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丙坤

【作者简介】秦丙坤，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学术界关于“法华经”版本与传译的研究，有梁启超、季羡林、杨富学等中国学者，及岩本裕、辛岛静志、菅野博史等日本学者的探讨与考证。其中的梁启超《佛典之翻译》中对“法华经”前后不同版本的翻译情况做了介绍，提到了支谦译的《佛以三车唤经》，支疆梁接译的《法华三昧经》，鸠摩罗什译的《妙法莲华经》，崛多、笈多合译的《添品妙法莲华经》。^[1]菅野博史的《日本对中国法华经疏的研究》介绍了日本学者对中国《法华经》疏，尤其是对智顗的《法华文句》《法华玄义》、竺道生的《妙法莲华经疏》等的研究。^[2]季羡林、杨富学、岩本裕等则多侧重对梵文本及各种域外文本的考察。季羡林《论梵本“妙法莲华经”》主要通过对梵文本《法华经》不同抄本之间的俗语、读音、方言、文法特征等的考察，认为《法华经》是从印度东部传到西北部，再传到中亚以及中国和日本。^[3]岩本裕的《梵语〈法华经〉及其研究》把“法华经”梵文原典流传的版本分为尼婆罗本、吉尔吉特本、中亚本三种，认为“法华经”的汉译本中包括全译和抄译有16次之多，对《正法华经》《妙法莲华经》《添品妙法莲华经》的异同做了初步探讨，并对梵文本《法华经》在印度的形成、经过做了考证。^[4]杨富学的《〈法华经〉胡汉诸本的传译》对印度“法华经”的形成进行了概述，并结合域外馆藏版本状况，侧重对喀什梵文本写卷、于阗语译本、回鹘文写本、西夏文译本等进行了研究。^[5]

这里侧重对佛教经藏中的汉文本“法华经”不同版本形态进行考察。岩本裕所说的16次翻译包括了情况繁纷复杂的全译和抄译，为了头绪清楚，这里主要对季羡林所列的比较重要的八次翻译进行较为细致的考察和比较。

季羡林先生在《论梵本“妙法莲华经”》一文据日本学者南条文雄的说法列出这部经的内容前后有八个译本，即“第一译（缺），‘佛以三车唤经’一卷，吴月支优婆塞支谦译；第二译（缺），‘法华三昧经’六卷，吴外国三藏支强良接译；第三译（缺），‘萨芸芬陀利经’六卷，西晋三藏竺法护译；第四译（存），‘正法华经’十卷，西晋月支国三藏竺法护译；第五译（存），‘萨昙分陀利经’一卷，失译人名今附西晋录；第六译（缺），‘方等法华经’五卷，东晋沙门支道根译；第七译（存），‘妙法莲华经’八卷二十八品，或七卷，姚秦龟茈国三藏法师鸠摩罗什奉诏译；第八译（存），‘添品妙法莲华经’七卷二十七品，或八卷，隋天竺三藏阇那崛多共笈多译”，并指出，另外还有许多节录的译本，这是较为重要的八次翻译。^[6]

这八次翻译之中就有第一译、第二译、第三译、第六译四次翻译都已经佚失。考察经目著录，隋代费长房《历代三宝纪》载，“《佛以三车唤经》一卷，出《法华经》”，^[7]智升《开元释教录》卷十四指出，此经“出《法华经》中异译，应是《譬喻品》”，^[8]道宣的《大唐内典录》卷二、静迈的《古今译经图纪》卷一、圆照的《贞元新定释教目录》卷三都有收录。以上情况可以表明，《佛以三车唤经》是“法华经”《譬喻品》内容的译本。佛典所录的“法华三昧经”有两种，其一为一卷本《佛说法华三昧经》，南朝宋智严译，被认为是“法华支流”“法华支派”，梁代僧祐说是“新集所得，今并有其本，悉在经藏”，其内容并不与“法华经”内容相当；其二为六卷本《法华三昧经》，三国时支强良接译，梁代就已“目录缺经，未见经文”。^[9]季羡林先生所指的“第二译”为后者。《历代三宝纪》《大唐内典录》《古今译经图纪》《大周刊定众经目录》《开元释教录》《贞元新定释教目录》等都有著录。^[10]由于佛经已经佚失，现在无法确定其内容是“法华经”的哪些部分，不过，僧祐称其为“《正法华三昧经》六卷”，并自注“疑即是《正法华经》之别名”，^[11]然而，这种“以疑出注”的方式是无法给出确论的，所以梁启超就以第一译和第二译“皆不见于《祐录》，疑皆赝品”。^[12]

