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西採访底本》的8幅附图比较客观地反映了当时安西州州城建筑布局及外观形象,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安西州对传统建筑风格的继承。除《文昌宫图》和《龙王庙图》外,其他6幅图都具有很严格的对称性,图中南北中轴线上依次坐落着建筑物,主次相当严格,两侧之建筑物呈对称坐落。即使是《文昌宫图》中的两座建筑物也南北相对坐落在中轴线上。
这些附图比较客观、全面地为后人了解当时安西州的情况提供了第一手的资料,特别是“同治兵乱”以后安西州建筑的复原情况。志中《城池》《公署》《兵防》三节多言“攻陷卫署”“民居悉为灰烬”“屡遭兵燹”“片椽皆无,惟存瓦砾”“所有安西营属老案卷宗全被贼焚”等,可见“同治兵乱”对当时当地之巨大消极影响。后来在此任职者不断加筑修复,至修此志时已卓有成效,故而今日我们得见“同治兵乱”以后安西州建筑的复原情况[23]。
附图体现着晚清行政体系的变化,如《州吏目署图》上的“巡警局”。检视志文,并没有关于巡警局的资料,但是在前面的附图却上出现了,这是当时行政体系发生变化的最好证明。张令瑄评价此志“大部传抄《乾隆肃州新志》,而于近事记述甚少,盖因同治兵资,公私文档尽毁,其于政事、人物、文献全部缺略,尤为可憾。此固边地事少、草草成册,应征之作也。其后张锡麒修辑新志,则较此录为完备”。[24]从张令瑄的评价我们可以看出这是“应征之作”,大部分传抄了《乾隆肃州新志》,而对于志文前面的附图则是后来做“採访”的时候新绘制的,因而出现了“巡警局”。《清史稿》卷119《职官志六》记载:“光绪三十年,设巡警部,置尚书,左、右侍郎,左、右丞,参议,各一人。”[25]然据各家考证,中央巡警部的设置实为光绪三十一年九月十日(1905年10月8日),[26]而京师内、外城巡警总厅设置时间则是在光绪三十二年间,所以安西州“巡警局”的设立当在光绪三十二年以后。(www.daowen.com)
依据《安西採访底本》封面之“宣统元年闰二月十四日到”之红色木戳可判定此志之修纂下限,志文中“国朝”“本朝”“京师”等敬词抬头表明其属清人修纂无疑,志文《兵防》节“光绪五年”只能说明此志记事之最晚,而附图中“巡警局”则将此志修纂之时代限定于光绪三十二年以后,至宣统元年修完,抄录成“清抄本”。诚如张国淦先生所言:“若进而论方志之义例,则图经者当为方志之正鹄。古之言地理者,重在地事;言地事者,重在地图。”[27]志文中没有出现的资料,在前面的附图上出现了,这也充分说明了方志附图对于方志文本的补充作用,可以弥补史料之不足,具有保存史料的重大价值,也为我们判定这部方志的时代提供了信息。
“安西採访底本”六字有着强烈的时代背景,“安西”界定了其时代,“採访”说明了它的材料来源,“底本”说明它不是正式的文本。“修志首务,在使材料充实”,而“方志材料,其来源不外三宗:一曰实际调查,二曰档案整理,三曰群书採录”[28]。要修撰一部好的方志,必须有足够的材料,而安西因为“同治兵乱”,所有的文案卷宗全被焚毁,就连儒学署都被焚毁了。如此,安西州若要修撰一部志书,其材料只能是“实际调查”了,派人到各地去访问风俗,重新搜集。各种材料汇编成清抄本送交县衙存档,因为还不是正式的志书,所以在命名上用了“底本”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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