年）四月四日，耿南仲等上表劝赵构即位，列出诸多祥瑞，其中称：“黄河之渡则阴未凝而冻忽合；济州之瑞则红光见而火德符。天命章章著闻，周之武王，汉之光武，何以过此？”^[27]符瑞是“天命”在此的征兆。寻找赵构祥瑞的朝臣，却举出东汉光武称帝祥瑞的“先例”。

在五运轮替中，东汉以火德昌兴。^[28]刘秀即位前，强华奉赤伏符：“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所谓“符瑞之应，昭然著闻”^[29]。赵宋亦为火德，赵构重兴赵宋火德与刘秀振兴汉室火德的相似性，为朝臣所看重。“济州之瑞则红光见而火德符”当如是解。

“黄河之渡则阴未凝而冻忽合”，实际是将光武“滹沱河冰合”与“泥马渡康王”两个故事勾连起来的叙事。这堪称中国古代帝王符瑞营造中的妙笔。

作为赵构“受命之符”的“泥马渡康王”故事，在南宋广为流传。^[30]有趣的是，在南宋“泥马渡康王”叙述中，增加了光武“滹沱河冰合”故事的比附和解读。这是宋高宗符瑞制作中的重要一环。

关于“滹沱河冰合”，《后汉书·王霸传》载：

及王郎起，光武在蓟，郎移檄购光武……光武即南驰至下曲阳。传闻王郎兵在后，从者皆恐。及至滹沱河，侯吏还白河水流澌，无船，不可济。官属大惧。光武令霸往视之。霸恐惊众，欲且前，阻水，还即诡曰：“冰坚可度。”官属皆喜。光武笑曰：“侯吏果妄语也。”遂前。比至河，河冰亦合，乃令霸护度，未毕数骑而冰解。^[31]臣观光武初至河北，会王郎之乱，求帝甚急。方从蓟中晨夜南驰，

对此事，《东观汉记》^[32]《后汉记》^[33]《续汉书》^[34]《宋书》^[35]等有简要记载。作为“天意”的象征，此事被纳入十六国时期少数民族政权统治者的历史叙述中。^[36]

在南宋政治话语中，“滹沱河冰合”的叙述呈现出连接高宗符瑞的新路径。赵构即位前，官属劝进称，“合春冰乃受命之始”^[37]，“合春冰”开始进入高宗符瑞谱系之中。时人言赵构：“渡于河而河冰合，至磁州而神马迎，天心眷矣。”^[38]建炎二年（1128年）十月甲寅，高宗感叹：“向自相州渡河，野中寒甚，烧柴温饭，用瓢酌水。”对此，汪伯彦曰：“追念此时，与光武滹沱河燎火食麦饭何异？皆中兴之象也。”^[39]高宗想起“相州渡河”诸事，臣子以光武“滹沱河”故事予以解读，出现二者的比附叙述。

建炎四年（1130年）八月，綦崇礼遵朝廷之令，编辑汉唐旧事为《进御故实》进呈高宗。其中《论王霸从光武渡滹沱河事》，是“滹沱河冰合”与“泥马渡康王”两个故事融合叙述的完整呈现。

《论王霸从光武渡滹沱河事》抄录上述《后汉书·王霸传》中的记载，论曰：

而郎兵在后。使滹沱之水，或不得渡殆矣，安能中兴汉业，绵祀二百，

与西京之盛比隆而继美哉？当滹沱之未济也，闻侯吏之言，众情危惧，

将有离散之忧。王霸诡以冰坚可度还报，而众果得济。虽脱于险难，实天相之。

綦崇礼对“滹沱河冰合”的解读，焦点和结论是“实天相之”。借前朝“故事”阐述其“关涉治体”的时代意义，綦崇礼转向对现实的评述：

窃闻陛下初以大元帅起兵相州，将济河，如大名，以图入援。是时我师单寡，敌骑充斥，浚滑既梗，而贼营牢固，度不得前。忽报洹水渡河冰可济，遂趋洹水路，向晚，候骑言冰已拆，盖节近立春，冻当解矣。官属失色，莫知所为，未敢以白也。黎明，前锋报河冰复合，众情大悦。时久雪阴晦，及时开霁，天日清明。陛下乘小车安度，师徒独后乘粮车，以冰薄不能胜，有陷溺者。既度，三军欢噪。

比较“滹沱河冰合”与赵构“渡河”的叙述，可简化为相同的情节：追兵迫近→大河当道→大河冰合→王骑渡河→河水冰解。相同的叙述模式要传达何种信息，取决于臣下连贯古今的“解读”：(www.daowen.com)

盖天以大业付陛下，则神之相之，有非人力所能为者。是以中兴宋室，同符汉光，祚嗣之隆，未易量也。^[40]

两个“渡河”故事的契合点是“天相之”。綦崇礼对光武“故事”与高宗“时事”相似性的解读，从光武“脱于艰难，实天相之”始，落脚于“天以大业付陛下，则神之相之”，转化为高宗天命所在的符瑞，可谓费尽心思。

曹勋是高宗形象塑造的积极参与者，^[41]其对高宗的符瑞极尽渲染，其中就称，“及东渡大河，冰坚彻底，渡骑未毕，冰已流澌。此天兆中兴，同符世祖者”^[42]。危难之际，圣人自有天助。康王“东渡大河”的具体情节与光武“滹沱河冰合”近乎一致。