第三译的“萨芸芬陀利经”六卷，僧祐《出三藏记集》载“旧录有《萨芸分陀利经》，云是异出法华，未详谁出，今阙此经”。^[13]在《历代三宝纪》《大周刊定众经目录》《开元释教录》《贞元新定释教目录》等佛经目录文献中都有著录，译主都归于竺法护，^[14]智升《开元释教录》的记载最具代表性，“《萨芸芬陀利经》六卷”，并自注“太始元年译，见竺道祖《晋世杂录》第二，《出隋录》云萨昙芸者恐误，佑录中无”。^[15]据经目文献所载，五卷本《方等法华经》的最早著录是竺道祖的《晋世杂录》，《历代三宝纪》就著录说“《方等法华经》五卷，咸康元年译”，“成帝世，沙门支道根出，并见竺道祖《晋世杂录》”。^[16]竺道祖生活在东晋时期，卒于元熙元年，深得慧远器重，《高僧传》载“道流撰诸经目未就，祖为成之”。^[17]《大唐内典录》《古今译经图纪》《大周刊定众经目录》《开元释教录》《贞元新定释教目录》等都有著录。^[18]关于本经内容，武周时明佺《大周刊定众经目录》卷二载，据“萧梁代《宝唱录》云……《妙法莲华》《三昧芬陀利》《方等法华》同本别译”，^[19]同是“法华经”的经体内容。

现存的四部是第四译《正法华经》、第五译《萨昙分陀利经》、第七译《妙法莲华经》和第八译《添品妙法莲华经》。《正法华经》十卷是现今所存最早的完整译本，《出三藏记集》载“《正法华经》十卷二十七品，旧录云《正法华经》或云《方等正法华经》，太康七年八月十日出”，^[20]所收录的《正法华经记》中说，“敦煌月支菩萨沙门法护，手执胡经，口宣出正法华经二十七品，授优婆塞聂承远，张仕明、张仲政共笔受”，“九月二日讫，天竺沙门竺力，龟兹居士帛元信共参校”。^[21]十卷本《正法华经》在隋唐众多经录中都有著录，这些著录大都依据聂道真的《众经录目》。据佛教史传载，聂道真为聂承远之子，竺法护除译经外还曾撰《众经录目》收录自己的译经，聂承远父子帮助译经和整理佛经目录，聂道真更是在此基础上又撰《众经录目》，所以收录竺法护的译经缜备翔实，多被后来的经目学家所宗承。一卷本《萨昙分陀利经》被诸经目录归入失译经类，但是也有典籍认为是竺法护所译，如《法华经传记》就说“古录竺法护译”，不过又指出“唐朝录者附失译录”。^[22]关于本经内容，隋法经《众经目录》中著录“萨昙分陀利经一卷，是《法华经》《宝塔品》少分及《提婆达多品》”，并说“是法华经别品殊译”。^[23]由于是失译经，并且曾经收录本经的道安经录中也没有标明时代，所以译经时间很难确定，《开元释教录》就著录说“梁僧佑录云，安公录中失译经”，“安既不标时代，今且附于晋末”，也是以没有准确凭依的推测来暂做结论的，《大正藏》中收录全文，也就以“失译人名，今附西晋录”这样的文字列于经题之下了。^[24]《添品妙法莲华经》是隋仁寿元年南天竺的达摩笈多和北天竺的阇那崛多二法师，“因普曜寺沙门上行所请”，^[25]于大兴善寺重勘各本而共同翻译的经文。本经品数在出经前序中已做过明言，“虽千万亿偈，妙义难尽，而二十七品，本文且具”，^[26]所以著录无差异，《开元释教录》解释说“《宝塔》《天授》连之为一故二十七”，^[27]但卷数却不统一。《开元释教录》载“《妙法莲华经添品》七卷，或八卷”，^[28]而《佛祖统纪》则径称笈多和崛多“于大兴善寺重译法华为八卷，名曰添品”，^[29]不过，经录一般著录为七卷，与今《大正藏》所收卷数相同。

