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五年（200年），官渡之战爆发。双方经过一些小规模的接触后，战争进入相持的关键阶段，哪方如有稍稍松懈，便会有全局崩溃的危险。正当曹操粮草不继、局势恶化而一筹莫展的时候，他的命运由于士人的策划而发生了转变，从而走上了辉煌；也使心高气傲、志在必得、心飘云端的袁绍沉重地落入万丈深渊，美梦破裂，使其始料不及。

当曹操和袁绍相持，曹操几乎坚持不下去了的时候，是荀彧给曹操分析形势并鼓舞曹操，让曹操等到了战机。建安五年（200年）九月，“绍射营中，矢如雨下，行者皆蒙楯，众大惧。时公粮少，与荀彧书，议欲还许。彧以为：‘绍悉众聚官渡，欲与公决胜负。公以至弱当至强，若不能制，必为所乘，是天下之大机也。……夫以公之神武明哲而辅以大顺，何向而不济！’公从之”。^[48]《资治通鉴》记载荀彧说：“公以十分居一之众，画地而守之，扼其喉而不得进，已半年矣。情见势竭，必将有变。此用奇之时，不可失也。”“操从之，乃坚壁持之。”^[49]从这两处记载看来，此时曹操心里实在是没底，已经难以再坚持了。他自己知道袁绍的实力远远大于自己，于是想撤军，并在困顿之际征求了荀彧的意见，而荀彧坚决反对曹操退兵，他的分析非常精彩、透彻。正是这段精彩的分析，才使得曹操无序的心稳定了下来。更重要的是，荀彧的分析、鼓励改变了曹操对官渡之战形势的态度——“更起臣心”^[50]，从而也改变了整个战场的形势。

荀彧一心匡扶汉室，为曹操出谋划策，屡屡使曹操逢凶化吉、转危为安，曹操的强大，他可以说是首功，荀彧卓越的功勋得到曹操充分的肯定。建安十二年（207年），曹操又增加荀彧封邑一千户，共计二千户，并在上表中这样说：

“昔袁绍侵入郊甸，战于官渡。时兵少粮尽，图欲还许，书与彧议，彧不听臣。建宜住之便，恢进讨之规，更起臣心，易其愚虑，遂摧大逆，覆取其众。此彧睹胜败之机，略不世出也。及绍破败，臣粮亦尽，以为济北未宜图也，欲南讨刘表，彧复止臣，陈其得失，臣用反旆，克平四州。向使臣退于官渡，绍必鼓行而前，有倾覆之形，无克捷之势。后若南征，委弃兖、豫，利既难要，将失本据。彧之二策，以亡为存，以祸致福，谋殊功异，臣所不及也。”荀彧辞让封邑，曹操还说：“君之策谋，非但所表二事。……况君密谋安众，光显于孤者以百数乎！”^[51]曹操称荀彧在官渡之战中“更起臣心”“以亡为存”“光显于孤者以百数”，承认荀彧的策略对他是何等的生死攸关，充分肯定了荀彧的功劳。“谋殊功异，臣所不及也”，曹操也承认自己不如荀彧。作为当事人，曹操这些事后的评论是比较客观的。观此评论，可以说，曹操统一北方，荀彧之功也。而荀彧之所以辅佐曹操，与“挟天子以令士人”不无关系。

建安十二年（207年），在曹操取得统一北方的巨大成就后，曹操下令说：“吾起义兵诛暴乱，于今十九年，所征必克，岂吾功哉？乃贤士大夫之力也。”^[52]曹操在战胜袁绍后并没有以功自居，而是主动承认之所以取得胜利，是因为士人的活动。曹操的这一次下令，也是在宣布其“挟天子以令士人”已经取得了成功。

田余庆在《秦汉魏晋史探微》中写到官渡之战前曹操的困境时说，袁绍陈兵官渡；刘备在徐州叛变；豫州骚动；许、蔡以南的郡县都降袁绍；许下的官员和军中的将领多同袁绍通信息；徐州东海的豪族昌豨叛变；关中诸将鼠首两端；田丰说袁绍、刘备说刘表乘虚袭许，孙策也秘密做袭许准备；人民群众向北流徙；汝南黄巾军反曹，“情况真是千钧一发”，“在这个时候，曹操手里只有两张可用的牌，一张是官渡前线数量不多的军队，一张是没有叛变的一批名士和豪族。……派名士何夔作谯郡的城父令，陈群作酂令，谯郡其他各县也都由名士镇服。”^[53]袁绍军队上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所以从当时的情况来看，笔者以为，官渡前线数量不多的军队并不是解决曹操困境的关键因素，最关键的因素是“名士”的向背，即士人的去留。此时曹操手中的汉献帝起了极大的作用，即“挟天子以令士人”。在此“令”之影响下，名士为曹操稳定仅有的后方基地，田豫、贾翊、桓阶等人为曹操消除了部分军事对手、消减了曹操的军事压力，荀彧为曹操出谋划策、运筹帷幄，而这些都是决定官渡之战胜负的关键因素。由此可见“挟天子”对汉魏之际历史发展影响之至深至远。

荀彧不仅自己为匡佐汉室而给曹操献计献策、运筹帷幄，他还举荐了大量的旷世人才，为曹操举荐了大量得力的士人，这些士人为曹魏政权的稳定、巩固发挥了重要作用。曹操充分利用这些士人在社会上的威望稳定地方局势、恢复地方农业生产、发展地方经济、弘扬文化。士人在地方上的活动为曹魏政权的稳固奠定了社会基础。(www.daowen.com)