历史编纂是王朝正统性建设和帝王形象构建的重要工具。绍兴三年（1133），汪伯彦受诏编撰《建炎中兴日历》，其中就高宗的祥瑞称：“黄河合冻，发光武滹沱之祥……应天顺人，大一统自今以始矣。”作为赵构即位历程的叙述，《建炎中兴日历》将“黄河合冻”等视作高宗“应天顺人”的“授命之符”，进入官方史书的话语体系。时人称此为“陛下盛德之举，岂徒纪事而已哉”^[43]？乃帝王形象构建之策也。

高宗形象制造中，画家扮演着重要角色。光武“滹沱河冰合”与高宗符瑞勾连叙事中，《中兴瑞应图》堪称典型。

《中兴瑞应图》是高宗朝院画名家萧照之作，乃高宗“中兴”“瑞应”的展示。图共十二幅，其中第六、八幅为“泥马渡康王”的呈现，即赵构出使金朝，磁州崔府君显灵，得以渡河脱身南下。萧照笔下，高宗还有另一次更惊险的“渡河”，即第十一幅图所示：

中横大河，高宗乘马既渡，河冰忽解，人凡二十一，马十七，一没河中，首露水上。上自磁州北回时，穷冬冱寒，李固渡履冰过大河。上令扈从马先过，独殿其后，惟高公海一骑从行，上才及岸，冰作大声坼裂。回视公海，马已陷冰中，公海惟持马笼头得免。

萧照画中，高宗“渡河”乃光武“滹沱河冰合”故事的翻版。若隐去人名地名，知晓“滹沱河冰合”故事者，定会视作光武渡河的形象描画。对此，时人赞曰：“冰河千里，与雪同色，御骥登岸，冰遽解坼，呼沱曷圣，维德光宅。”^[44]明确提示此事与光武“滹沱河冰合”故事的相似之处。

明代林湄《题萧照光武渡河图诗》称：“刀鸣马奋势如山，层冰踏碎神龙寒……要知骏骑自空尘，飞腾冰上直轻身。”很明显，林湄所见是《中兴瑞应图》第十一幅，并将其称作《光武渡河图》。无独有偶，明仇英曾临摹过赵伯驹的《光武渡河图》。^[45]赵伯驹是高宗朝著名画家，其《光武渡河图》亦为借光武滹沱河冰合隐喻高宗“渡河”之事的可能性极大。

南宋臣僚、画家等将光武“滹沱河冰合”与高宗符瑞的勾连叙述，颇费周章。至南宋中后期，这一祥瑞依旧深入人心。时移世易，在金人统治下的“滹沱河”以及“光武庙”等，对南宋人来讲，已经变成与“中兴”息息相关的“记忆场”。原本自然的“河”与“庙”，成了蕴涵“中兴”意义的特殊“景观”，受到出使金朝的南宋使者的关注和凭吊。

高宗朝多次使金的曹勋，途径光武庙，触景生情：“冰亦复随人意合，从来大度自同符。”^[46]

乾道六年（1170年），使金的范成大经滹沱河时感慨曰：“闻道河神解造冰，曾扶阳九见中兴。如今烂被胡膻涴，不似沧浪可濯缨。”^[47]宋室南渡，故土沦丧，见证光武中兴大业的滹沱河，遭陷“胡膻”之污染，令人无限悲愤。

淳熙年间使金的陈益，过滹沱河时，对“光武庙塑像左衽”这个细节尤为敏感。衣服左、右衽是文化认同的重要符号。光武左衽，异于华夏传统的衣冠，陈益感叹曰：“早知为左衽，悔不听臧宫。”^[48]

嘉定四年（1211年）十二月十七日，贺金国正旦国信使程卓过光武庙，遂“循例下车观瞻，卓等炷香而行”^[49]。所谓“循例”，即“观瞻”“炷香”光武庙已成为南宋使者的常规活动。往返旅程中，使者在“滹沱河”“光武庙”驻足停留，在他们行程笔记中一遍又一遍重复着“滹沱河”“光武庙”的名字。使者眼中的滹沱河是光武故事的“物态化”呈现，观瞻、炷香、凭吊滹沱河等成为光武故事在南宋的另一种讲述和传播方式。

南宋亡后，被俘北上的文天祥路经滹沱河，大发感叹：“始信滹沱冰合事，世间兴废不由人。”^[50]滹沱河成了王朝兴衰的重要见证，这是光武“滹沱河冰合”故事在南宋的悲壮余音。

要之，南宋之前，“滹沱河冰合”故事有明确的“主角”“时间”和“地点”。宋室南渡后，光武“滹沱河冰合”故事被重新发现和诠释。南宋时人对“滹沱河冰合”故事的解读，画家“光武渡河图”的制作，使者对“滹沱河”的凭吊，使光武故事中的一个“情节”，转化成高宗的政治符瑞。有意思的是，时人采取了将“泥马渡康王”与“滹沱河冰合”黏合在一起的叙述策略。关于“泥马渡康王”，史臣曰：“故为此神道设教，以耸动人心。”^[51]南宋的光武“滹沱河冰合”故事的叙述和传播，同样是“神道设教”之术，宣示着天佑赵构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