与《正法华经》《萨昙分陀利经》《添品法华经》一样流传至今，并且影响更为广泛深邃的是《妙法莲华经》。据道宣所述，“东晋安帝隆安年中，后秦弘始，龟兹沙门鸠摩罗什次翻此经，名妙法莲华”，^[30]因为前有竺法护翻译的《正法华经》，所以道宣说“次翻”，僧叡参加了助译工作，鸠摩罗什“于草堂寺共三千僧，手执旧经而参定之”时，“有僧叡兴甚嘉焉，什所译经叡并参正”。^[31]关于卷数，僧祐《出三藏记集》载“鸠摩罗什出新《妙法莲华经》七卷”，费长房《历代三宝纪》，法经、彦悰、静泰各自撰写的三部《众经目录》，静迈《古今译经图纪》，明佺《大周刊定众经目录》等经录文献都同此说。^[32]道宣《大唐内典录》没有著录确定卷数，而是说“《妙法莲华经》七卷或八卷”，^[33]智升《开元释教录》卷四中说“《妙法莲华经》八卷”，并解释“僧祐录云新《法华经》初为七卷，二十七品，后人益《天授品》成二十八”，而到了卷十一又说“《妙法莲华经》八卷二十八品，或七卷”，^[34]圆照《贞元新定释教目录》也沿袭这种先说“八卷”后说“八卷或七卷”的说法，今存《妙法莲华经》在经藏中为七卷二十八品。

由于提倡“会三归一”“开权显实”和宣传法华信仰，致使《法华经》有“功德弘远，莫可涯涘”的赞誉和“诸经中王”的称号，^[35]所以经本翻译也繁富纷杂，除了这八次翻译之外的部分品节篇章都有另译本流传，如其中的《宝塔品》《提婆达多品》和《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就屡有单品译本传续。八次翻译中《佛以三车唤经》一卷（已佚）和《萨昙分陀利经》一卷（现存）被认为内容不足，剩下的六次翻译译本屡被佛经目录，如《开元释教录》卷十四、《贞元新定释教目录》卷二十四等，著录为“三存三缺”。^[36]这“三存”的译本分别是竺法护译的《正法华经》、鸠摩罗什译的《妙法莲华经》、阇那崛多和达摩笈多共译的《添品妙法莲华经》，经目撰述称“同本异译”，称“异译”当然没有问题，但是称为“同本”却颇存问题，因为《添品妙法莲华经》出经前序中就说：

昔敦煌沙门竺法护，于晋武之世，译《正法华》；后秦姚兴，更请罗什译《妙法莲华》。考验二译，定非一本，护似多罗之叶，什似龟兹之文，余捡经藏，备见二本，多罗则与《正法》符合，龟兹则共《妙法》允同。^[37]

这里明明白白地表述了竺法护和鸠摩罗什译本依据的底本，前者为多罗叶本，后者为龟兹本，不但如此，还检括经藏，亲见两个底本。关于“三存”译本内容的比对，序文又说道：

护叶尚有所遗，什文宁无其漏，而护所阙者，《普门品》偈也；什所阙者，《药草喻品》之半，《富楼那》及《法师》等二品之初，《提婆达多品》《普门品》偈也。什又移《嘱累》在《药王》之前。二本《陀罗尼》，并置《普门》之后，其间异同，言不能极。窃见《提婆达多》及《普门品》偈，先贤续出，补阙流行，余景仰遗风，宪章成范。……大隋仁寿元年辛酉之岁，于大兴善寺，重勘天竺多罗叶本，《富楼那》及《法师》等二品之初，勘本犹阙，《药草喻品》更益其半，《提婆达多》通入《塔品》，《陀罗尼》次《神力》之后，《嘱累》还结其终，字句差殊，颇亦改正。^[38]

