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宣传与形象塑造是王朝须臾不可忽视的重要使命。用什么样的话语进行舆论宣传，这些话语又怎样成为帝王形象构建的常用语，这是需要统治者精心谋划的策略。刘秀称帝及中兴汉室的故事，从南宋建立之日起就成为高宗政治宣传和形象塑造的重要思想资源。元祐太后手诏首开其端。建炎元年（1127年）四月甲戌，元祐太后手诏告天下：

缅维艺祖之开基，实自高穹之眷命。历年二百，人不知兵；传序九君，世无失德。虽举族有北辕之衅，而敷天同左袒之心。乃眷贤王，越居近服。已徇群臣之请，俾膺神器之归。繇康邸之旧藩，嗣宋朝之大统。汉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兴；献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兹为天意，夫岂人谋？尚期中外之协心，同定安危之至计。^[3]

元祐太后原为哲宗孟后，后被贬出宫，而免遭靖康之变俘虏北去的命运。在赵宋皇室成员被俘一空的情势下，元祐太后的身份就显得非常重要。^[4]朝臣上疏“请后降诏诸路，使知中国有主”^[5]。特殊情势下，元祐太后的言论具有最高法统的意义。

“汉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兴；献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是太后手诏的“核心句”。时人对这一名句的影响予以极高评价：“天下读之戚然”，“以一言而收天下之心”。^[6]

为何上面这些话会产生如此大的作用？陈寅恪先生所谓“古典今事比拟适切”^[7]，键所在。手诏以光武中兴汉室的“古典”来解读当下赵构即位的“今事”，解决了南宋建立伊始的两大难题：一是论证赵构即位的合法性，二是向天下宣示新政权的政治意志。

光武故事有助于高宗即位合法性的论证。手诏明确指出，赵构为“康邸旧藩”，故“嗣宋朝之大统”。帝王即位，除“正统”之外，还有极为重要的一点，即是否为“天命”所归。故寻找赵构即位的历史和天命依据就显得尤为重要。

宋朝之前的历史上，刘邦建立西汉，至十世成帝时，王莽篡汉而中辍。“高祖九世之孙”^[8]刘秀建立东汉，重振刘氏统治，是为“光武中兴”。春秋争霸中，晋献公时国力衰微，其九子重耳励精图治而称霸，为晋文公。于此两段历史相似，北宋历经太祖太宗至徽宗钦宗九君，遭靖康之祸而亡。政治运行中，面对陌生复杂的新环境，决策者们“通过历史记忆去发掘思想资源”，以稳固施政基础，^[9]起到收拾人心和匡济时艰的作用。据载，徽宗被俘，密令曹勋上奏赵构：“时宜速应天顺民，保守取自家宗庙，若不勉顺，记得光武未立事否？”^[10]由徽宗九子继承帝位，赓续赵宋命脉，光武中兴汉室的故事无疑是可资借鉴的成功前例，时人所谓“引证最为切当”^[11]正是此意。“兹为天意，夫岂人谋？”成为赵构权力合法性来源的历史依据。

光武故事有助于新政权政治志向的宣示。“高宗称帝，以中兴为号召”^[12]，赵构即位的政治使命，也是臣民对新政权的期待。身遭亡国之痛的宋人，祈盼高宗能像光武中兴汉室一样，重新崛起。对时人而言，光武故事是一个王朝从中辍走向重振的成功典范，是挽救危局的精神象征。借光武中兴故事的讲述，为散乱的民众擎起集合的旗帜，唤起宋人对赵构的拥戴，树立朝野重建赵宋的信心，“事词的切，读之感动，盖中兴之一助也”^[13]。

要之，手诏中的光武叙事，有双重含义：说明赵构即位的合法性，前朝旧例成为高宗称帝正当性的重要历史和思想资源，所谓“天意”；宣示新政权的志向，表明朝廷的施政方略与政治规划，即“中兴”宋室。在赵构即位的最重要的文件中加入“光武故事”的解读，其“收天下之心”的用意不言自明，“诏令所被，无不凄愤激发，天下传诵……足以感动人心”　^[14]。

“用光武故事纪元”，是高宗政治宣传的重要组成部分。“靖康二年，今上即位，法东汉中兴建元之号，改曰建炎。”^[15]高宗年号“法东汉”的特殊含义，值得细究。

改元“建炎”是朝廷反复议论和仔细斟酌的结果。史载，“初议年号，黄潜善定为炎兴。耿南仲曰：‘此蜀年号。’遂为建炎。”耿南仲奏曰：

王者即位，求端于天，探一元之意，以正本始，故必建元，故汉光武中兴，改元建武。大王再造王室，宜用光武故事纪元。恭惟艺祖皇帝诞弥之年，太岁丁亥，大王殿下诞弥，岁亦丁亥。丁亥天元属火，宋以炎德王。艺祖开基，改元建隆，累圣相授，逮至靖康，乃遭中微。殿下绍隆，益光前烈。南仲等请改元为建炎。^[16]

