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从建国初就十分重视京师粮仓管理，并对仓场官吏的舞弊行为予以严惩。建隆二年（961年）七月，薛勋因“坐监常盈仓，不能御辖所部，用斗稍重，为觇者所捕，下狱伏罪”，太祖“怒而黜之，弃仓吏于市”。^[60]开宝三年（970年）十一月，“右领军卫将军石延祚坐监仓与吏为奸赃，弃市”。^[61]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年）七月，因“坐分掌太仓，吏重入民租，失察举”，宋廷“诏免右监门卫将军范从简、率府率宋廷信、太子洗马张若讷、卫尉寺丞刘光序等官”，斩永丰仓持量者张遇儿等八人。^[62]以上诸例说明太祖、太宗时期，宋廷对仓官吏的贪赃枉法予以重罚，目的在于革除五代旧弊，为新政权建立良好的仓场管理秩序。这些整治措施确实起到了巨大的震慑作用。然而仓场库务等管理钱物之所，只要管理上稍有松懈，监督稍有不力，再加人性的贪婪，官吏的腐化便极易滋生。因此，在宋太祖、太宗以后的岁月中，仓场官吏的舞弊行为依然发生，而打击也从未停止过。

太宗端拱以后，因汴京的漕粮输入量大增，仓场事务繁多，宋廷仓场使用了大量胥吏、役人经办仓场事务，这就使得更多的贪官赃吏有更多的可乘之机。再者，自太宗末年以后，因赃罪而处死的事例逐渐减少，获宽减的事例渐多。如仁宗时，苏舜钦言：“本朝自祥符以来，一用宽典，吏有奸赃狼藉，未尝致于深刑。”^[63]此后官员因赃处死者几乎不见记载，打击的力度已不如太祖、太宗时期。因此，仓场管理人员的贪赃、受赇之风日盛。(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