当然这是《添品妙法莲华经》译者的一面之词，评判三种翻译版本的优劣和内容取舍的恰切度并非如此简单，这从后世鸠摩罗什译本仍然大行于世而崛多共笈多译本作为后出者影响却没有超越前者的状况就可以得到很大启示。不过，这篇序文提供的线索却可以帮助我们确切考察三种译本的版本状态。

岩本裕的《梵语〈法华经〉及其研究》、杨富学的《〈法华经〉胡汉诸本的传译》等都对这段经序的内容给以相当的关注。如前者说，“《添品法华》依《妙法华》之译文，依校勘本补足了《妙法华》的不足部分，将《提婆达多品》编入了《宝塔品》中，调换了《陀罗尼品》和《瞩累品》的位置”；^[39]后者说，“拿罗什本与竺法护《正法华》相比较，前者所缺内容甚多。例如《正法华》的《药草品》后半部曾讲到菩萨修行的归宿是‘成就平等法身’，罗什本未译；《正法华》中的《五百弟子授记品》《法师品》，罗什本仅译了后半部分，《提婆达多品》和《普门品》末尾的偈颂等内容也都付之阙如；《正法华》的最后一品《嘱累品》在罗什译本中成了第二十二品”。^[40]

不过，对于文句的不同理解往往造成不同的判断结果，这在学术界版本考证的领域不乏实例，所以有必要对《添品妙法莲华经》出经前序的部分文句予以更为详细和深入的考察。（1）“……《提婆达多品》《普门品》偈也”是指什译本缺少这两品的偈颂，而不可理解为“《提婆达多品》，《普门品》偈也”，因为放在原文中如果标点不正确的话，很容易造成认为《提婆达多品》中混入了《普门品》偈颂的误会，下文说“窃见《提婆达多》及《普门品》偈，先贤续出，补阙流行，余景仰遗风，宪章成范”，是说由于这二品偈颂的缺失，后人有所续补，正好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了这一理解；（2）“……《富楼那》（即《五百弟子授记品》）及《法师》等二品之初，《提婆达多品》《普门品》偈也”在原文中也不可理解为《富楼那》和《法师》“二品之初”的文字分别是后面《提婆达多品》和《普门品》的偈颂，而应该理解为这两品的开始部分文字有所缺失，这在下文交代勘订版本状况的表述“《富楼那》及《法师》等二品之初，勘本犹阙”中可以找到对应。再次，崛多共笈多对内容进行了补缺和调整，序文中说“重勘天竺多罗叶本”，“多罗叶本”是竺法护译《正法华经》的底本；说“《富楼那》及《法师》等二品之初，勘本犹阙”，表明勘本是鸠摩罗什译的《法华经》或底本“龟兹本”；又说“《药草喻品》更益其半，《提婆达多》通入《塔品》，《陀罗尼》次《神力》之后，《嘱累》还结其终”是对经文顺序的调整，这里表述的顺序符合现行的《添品妙法莲华经》。

那么，调整的依据是什么呢？显然不是“龟兹本”，关于“多罗叶本”，“二本《陀罗尼》，并置《普门》之后”也指出了“多罗叶本”顺序的失当，这里的表述不是很明朗的，真成了序文中所说的“其间异同，言不能极”。岩本裕在《梵语〈法华经〉及其研究》一文中开列了三种梵语原典体系，即“泥婆罗本”“吉尔吉特本”和“中亚本”，三种译本可以对号入座地归入相应的原典系统：鸠摩罗什译本因为以“龟兹本”为底本，所以“《妙法莲华经》的原典亦应归入中亚本这一系统”；“《正法华》由敦煌出生的月支人后裔竺法护据历游西域时所得该经‘胡本’所译”，“此言‘胡本’为何地传本不得而知，但得自中亚某地似无疑义”，意思是也应归入“中亚本”；“《添品法华》依《妙法华》之译文，依校勘本补足了《妙法华》的不足部分，将《提婆达多品》编入了《宝塔品》中，调换了《陀罗尼品》和《嘱累品》的位置，其结果与现行泥婆罗传本相一致。也就是说，《添品法华》译出时所用校勘本与现行泥婆罗本为同一形式，换言之，为同一系统的原典”。该文还依照“泥婆罗本”的章节列出了与《正法华经》分《法华经》的顺序对照表，颇具说服性。^[41]