“天子拜太祖大将军，进彧为汉侍中，守尚书令。常居中持重，太祖虽征伐在外，军国事皆与彧筹焉。太祖问彧：‘谁能代卿为我谋者？’彧言：‘荀攸、钟繇。’先是，彧言策谋士，进戏志才。志才卒，又进郭嘉。”^[54]“（荀彧）前后所举者，命世大才，邦邑则荀攸、钟繇、陈群，海内则司马宣王，及引致当世知名郗虑、华歆、王朗、荀悦、杜袭、辛毗、赵偃之俦，终为卿相，以十数人。”曹操也说：“二荀令之论人，久而益信，吾没世不忘。”^[55]从以上史料可以看出，荀彧为曹魏举荐了大批旷世之才，对曹操的强大及汉魏之际的历史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荀彧举荐的人士后来构成曹魏政权的上层骨干。”^[56]

荀彧所举荐这些的士人，不仅是曹操的得力谋士，更是如杜畿一样的士人，治理地方，为稳定曹魏政权奠定了基础。“曹操谓荀彧曰：‘……当今河东，天下之要地也，君为我举贤才以镇之。’彧曰：‘西平太守京兆杜畿，勇足以当难，智足以应变。’操乃以畿为河东太守。……（杜畿）劝耕桑，课畜牧，百姓家家丰实；然后兴学校，举孝廉，修戎事，讲武备，河东遂安。畿在河东十六年，常为天下最。”^[57]观杜畿在河东之措施，皆儒家之措施。士人在地方以儒家的治世理想为目标，关注民生，发展农业，鼓励农桑，减免租税，大兴文化，造福一方。士人的稳定地方、稳定民心、发展经济，对曹操实力增强和政权稳定是极为重要的，对其政权的巩固起到了基础性的作用。“太祖以陈群为酂令，（何）夔为城父令，诸县皆用名士以镇服之，其后吏民稍定。”“海贼郭祖寇暴乐安、济南界，州郡苦之，太祖以夔前在长广有威信，拜乐安太守。到官数月，诸城悉平。”^[58]这些士人“用自己的社会威望来为他（曹操）镇静地方，稳定局势。”^[59]可见士人在地方的活动为曹魏政权的稳定奠定了基础。“魏足智谋之士，昏主用之而不危。故能用人者，可以无敌于天下。”^[60]

荀彧的活动确实为曹操减少了许多后顾之忧，举人得力，稳定地方，出谋划策，运筹帷幄。荀彧对汉魏历史局势的影响，曹操予以充分的肯定。他上表颂荀彧功业时说：“臣自始举义兵，周游征伐，与彧戮力同心，左右王略，发言授策，无施不效。彧之功业，臣由以济，用披浮云，显光日月。陛下幸许，彧左右机近，忠恪祗顺，如履薄冰，研精极锐，以抚庶事。天下之定，彧之功也。”^[61]曹操的评价，并非称颂之词，荀彧确实为曹魏强大与统一北方建立了莫大的功勋，其影响不可谓不深远。正如钱穆先生所论：“然东汉士人正还有一种共遵的道德，有一种足令后世敬仰的精神，所以王室虽倾，天下随乱，而他们到底做了中流砥柱。”^[62]

观曹操之成就，实为士人之功，而士人之功，则乃“挟天子以令士人”之结果。荀彧之所以尽心尽力辅佐曹操者，与“挟天子以令士人”有直接关系。所以当曹操要准备晋爵魏公时，荀彧依然坚定地选择献帝，以死殉道。范晔以为荀彧之死，与阻董昭九锡之议有直接关系，“及阻董昭之议，以致非命”^[63]；陈寿《三国志·荀彧传》记载荀彧的死是“以忧薨”^[64]。可见，荀彧之死，与献帝有莫大关系。“乃论者讥其为操谋篡，而以正论自诡，又岂持平之论哉？彧之智，算无遗策，而其知操也，尤习之已熟而深悉之；违其九锡之议，必为操所不容矣，姑托于正论以自解，冒虚名，蹈实祸，智者不为，愚者亦不为也，而彧何若是？夫九锡之议兴，而刘氏之宗社已沦。当斯时也，苟非良心之牿亡已尽者，未有不测然者也。彧亦天良之未泯，发之不尽耳，故虽知死亡之在眉睫，而不能自已。”^[65]王夫之认为荀彧反对曹操晋爵魏公，是其良心使然，笔者以为其实也是士人骨子里的“道”的观念使然。可见此前荀彧为曹操出谋划策之作为，实为“挟天子以令士人”之结果。

对于“挟天子”的影响，王仲荦先生也做了评价。他说：“自从曹操迎汉帝都许以后，‘挟天子以令诸侯’，不仅使自己的地位高出一切文臣武将，而且此后发号施令或是征伐异己，都用汉帝名义，名正言顺，造成了统治上的极大优势。”^[66]王先生这里指出了“挟天子以令诸侯”显而易见的作用，但是，在实际的征伐过程中，诸侯并不为曹操所用，他们仍然是曹操逐鹿中原的敌手，如四世三公的袁绍；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靠谁或用怎样的策略来攻打众诸侯，这就要落实到具体参与历史活动的历史个体——士人身上来。曹操利用士人心系汉室的心理，“挟天子以令士人”，从而取得士人为曹操出谋划策的效果，这才是“挟天子”所取得的最大成果。不过这个成果相对容易被人忽视。

所以，“挟天子以令士人”取得了士人归曹并为其出谋划策——“以亡为存”、稳定曹操后方、消除曹操敌手、消减军事压力的实际效果，为曹魏的强大和统一北方，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笔者并非是有意夸大“挟天子”的影响，虽然“挟天子”的作用不能绝对化，但“令士人”之影响是不可小觑的。