朝臣将“建”“炎”二字分别予以追溯性解释。东汉光武帝即位改元“建武”，宋高宗“再造王室，宜用光武故事纪元”，是为“建”的来源。按五德终始说，宋为火德。^[17]国家每遇危机，往往重申火德，显示德运延绵不绝，以增加统治的向心力，是为“炎”的来源。^[18]年号是说明王朝权力来源与统治正当性的重要装置，“建炎”年号有双重资源的支撑，一是赵宋传统，二是光武故事。高宗即位赦书曰：

朕惟火德中微，天命未改，考光武纪元之制，绍建隆开国之基，用赫丕图，益光前烈。^[19]

朝臣建言“用光武故事纪元”，高宗强调“考光武纪元之制”，年号选用问题上，君臣一致揭举光武故事这一思想资源的重要性。(www.daowen.com)

高宗改元“绍兴”，同样借助于光武故事。其改元赦书曰：

绍奕世之宏休，兴百年之丕绪，爰因正岁，肇易嘉名，发涣号于治朝，霈鸿恩于寰宇，其建炎五年可改为绍兴元年。于戏！《小雅》尽废，宣王嗣复于宗周；炎正中微，光武系隆于有汉。^[20]

“绍兴”本身含有“中兴”之意。“炎正中微，光武系隆于有汉”，如此“有意”的解读，就是借光武故事在“改元”这一重大事件中向天下表明王朝谋求“中兴”的志向。“嘉名”之义，在于此也。

即位仪式“用汉光武故事”，是高宗的一个创发。即位是赵构承受“天命”的重大仪式。作为这一仪式的展示舞台，“中兴受命坛”尤为引人瞩目。史载：

初，睢阳当五代之末，有狂僧日呼于市曰：“此地将来有圣人出世。”及我太祖以归德之节，受周禅而国号宋，人以为应矣。至是乃正应其语。上之将即位也，门下侍郎耿南仲等请用汉光武故事，为坛于宋之阳，先告天地，北望二圣，然后受命。及上登坛受表，涕泗交流，百官环侍，无不感动，因名其坛曰中兴受命之坛。^[21]

“即位坛，王者所以兴也。”^[22]这对每一个新即位的帝王来讲，均如此。然，特殊情势下即位的赵构，还要以此表明其“中兴”宋室的政治意志。如何赋予即位仪式这一特殊的含义，高宗君臣在“舞台”的象征意义上大做文章。

“中兴受命坛”之名，本身就包含两层含义，一是“受命”，二是“中兴”。关于光武设坛即位之事，《后汉书》载：“建武元年，光武即位于鄗，为坛营于鄗之阳。祭告天地。”^[23]在此，若要考察清楚高宗君臣究竟如何“用汉光武故事”来设坛即位，无疑是徒劳。对高宗来讲，告诉天下“用汉光武故事”来设坛即位，最重要的是表达有志于“中兴”的态度。刘秀在鄗南建坛称帝，之后中兴汉室。高宗“用汉光武故事”，建坛南京，告天地，并以“中兴受命”命坛，标举“中兴”的旗帜。换言之，赵构即位仪式因“用汉光武故事”的发明，从帝王即位仪式“受命”的传统意义，又生发出“中兴”的新义。通过这一有着强烈象征意义的特殊“舞台”，公开宣示朝廷的政治意向，自然有助于高宗中兴形象的塑造。

郊祀中“据光武旧礼”，是高宗的有意设计。建炎二年（1128年），南宋首次郊祀，史载：

是岁，始据光武旧礼，以建武二载创立郊祀，乃十一月壬寅祀天配祖，敕东京起奉大乐登歌法物等赴行在所，就维扬江都筑坛行事。凡卤簿、乐舞之类，率多未备。^[24]

郊祀赦书称：

谋有虞东巡之制，循建武二成之规……置大器于复安，实冀昊天之所予。尚赖六服群辟三事大夫共宏恢复之功，亟底隆平之业。^[25]

南宋首次南郊，虽有些仓促，但君臣却用心琢磨。光武首次郊祀在其即位的第二年，“（建武）二年正月，初制郊兆于洛阳城南七里，依鄗。采元始中故事。为圆坛八陛……”^[26]此处我们无法也无须考证高宗南郊如何效法光武“旧礼”的具体情形。高宗君臣看重的，并非光武“旧礼”的“细节”，而是光武故事本身所蕴含的“中兴”意义。在此，“光武故事”已变成“中兴”的同义词。

帝王南郊，彰显君权神授。高宗南郊，“冀昊天之所予”，这是其与传统帝王南郊一致的地方。高宗南郊的特殊之处，在于有意加入“光武故事”这一新要素，使其表明奉天承运的同时，还向天下郑重宣示，要像光武中兴一样再造宋祚，“共宏恢复之功”。特殊的郊祀仪式，有着为新政权树立新形象的深意。

即位、改元与南郊，是帝制时代最引人注目的国家仪式。对特殊情势下即位的赵构来讲，这些仪式需精心编排。故以何种方式和参照哪个“先例”来表演，就显得尤为重要。将传统政治仪式与“光武故事”巧妙糅合，是高宗君臣的重要发明。作为前朝旧例和重要思想资源的“光武故事”，是高宗即位之初争衡天下政治宣传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传统仪式中，高宗君臣有意添加了效法光武的解读，进而赋予这些仪式“中兴”的时代含义，对身处危局的民众具有精神激励和舆论动员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