但是，这种依照“泥婆罗本”以《添品妙法莲华经》来规范其他版本的做法，即使达到了“真”的标准却未必能够“尽善”，朱封鳌、韦彦铎的《中华天台宗通史》中就指出了佛学界对《添品妙法莲华经》的不满：

当时及后来的法华论师对这个译本却极为不满意。他们认为：首先罗什本《药草喻品》中所未译出的内容，乃是属于枝蔓横生的重复内容，应当删除；其次，有关提婆达多的内容与《见宝塔品》中的内容，主旨各异，不应合成一品；其三，《陀罗尼品》与《如来神力品》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因此，变换次序，也没有必要；其四，《嘱累品》移置于全经的结尾，其他经是如此，对《法华经》来说，为了显示其威力之大，《嘱累品》以下，叙五大菩萨皆为此经化他流通：“《药王》以苦行乘乘，《妙庄严》以誓愿乘乘，《普贤》以神通乘乘。作此解着，于化他流通义便也。”（智者：《法华文句·药王菩萨本事品》）唐代湛然在《法华文句记》中，更提出“八不可”的说法。因此，总的说，由于罗什译的《妙法莲华经》已深入人心，《添品妙法莲华经》的译本，基本上未被人们所接受。^[42]

一般来说，佛教经典的流传靠的是佛学义理与中国思想的可融合性，而不是靠版本是否符合原典的样态和义理是否忠于原初的思想，印度佛学在中国并没有按照原来的理路发展，阵容庞大的唯识宗也没有在中国站住脚跟，都说明了这个道理，什译《法华经》的译本与其他两个译本相比会显示出内容不够全面，但意脉贯通、文气畅顺的优点却使它很好地表述了“会三归一”的佛学义理，符合大乘佛学在中国发展的趋势，使它的流行成为必然。

（原刊于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编《项楚先生欣开八秩颂寿文集》，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

【注释】

[1]梁启超：《佛典之翻译》，载《佛学研究十八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257-258页。

[2]〔日〕菅野博史：《日本对中国法华经疏的研究》，载《世界宗教研究》2000年第2期。

[3]季羡林：《论梵本“妙法莲华经”》，载《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北京：人民出版社，1857年，第24-30页。

[4]〔日〕岩本裕：《梵语〈法华经〉及其研究》，载《敦煌研究》1994年第4期。

[5]杨富学：《〈法华经〉胡汉诸本的传译》，载季羡林、饶宗颐主编：《敦煌吐鲁番研究》卷3，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3-43页。

[6]季羡林：《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24-25页。

[7]〔隋〕费长房：《历代三宝记》卷5，载《大正藏》卷49，台北：佛陀教育基金会，1990年，第58页。

[8]〔唐〕智升：《开元释教录》卷14，载《大正藏》卷55，台北：佛陀教育基金会，1990年，第629页。

[9]〔梁〕僧祐：《出三藏记集》卷4，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180页。

[10]分别见费长房《历代三宝纪》卷5，道宣《大唐内典录》卷2，静迈《古今译经图纪》卷1，明佺《大周刊定众经目录》卷2，智升《开元释教录》卷2，圆照《贞元新定释教目录》卷3，《大正藏》卷49、卷55，台北：佛陀教育基金会，1990年，第56、227、352、385、491、788页。

[11]〔梁〕僧祐：《出三藏记集》卷4，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181页。(www.daowen.com)

[12]梁启超：《佛典之翻译》，载《佛学研究十八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257页。

[13]〔梁〕僧祐：《出三藏记集》卷2，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67页。

[14]分别见费长房《历代三宝纪》卷6，明佺《大周刊定众经目录》卷2、卷13，智升《开元释教录》卷2，圆照《贞元新定释教目录》卷3，《大正藏》卷49、卷55，台北：佛陀教育基金会，1990年，第62、385、443、495、792页。

[15]〔唐〕智升：《开元释教录》卷2，载《大正藏》卷55，台北：佛陀教育基金会，1990年，第495页。

[16]〔隋〕费长房：《历代三宝纪》卷7，载《大正藏》卷49，台北：佛陀教育基金会，1990年，第69页。

[17]〔梁〕慧皎《高僧传》卷6，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238页。

[18]分别见道宣《大唐内典录》卷3，静迈《古今译经图纪》卷2，明佺《大周刊定众经目录》卷2，智升《开元释教录》卷3，圆照《贞元新定释教目录》卷5，《大正藏》卷55，台北：佛陀教育基金会，1990年，第244、356、385、503、800页。

[19]〔唐〕明佺：《大周刊定众经目录》卷2，载《大正藏》卷55，台北：佛陀教育基金会，1990年，第385页。

[20]〔梁〕僧祐：《出三藏记集》卷2，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32页。

[21]〔梁〕僧祐：《出三藏记集》卷8，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305页。

[22]〔唐〕僧详：《法华传记》卷1，载《大正藏》卷51，台北：佛陀教育基金会，1990年，第52页。

[23]〔隋〕法经：《众经目录》卷1，载《大正藏》卷55，台北：佛陀教育基金会，1990年，第120页。

[24]参见《大正藏》卷9，台北：佛陀教育基金会，1990年，第197页。

[25]参见《添品妙法莲华经序》，载《大正藏》卷9，台北：佛陀教育基金会，1990年，第134页。

[26]参见《添品妙法莲华经序》，载《大正藏》卷9，台北：佛陀教育基金会，1990年，第134页。

[27]〔唐〕智升：《开元释教录》卷7，载《大正藏》卷55，台北：佛陀教育基金会，1990年，第548页。

[28]〔唐〕智升：《开元释教录》卷7，载《大正藏》卷55，台北：佛陀教育基金会，1990年，第548页。

[29]〔宋〕志磐：《佛祖统纪》卷39，载《大正藏》卷49，台北：佛陀教育基金会，1990年，第361页。

[30]〔唐〕道宣：《妙法莲华经弘传序》，载《大正藏》卷9，台北：佛陀教育基金会，1990年，第1页。

[31]〔唐〕靖迈：《古今译经图纪》卷3，载《大正藏》卷55，台北：佛陀教育基金会，1990年，第359页。

[32]分别见僧祐《出三藏记集》卷2，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49页；《历代三宝纪》卷八，《法经录》卷1，《彦悰录》卷2，《静泰录》卷2，《古今译经图纪》卷3，《大周刊定众经目录》卷2，《大正藏》卷49、卷55，台北：佛陀教育基金会，1990年，第77、117、156、189、359、385页。

[33]〔唐〕道宣：《大唐内典录》卷6，载《大正藏》卷55，台北：佛陀教育基金会，1990年，第286页。

[34]分别见智升《开元释教录》卷4、卷11，载《大正藏》卷55，台北：佛陀教育基金会，1990年，第512、591页。

[35]分别见《御制大乘妙法莲华经》序，《妙法莲华经》卷6，载《大正藏》卷9，台北：佛陀教育基金会，1990年，第1、54页。

[36]分别见智升《开元释教录》卷14，圆照《贞元新定释教目录》卷24，载《大正藏》卷55，台北：佛陀教育基金会，1990年，第628、962页。

[37]参见《添品妙法莲华经序》，载《大正藏》卷9，台北：佛陀教育基金会，1990年，第134页。

[38]参见《添品妙法莲华经序》，载《大正藏》卷9，台北：佛陀教育基金会，1990年，第134页。

[39]〔日〕岩本裕：《梵语〈法华经〉及其研究》，载《敦煌研究》1994年第4期，第119页。

[40]杨富学：《〈法华经〉胡汉诸本的传译》，载季羡林、饶宗颐主编：《敦煌吐鲁番研究》卷3，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9页。

[41]〔日〕岩本裕：《梵语〈法华经〉及其研究》，载《敦煌研究》1994年第4期，第117-124页。

[42]朱封鳌、韦彦铎：《中华天台宗通史》，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年，第40-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